“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彦……”熟悉的声音与语调，曾陪伴许多听众度过了无数个午间和夜晚。近日，作为上海知名主持人的阿彦正式宣布从电台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为自己三十多年的广播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从电波里那个温润的“人脑点歌台”，到镜头前充满活力的老朋友，阿彦用声音串起了许多上海市民的青春回忆。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我们与原上海东方广播中心主持人阿彦展开对话，听他讲述话筒背后的岁月与温情，以及退休之后的生活打算。
工科生转型主持人，大多数时段节目都主持过
Q新闻晨报：当年你从上海交大材料科学及工程系毕业，作为一名典型工科生，怎么会在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弃理从艺”选择进入广播电台工作？你的大学同学和朋友们如何看待你的职业选择？
A阿彦：我大学毕业后先进入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从事家电产品(当年是冰箱压缩机)生产流水线的设计工作。当时电台一直在面向社会招聘，因为缺人，经前辈推荐我先进入台里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参加招聘考试。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考新闻、中文，相对来说我更容易通过考核。面试、口试都通过后，我先从原单位借调进入电台，之后正式办理干部调动手续，这样就算是进入广播电台工作了。我在交大读的专业是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本属于冶金系下设的专业。当年大家都在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材料科学会迎来大发展，可真正读完才发现，当时国内材料科学的产业落地还不成熟，我们使用的教材甚至还是六十年代的版本，就算学成毕业，到了单位也未必能找到对口的岗位。而且我们毕业那年刚好开始推行“双向选择”就业政策，很多同学都去了和本专业不对口的单位工作，像我这样选择和原专业相距甚远的行业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同学们都觉得可以接受，我们当年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在岗位上发挥作用就可以了。
阿彦在电台办公室（资料图片）
Q新闻晨报：许多听众朋友对你在广播电台主持的音乐节目印象深刻，我这两天在报纸的资料库中查到一条1993年6月1日的开播消息“东方电台《3至5流行世界》今开播 ”，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你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主持过的节目？
A阿彦：要详细梳理这些节目有点困难了。实际上，我在广播电台除了深夜0点到早上6点这一段时间的节目没做过（因为那段节目一直是机器播歌，不需要主持人），从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12点的节目我基本都做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个节目：一个是在东方广播电台刚成立的时候的《天天点播》，因为那个时候责任比较大，需要把这个节目从无到有做出来；第二个是现在仍然在101.7频率里播的《音乐早餐》，当时早间上班路上是没什么节目的，需要用早班节目带动整个频率；《3至5流行世界》也是一个特例，是正大综艺在上海的广播节目，大家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获取很多新资讯，听到很多歌曲，这个节目一共做了九年半。
1993年6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东方电台《3至5流行世界》开播消息 把数据库概念引入音乐节目之中
Q新闻晨报：很多人把你称为传奇“人脑点歌台”，在《天天点播》节目开播初期，没有数字曲库，全靠人工翻找磁带，你是如何做到在短短几秒钟内精准找歌的？
A阿彦：进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之前，我已经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与过《美国午餐音乐》《雀巢咖啡音乐时间》《来自英国的问候》《索尼双十佳》这些以外国音乐为主的音乐节目的编辑，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叫音乐编辑，一个节目是两个人的岗位，就是音乐编辑加上播音员。当时播音员台里采取统一管理，编辑把稿子写好之后去找播音员来播，然后再进行合成，制作完播出，不像现在基本上由主持人一个人自己完成了。我通过整理歌曲目录，已经知道上海地区曾经播过哪些歌曲，一部分是我在台里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另外我在大学期间有一批小伙伴是搞乐队的，勤工俭学期间去外面做演出，这让我有很多机会去接触了解当时普罗大众喜欢听什么歌，我心中有一个大家常听爱听歌曲的框架。
