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走的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六。我记得清楚，因为头天晚上是中秋，月亮圆得不像话，挂在海面上把一整片水都照得亮堂堂的。我们一家在院子里吃月饼，阿妈把一块五仁的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塞进阿爸手里。阿爸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忽然站起来走到院门口往外看，海面上一片银白，渔船的黑影在月光里摇摇晃晃的。

"好天。"他说，"明天出海。"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他说这三个字。

那年我十岁。我家在浙江象山半岛南边一个叫石浦的小渔村，全村百来户人家，几乎都靠打鱼为生。阿爸是村里出了名的好把式，十六岁上船，三十岁就有了自己的渔船。那条船不大，木头的，刷着蓝漆，船头画着一双眼睛，叫"船眼"，出海前阿妈会拿红布擦一遍，说是保平安的。那条船的名字叫"顺风号"，阿爸起的。

跟阿爸一块出海的是五个人，都是村里同族的叔伯兄弟。大舅公是轮机手，五十多了，头发花白，可手上的力气比年轻人还大。二叔公是撑舵的，话少，一年到头闷着头干活。还有阿水的爹、阿林的哥、老海叔的儿子阿忠，都是跟阿爸搭了多少年的老伙计。那天早晨四点多，天还没亮透，六个人从村口那条石板路走下去，一路走到码头。我站在院门口远远地看着，看见阿爸的背影在晨雾里一晃一晃的，蓝布褂子被海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张开的帆。阿妈站在旁边，手里攥着一条红布头，是早上擦船眼剩下的。

"顺风号"的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往东边的海面上开去。那时候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薄薄的，像一层没撕干净的纸。我蹲在码头上看着那条船越来越小，小成一个黑点，最后被晨光吞没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阿爸说去三天。他们要去东海靠近舟山那边的一片渔场，往年这时候带鱼和鲳鱼都旺，一趟下来能装小半舱。临走前阿爸跟阿妈说，回来给你买块的确良，红花的那种，村里的二婶穿了一件，好看。阿妈推了他一把，说买什么买乱花钱。可阿爸走的时候我看见她嘴角翘着，翘了一整个早晨。

三天过去了，船没回来。

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船还是没回来。阿妈每天去码头，从早站到晚，海风吹得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她也不理。她站在那块最高的礁石上往东边看，看着海平面上有没有一个小黑点慢慢变大，变成一条船，变成"顺风号"那个蓝漆的船身。可海平面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天和水，除了偶尔飞过的海鸟，什么都没有。

村里组织人出去找过，几条船沿着他们常去的海域搜了一遍，搜了三天，什么也没找到。没有残骸，没有油迹，没有漂上来的木板或者渔网。六个人和一条船就像被海水一口吞下去了，连个水花都没剩下。

那年秋天村子里格外安静。大舅公家的阿婆整夜整夜睡不着，半夜里会听见她哭，那种压着的、闷闷的哭声，隔着几堵墙传过来，像有什么东西捂在嘴上。二叔公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袱。阿水的娘在码头上坐了整整一个冬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去，最后病倒了，被家里人抬回去的。

阿妈没有哭。她每天早上照样起来烧火做饭，送我上学，喂鸡喂猪，把院子里那棵石榴树浇了水。可她不大说话了，有时候端着碗坐在门槛上，碗里的饭凉了她也不吃，就那么坐着，看着院子外面那条通往码头的石板路，石板缝里长出了青苔，从春天一直长到夏天。有一回我半夜起来撒尿，看见她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的石榴树底下，月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细细长长的。她没动，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小树，撑着没倒下去。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我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村里的渔船出去回来，回来又出去，码头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顺风号"那条蓝漆的船再也没在港口出现过。时间长了，大家慢慢就不提了。偶尔有人说起，也是压低了声音说"那年的事"，然后摇一摇头，就不往下说了。像是那片海吞下去的东西，不应该再捞出来。

我高中毕业那年，阿妈把那条红布头从柜子底翻出来给我看。布已经褪了色，变成一种淡淡的粉红，边角磨得起毛了。她攥着那块布，站在我面前，嘴唇动了半天，说了一句话："你阿爸说回来给我买的确良，红花的那种。我到现在也没穿过红花的确良。"

那年我十九岁。那天晚上我坐在码头上，把那块红布头攥在手里，海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咸咸的、湿湿的味道。我忽然想起十岁那年中秋节的晚上，阿爸站在院门口看月亮，说"好天，明天出海"，阿妈把那半块五仁月饼塞在他手心里。月亮照在海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箔，像有人把一整筐的银子倒进了水里。

后来我去了宁波打工，又去了上海。在城里待了十几年，结了婚，有了孩子，把阿妈从村里接出来住。可她住了不到半年就回去了，说住不惯，说城里看不见海。我回去看过她几回，她还是住在老院子里，石榴树还在，每年秋天结一树红彤彤的果子，她一个都不吃，全挂在树上，等熟透了落在地上，烂了，第二年又结新的。

我每次回去都去码头站一会儿。码头修过了，铺了水泥，以前那些木桩子全换了新的，可那块大礁石还在，阿妈当年每天站在那里等船的那块礁石，被海水冲得光溜溜的，上头长了一层绿苔。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层绿苔，滑滑的，凉凉的，像摸着一个四十年的旧梦。

