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王建安从部队调研回来，带着一摞材料去见陈锡联。门还没进，他便被秘书拦住。谁也没想到，这位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老将，竟会因为一扇门动了真火。
秘书胡炜解释说，陈锡联公务繁忙，暂时无法接待。王建安没有立刻离开，只说：“有些情况，还是当面汇报更妥当。”胡炜却建议把材料留下，由他代为转交。
话说到这里，王建安的脸色变了。他和陈锡联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更有过同生共死的经历。如今想见一面，竟然连办公室都进不去，难免产生误会。
他朝办公室方向喊道：“当了官，摆起臭架子来了！”说完转身便走，还撂下一句：“今天不见，以后就别见了。”
这句话听着重，背后却不是为了职位，也不是为了个人得失。王建安一向直来直去，最看不惯人与人之间隔着官架子。偏偏这一次，他误把秘书的自作主张，当成了陈锡联本人的意思。
要说两人的交情，还得从长征途中说起。
1936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再次经过草地。部队缺粮少药，战士们靠野菜、树皮勉强支撑，寒冷和沼泽比敌人的枪炮更难对付。陈锡联在此前作战中负伤，身体十分虚弱，行走已经相当困难。
陈锡联不愿拖累队伍，便对身边同志说：“你们先走，我还能追上。”这不是赌气，而是一个老红军对部队处境的判断。那时每多停留一刻，就可能有更多人倒下。
王建安赶到后，没有同意。他知道，草地上掉队意味着什么。战士们若轮流抬人，确实吃不消，可把伤员丢下，结果更不堪设想。
他当即让警卫员牵来驮运文件的马，把资料分给战士携带，再设法扶陈锡联上马。办法并不漂亮，甚至显得仓促，但在那种环境下，能把人带出去，就是最要紧的事。
王建安对陈锡联说：“咱们是一支队伍，不能把你留在这里。”陈锡联没有再争，只能由战友搀扶着继续前进。多年以后，他仍记得这段经历，认为王建安救了自己一命。
两人都是湖北黄安人，也都从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走来。王建安1907年出生，少年时期给人放牛，甚至讨过饭。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后，他参加革命，此后在战斗中逐渐显示出组织和指挥能力。
他既能做政治工作，也能直接带兵作战。红四方面军时期，王建安曾在战斗中承担师长、政委两副担子。这样的经历，使他在部队中赢得了“军政双全”的评价。
陈锡联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多次作战中成长起来。双桥镇战斗时，他率部担任主攻，作战勇猛，因战功受到重视。后来在红四方面军中，他先后担任重要职务，逐渐成为一名能打硬仗的指挥员。
两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同。王建安脾气急，遇事喜欢直说；陈锡联沉稳谨慎，常常先考虑全局。可在枪林弹雨里，他们形成了对彼此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几句客套话能够替代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过去的一些部下后来成了他的上级。有人替他觉得委屈，他却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话不是敷衍，实际工作中，他确实很少计较个人名次。
1975年，王建安进入中央军委担任军委顾问，承担调查研究和参谋咨询等工作。第二年，他从基层回来后，整理出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准备向军委领导汇报。陈锡联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两人又很久未见，王建安便亲自找了过去。
谁知秘书这一拦，旧日情分和眼前场景撞在一起，王建安当场发火。胡炜把经过报告给陈锡联后，陈锡联很快明白是误会，批评他不该擅自把老战友挡在门外，同时要求尽快联系王建安。
第二天，胡炜登门道歉。王建安起初仍不愿去，架不住对方一再解释，才答应见面。陈锡联见到老友后，没有摆任何领导架子，倒茶、点烟，解释自己当时事务缠身，根本不知道秘书将人挡在门外。
误会解开，王建安的气也消了。他把调研情况逐项汇报，两人又谈起当年草地上的旧事。到了饭点，陈锡联提出一起吃饭，王建安没有客气，老哥俩并肩走向食堂。
王建安后来病逝，按照他的遗愿，家里没有大办后事，也没有逐一通知生前好友。陈锡联得知消息后打电话询问，听说这是为了不占用人力物力，沉默了很久。草地上那匹驮文件的马、办公室门口那场争执，以及几十年军旅生涯中的相互扶持，成为两人交往中无法割断的几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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