所以我最终能做到半分钟就挑出听众点播的歌曲，是因为我早已经把预判听众喜爱的歌曲整理集中到了专属素材库，而搭建这个素材库，也借助了当时最先进的音频制作技术。《雀巢咖啡音乐时间》的制作人是英国人，也是我的启蒙恩师，他告诉我国外已经出现了可以简化音乐检索的专业设备；刚好电台也购置了这套设备，但其他同事很少使用，我本身就对新技术很感兴趣，便主动学会了整套操作方法。我利用掌握的技术整理汇总歌曲，最终把这500首歌全部按照目录顺序排列，存放在一个差不多手机大小的存储盒中，当时检索起来就已经十分方便了。
那时候听众能接触到的歌曲不多，在我和方舟老师合作制作《天天点播》节目的过程中，我对听众点播曲目的预估准确率能达到99%。正因如此，《天天点播》其实是当时中国大陆第一个运用数据库概念的音乐节目。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我也不知道这种整理方法应该叫数据库，只知道把这些信息梳理清楚，就能很快找到想要的歌曲。久而久之，听众自然而然就把我叫作“人脑点歌台”，但实际上是我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光是把这些歌曲整理集中到那块当年大哥大尺寸的存储空间里，我就花了三五天时间通宵赶工，我大学乐队的几个朋友还来我家接力帮忙，把这些素材拷贝集中，做成了我们自己的数据库。后来节目歌库完成扩容，有了专门的存歌空间，这类整理工作就变成了小事，但节目本身的歌库规模依然不大，大概只有三四千首歌。而我自己家里的曲库，还不算数码文件，就已经存有10万首不重复的歌曲了。
Q新闻晨报：你和方舟在1992年10月28日首创并合作的《天天点播》节目陪伴了上海人33年，成为一代人的“情绪树洞”，主持这档节目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听众故事？
A阿彦：刚开始做《天天点播》的时候，主持人是方舟老师，我作为编辑，岗位分工非常清晰。后来有一次方舟老师生病，其他同事经验不足，一时接不上节目，我就临时顶了一次班；播出之后发现听众对我的接受度还不错，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成了方舟老师的首选代班，以“她为主 我为辅”的模式。
因为我对点歌检索的流程很熟悉，也知道怎么快速找歌，所以我上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就能完成全部工作，方舟老师上节目时我们再配合协作，就能做得更好啦！很多地方方舟老师比我做得更出色，比如她总能说出触动人心的感性内容，声音也极具感染力，这些都是没有经过专业播音训练的主持人比不了的。而且方舟老师自己也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提升，所以我们的节目才能越来越贴合听众的需求。当年还发生过听众热线打得太多，导致附近电话局接线爆线的情况，足以看出节目的热度。那时候广播节目很少请嘉宾，方舟老师有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也有不少听众想要见到她，她就会把这些人请到节目里一起聊天，聊完再播放对方点的歌。所以说，《天天点播》在当年已经把当时的广播技术和节目形态结合得恰到好处，甚至用到了极致，放到现在来看都让人觉得很新鲜，而这种互动模式我们早在当时就已经实践过了。
保持观众黏性，要付出节目之外的额外精力
Q新闻晨报：除了广播节目，您还主持了《天天厨房》等电视节目，电视主持经验的加持对你主持节目带来了哪些影响？
A阿彦：参与《天天厨房》节目其实也是巧合，当时有朋友在有线电视台“生活频道”，他一直是做厨艺类节目，那个时候节目就叫《天天厨房》。后来生活时尚频道重开这个节目，当时给制片人出了一个题，要求他出三个样片，其中的主持人也是不同身份，一个是厨师，一个是家庭主妇，还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制片人就来跟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去帮个忙，我说好。一般情况下，有人来找我帮忙，只要不是完成不了的，我都会去。结果三个样片看下来，频道和制作公司就通知我该去续拍节目了。因为我可以边做菜边介绍，虽然做菜我不能说自己很专业，但是最终看上去还是完成了，同时我也是一个受众已经有接受度的主持人，审样片的时候各方都觉得这比较好，然后就开始合作。
