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贵阳贵州省委会客室，病中的程莲珍拄着拐杖走进来，迎面看见一位穿军装的女军人和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赶紧起身扶她坐下，说：“老奶奶，我叫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
这句话落下，程莲珍愣了很久。她没有想到，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后人，会专程来见自己。老人转过身，悄悄擦去眼泪。那一刻，她想起的并不是自己后来担任政协常委的经历，而是几十年前那段险些丢掉性命的岁月。
程莲珍出生于1922年，贵州长顺县中院村人。山村偏僻，民风复杂。年轻时，她因容貌出众，屡遭地方恶霸和土匪纠缠。17岁那年，为躲避逼婚，她暂住亲戚家，由此认识了惠水富户陈正明。
陈正明受过教育，家境殷实，也会使用枪械。两人成婚后，程莲珍逐渐接触家业管理和骑马射击。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陈正明因病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女儿，也留下了一份容易招来争夺的家产。
丈夫死后，程莲珍没有改嫁。她一面照料女儿，一面处理家中事务。当地有人觊觎财产，也有人想借她的名声聚拢势力。她凭借枪法和机警，多次化解危险，乡亲们便称她为“陈大嫂”。
这个称呼，起初带着亲近，后来却成了她被利用的工具。
1949年11月15日，贵州解放。程莲珍曾准备把枪支交给政府，但到达县城时，解放军已经转赴外地，她只好返回村寨。就在这段空档里，罗绍凡等人找上门来，以拉队伍、保家产为名，将她卷入地方武装。
她起初并未完全明白局势。罗绍凡借助她在乡间的威望征粮、招募人员，外部势力又不断给她封官许诺。程莲珍被推到队伍前面，后来成为所谓“反共救国军”的团长，手下人员一度达到数百乃至上千。
有意思的是，她并非一开始就热衷于作战。1950年3月，匪军准备进攻惠水县城，她故意拖延行军，等对方败退后才带人撤离，队伍几乎没有伤亡。这个结果让她在当地被传得神乎其神，也使更多人跟随她。
名声越大，退路越窄。
1950年11月，剿匪部队进入贵州，许多匪首相继被捕或被击毙，程莲珍却带着罗绍凡等人钻进长顺冷水河附近的山洞。洞中潮湿阴冷，补给困难，他们躲藏了一年多。后来民兵发现踪迹，部队围洞搜索，仍被程莲珍等人逃脱。
此后两年，她不断变换藏身处。有时藏在山林，有时混入乡民之间，甚至进镇做买卖。追捕行动屡屡扑空，民间传言越来越夸张，“女孟获”的称呼也由此流传开来。
1952年，追捕范围收紧。程莲珍身边的人陆续离散，有的向政府投诚，有的另谋生路。罗绍凡后来在建筑工地落脚，程莲珍则改名换姓，嫁到城里县革老铺。两人偶尔来往，最终因罗绍凡被认出，牵出了程莲珍的藏身之处。
她被捕后，围观百姓发现，这位传说中的女匪首只是一个沉默的年轻妇人，并非想象中的凶悍恶徒。贵州军区内部曾对如何处置她产生分歧，有人主张严惩，也有人认为她熟悉地方情况，可以用来争取残余匪众。
1953年3月下旬，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在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了程莲珍的情况。毛泽东没有同意立即处决，提出对少数民族出身的地方武装首领，应当争取改造，不能只看她过去拿过枪，还要看能否把她转变为稳定地方的力量。
关于这次谈话，后来流传着“七擒七纵”的说法。无论具体措辞如何，核心意思很明确：程莲珍不能一抓就杀，要给她改过和立功的机会。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群众大会，程莲珍被宣布释放。她随后回到山寨，向仍在逃亡的人员说明政府政策。一个多月内，23人投诚，交出30支枪。对于拒不悔改、继续危害百姓的人，她还带领人员进山协助搜捕。
这次转变，改变了她的命运。政府为她和女儿安排住房、田地，并允许她在布依族村寨生活。1957年，贵州省公安厅负责人到惠水检查工作，了解到母女生活困难，决定将她们迁回县城。
1960年7月，程莲珍当选为惠水县政协第一届委员，此后连续担任多届委员。1984年9月，她当选为第五、六届政协常委。曾经躲在山洞里逃命的人，后来坐进了地方政协会议室，这种变化，正是新中国处理地方复杂关系时“剿抚并用、改造争取”政策留下的具体印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程莲珍得知消息后悲痛失声，在家中设灵位悼念。她常对身边人说：“没有毛主席，我早已没命了。”这份感激，贯穿了她的晚年。
1996年，毛新宇和母亲邵华参加遵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活动后，专程来到贵阳看望程莲珍。老人病重，仍坚持下床见客。毛新宇坐在她身边，邵华则握住她的手。多年隐秘而曲折的往事，终于在这次会面中有了一个迟来的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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