2023年秋天，我五十六岁了。那天阿妈打电话来，说"你来一下，有人到村里来了"。我问什么事，她说来了个人，说知道那年的事。我当天下午就开车回去了。三个小时的路程，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把车开得忽快忽慢，后视镜里那些路牌一个一个往后飞，飞着飞着就模糊了。

到村口的时候天快黑了。海面上落着一层橘红色的夕光，码头上停了几条船，船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星星点点的。阿妈站在院门口等我，她还是穿着那件蓝布褂子，头发全白了，可她腰板还直，像那棵被风吹了四十年也没倒下的树。

"人呢？"我问。

"在祠堂里。"她说，"你二叔公家的孙子带回来的。"

我跟着她走到村里的祠堂。那是一座旧房子，青砖黑瓦的，屋檐上长了几丛野草。祠堂里亮着灯，我跨过门槛的时候看见里头坐着七八个人，都是村里的老人，还有几个年轻人。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坐在人群中间，穿一件灰色夹克，脸膛黝黑，手上有厚厚的茧子。他的眉眼让我心里猛地一跳——像谁，像某个我记了很久的人。

他看见我进来，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是阿水的儿子吧？"

我说是。

他把手伸进夹克的内袋里，掏出一个油布包，一层一层地揭开，最后露出一张发黄的纸。那纸被海水泡过又晒干了，边角皱巴巴的，上面的字迹模糊了大半，可还能认出几个。

"这是1987年九月七号的，"他说，"你们村那条'顺风号'在东海遇到了一场台风。台风改了道，预报上没说的。船翻了，六个人攀着船底撑了两天两夜。后来漂到了一个无人岛上，那个岛很小，没有淡水，也没有树木。他们撑了十几天。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祠堂里安静极了。檐下的灯泡被风吹得晃了一下，把满屋子的影子摇来摇去。那个男人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小字，钢笔写的，笔画歪歪扭扭的。

"阿水，你儿子叫啥名字？"

那行字底下没有回答。

"我是阿水的儿子，"那个男人说，"那年我五岁。这张纸是我爹写的，后来我大了一点，我娘给我的。她说这是我爹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我看着那张发黄的纸，看着那行歪歪扭扭的字，忽然想起那年八月十六的早晨，阿爸的蓝布褂子被海风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张开的帆。他的背影在晨雾里越来越远，远成一个黑点。他临走前站在院门口说"好天，明天出海"，我站在门槛后面看着他的脸，晨光里他的脸是亮的，眼角的皱纹弯弯的，像海面上那些细碎的波纹。

祠堂里没有人说话。阿妈站在我旁边，她攥着我的胳膊，手指头掐得紧紧的。她没有哭。跟四十年前一样，她没有哭，只是看着那张发黄的纸，看着那行问句，嘴唇微微地颤着。她今年七十八了，头发全白了，可她还穿蓝布褂子，院子里还种着那棵石榴树。她等了一句话等了四十年，等到了一张薄薄的、被海水泡过的旧纸。

那张纸后来留在了祠堂里，用玻璃框裱起来挂在墙上。村里人把那一年六个人的名字刻在了一块石碑上，立在码头旁边的那块礁石跟前。碑不大，青石的，上头的字凹进去，填了红漆。每年八月十六，村里有人会去码头烧一炷香，放几盏水灯。那些纸折的灯在夜色里的海面上慢慢地漂出去，飘着飘着就远了，远了就看不见了。

我那天晚上又去码头坐了一会儿。月亮没出来，海面上黑乎乎的，只能听见浪打在礁石上的声音，哗——哗——，一下又一下，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的节奏。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褪了色的红布头，阿妈上午塞给我的。她说："你拿着。我老了，走不动了。"

那块红布在我手心里温温的，磨得起毛的边角蹭着我的指肚，软软的。我看着那片黑沉沉的海面，想起阿爸说"回来给你买块的确良，红花的那种"，想起他站在院门口说"好天"的那个中秋节，月亮亮得像一盏挂在海面上的灯。那条船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可那片海还在，浪还是一下一下地往岸上拍，像是想把什么消息送回来，送了四十年也没送完。

我站起来，走到水边，把手里那块红布头打开来。布在夜风里微微地飘着，褪色的粉红在黑暗里几乎看不见了。我把布头叠好，又放回了口袋里。然后转身走回村子，石板路还是那条石板路，路缝里的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我走了五十六年，从十岁的步子走到如今两鬓发白，一路上的浪声从来没有断过。

祠堂里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纸洒出一片暖黄的光。阿妈坐在门槛上等我，看见我回来了，撑着膝盖站起来，拍了拍身后的灰。她看着我，嘴角那个小小的弧度又出现了，跟四十年前阿爸说要给她买的确良时一模一样。

"回家吧。"她说。

我嗯了一声，扶住她的胳膊。娘儿俩沿着石板路往回走，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两条影子拖在身后，一长一短，慢慢地往前移着。海在背后哗哗地响，像是有人在水底下翻着一本写满了字的旧书，翻了整整四十年，翻到最后一页，什么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