实际上在主持《天天厨房》节目之前，我也参与过电视台其他的一些节目。作为主持人，我需要知道更多的资讯，我要有更多的能力，有机会去试一试即便不成功也没关系，只要最终能学到东西就行，不认可把我打回来没关系的，比如说《欢乐蹦蹦跳》和《新老娘舅》，我都尝试过，但的确都不合适，当时我不能胜任。所以我一直跟年轻人讲，有些事情如果放在你面前了，你不要太犹豫，你去试一试，你试完了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将来怎么发展。如果不去试一试，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得了干不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保持这样的习惯。
Q新闻晨报：应该说，从磁带、CD到流媒体，广播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面对媒介的更迭，你是如何保持节目活力和听众黏性的？
A阿彦：说到保持听众黏性，我可能跟其他主持人会有点不一样，很多主持人不太喜欢和听众玩，这个玩是指比较深度的，不是说平时留个言说个话之类的，就是和听众线下的互动。比如说，我如果跟听众一起聚餐吃饭，我肯定跟他们一样AA制付钱，这也是我平时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对听众来讲，他就会比较能够和你亲近，达到平等交友的状态。另外在这么多年工作当中，我设计过一些和听众能够保持比较长期联系的方式。我们《天天点播》有一个做法，所有的听众只要愿意告知节目组个人生日信息，我们就会登记在听众生日信息库里面。每到他生日的那一天，我们会在节目里主动问候他，他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们会有礼物供他挑选，他如果没听节目的话，我们就寄一张贺卡给他。我后来查下来，这个做法在全国没有其他同行做过，因为确实有点烦，比如说要登记个人信息，然后手写贺卡，开信封，去邮局，还要我们两个主持人自己掏钱买礼物，我自己是通过在阿里巴巴找厂家定制礼物，然后再去寄给他们，最后两年还是我们仙彦组合自己支付邮寄费用。这是我们节目组的承诺，哪怕是倾囊付出，也是不能有二话的。要保持这样的观众黏性，你肯定会为之付出很多自己额外的精力，也不在原本你节目制作内容的时间安排里，就看你自己觉得该怎么去做了。
Q新闻晨报：在33年的主持生涯中，有哪些让您觉得最遗憾的瞬间，又有哪些让您觉得最骄傲、最自豪的时刻？
A阿彦：遗憾这件事情我平时倒不是太在意，因为我一直觉得最好的节目是在第二天，这当中可能是因为个人疏忽的原因节目里会有差错，但这些都是马上可以改正的。最自豪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应该做《音乐早餐》节目，因为它比起《天天点播》节目的创办更为复杂，《天天点播》只是在原来的广播节目基础上增添了一些直播的元素，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它实际上和原来《点歌台》节目主旨类似；只不过《点歌台》是录播，每周播出一次。《音乐早餐》节目在那时候打破了广播音乐节目原有的制作模式，当年的特色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口播新闻。当时第一批两位主持人，我训练了他们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训练，其中读新闻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这个节目是由音乐节目主持人来读新闻，然后在音乐节目当中有很多资讯。以前的资讯都是讲音乐，我们节目的很多资讯已经开始接触社会和民生了，现在很多节目用这种方式都是跟着我们的节目走的。当时节目是从无到有，从0到1，的确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
Q新闻晨报：“阿彦和他的朋友们”是你从2010年3月起主持的一档节目名称，你后来用这个名称开展爱心公益活动，在没有财力支持的情况下，是什么让你能够坚持至今？
A阿彦：“阿彦和他的朋友们”这个节目做了9年，从晚上10点到12点，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听众提出，这个节目很晚，他们听不了多长时间，是否还能有其他一些机会和主持人碰头。我想这挺好，我们就找些东西互动。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互动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太会玩的。正好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当中有不少是听广播的，他们提出去广播电台参观的想法，统计下来大概有120个孩子，然后我就跟听众讲，你们有空可以来电台陪陪孩子们。因为120个孩子分4批来，每批30个人，我一个人是照顾不了的。我们每次招募10位听众，每人带3份礼物送给孩子。活动做下来效果蛮好，我觉得听众很可爱，也很有爱心，这个都是之前没有想过的。过了几天，福利院的孩子们邀请听众去福利院参观，后来听众开始自发去福利院看望这些孩子。时间久了之后，我考虑到不如把这些听众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去开展活动比较稳妥，当然对我而言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就找了22个听众开会，我问大家是否有兴趣，然后他们说可以的，而且说好了，这个事情不能只做一次，要做就做10年，所以这个团队当时的名字就定了下来，叫“《阿彦和他的朋友们》爱心团队”。
退休之后还有很多公益工作要继续做
Q新闻晨报：在9月1日“上海阿彦”这条视频当中，你提到要整理以前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最近在整理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A阿彦：这些整理出来的东西我一直都没扔掉，也不是我刻意去找出来的，都是搬家回家后整理东西时才发现的，其中就有多年前外公留给我的一块表。当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单位，就把这块表放在办公室抽屉的一个铁盒子里，那个铁盒子本来就是用来放家里零散物件的，后来这个盒子被压在了一堆东西下面，一直没被发现。我把这块表送到表店，修表师傅发现它连标识品牌的字样都已经模糊看不清了，好在最终还是修好了，我之后也会一直戴着它。对我来说，我能有今天的人生，外公其实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父母很早就分开了，我11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从小就是外公把我带大的，连我的姓氏也是跟着外公姓的。当时家里有一架母亲从调剂商店买回来的钢琴，让我从小就开始练琴，外公的工资，一大半都付给了钢琴老师，剩下还有一部分用来付数学家教的费用，所以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错。我是1984年参加的高考，那一年的高考数学卷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但我发挥得不错，最后顺利考上了交通大学。后来我一直觉得，一定要多关心福利院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我太能体会他们的童年处境了。我和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幸运来自政府和社会，而我的幸运，是外公给我的。
Q新闻晨报：你在“上海阿彦”的视频当中秀起了上海话，对一些市民来说，他们可能第一次听到你讲上海话，其实《天天点播》节目当中，你们每周一会录制“上海话本周预告”视频。你认为自己的上海话在主持人当中是不是算比较流利的？
A阿彦：我们不少同事的上海话说得都不错，但不同人讲的上海话差异不小，我这个年纪的主持人，和相差十几岁的主持人说的上海话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很难评判上海话讲得好还是不好。这次做视频用上海话对我来说其实有优势——毕竟上海话是我的母语，我之前也没有受过专业的普通话训练，而且小时候学校老师上课本来就都说上海话，所以这算是发挥我自己的长处。另外，我本身确实对上海话很感兴趣，上海话说起来很“扎劲”，讲话的时候还能搭配很多肢体动作，既然新账号的名字就叫“上海阿彦”，那之后就一直这么用下去了。《天天点播》会录制“上海话本周预告”，是因为我们两个主持人正好都是上海人，这一点其他节目组比较难复制。我们平时在广播节目里就专门留了一块用上海话播出的内容，为了体现广播结合视频的优势，我们在电台录好内容就会立刻发出视频，整个时长不会超过10分钟。这么做其实就是让听众感受到我们节目反应快、内容新，也是当时我们节目在表达方式上的一个小创意。
Q新闻晨报：有人认为，主持人的职业生命其实很长，作为主持人，你是如何看待“退休”这件事情的？
A阿彦：退休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太多其他的兴趣爱好。叫我去拍照，现在很多退休人士都是长枪短炮，我没这个兴趣；叫我去锻炼身体，我除了对骑自行车稍微感点兴趣之外，对其他运动都没太大兴趣；音乐这块之前工作原因没有时间，现在朋友有演出了，叫我去看看，但这些实际上都不能成为我退休生活的全部。
Q新闻晨报：退休后，你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继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还是陪伴家人享受个人爱好？
A阿彦：我退休前就想，退休前没时间照顾家里人，等退休之后终于可以多陪陪家人了。但现在在和公益相关的领域里还有不少工作要继续做，所以我只能把原本打算留给家人的时间再压缩一些，好在家里人都很支持我。从做志愿者开始，我就有很深的体会：做志愿者工作，家人的支持必不可少，因为做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断付出，你的付出甚至未必会被人记住，对心性也是很大的考验。所以我说，做志愿者离不开家人给我的莫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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