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北京怀仁堂内，华国锋、叶剑英、耿飚和吴忠等人谈起了一个极其敏感的任务：控制中央广播事业局，确保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出秩序。
任务不复杂，分量却很重。
那个年代，电视尚未普及，广播是全国干部群众获取消息的主要渠道。谁掌握了播音设备，谁就掌握了重要的舆论出口。尤其在局势尚未完全明朗之时，广播部门不能失控，更不能出现口径混乱和消息外泄。
华国锋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耿飚？关键并不在于两人平日是否熟悉，而在于耿飚具备一种少见的经历：既懂军事指挥，又有处理复杂政治和外交事务的能力。
耿飚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表面上与广播事业局没有直接关系。可在此之前，他长期在军队工作，红军时期曾任红一军团主力团团长、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八路军第385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中，他又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罗耿兵团”中的“耿”，指的就是他。若不是后来转入外交和外事领域，按照他的资历与战功，1955年授衔时很可能成为高级将领。
叶剑英对耿飚十分了解。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叶剑英担任红军总参谋长，耿飚就在其麾下工作。1946年，叶剑英赴北平参加军事调停，耿飚也曾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几十年的共事经历，使叶剑英清楚耿飚遇事沉着、办事谨慎。
有意思的是，华国锋起初并没有直接把任务说破。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怀仁堂接见耿飚，只告诉他近期不要离开住处，等待电话。耿飚已经意识到局势非同寻常，便表示：“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笑着问：“我还没有说，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耿飚没有继续追问，只说自己已经有所察觉。华国锋随即叮嘱，只有听到他本人的声音，才能接听并执行指示，秘书或其他人打来的电话不能轻信。
这番安排，说明当时对保密的要求已经到了极其严格的程度。
10月6日晚，主要行动完成后，华国锋再次召见耿飚，明确要求他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一道，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广播和电视部门。
叶剑英在旁边提醒，要防止混乱、防止泄密，并注意人身安全。必要时，可以带手枪。
耿飚却没有立刻接受这个建议。他提出：“手枪不必带，但需要一份手令。”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很有分量。耿飚当时并不主管广播事业局，既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日常工作上的指挥权限。若只凭口头命令前往，局内人员完全可能提出疑问，甚至以手续不全为由拖延。
更重要的是，广播机构内部情况复杂，任何犹豫、争执或请示，都可能造成播出环节失控。耿飚要的不是一张普通便条，而是一份能够立即确认权责、压缩中间环节的中央授权。
华国锋认为这个要求很妥当，当场写下手令，交给耿飚。内容大意是：为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前往，请广播事业局接受两人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这道手令，实际上把“谁来负责、向谁请示、如何执行”一次性说清楚了。
晚上9点多，耿飚带着从警卫部队挑选的10名战士抵达广播事业局。他没有大张旗鼓地行动，而是直接找到局长邓岗，先说明来意，再出示华国锋的手令。
邓岗看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耿飚察觉到对方仍在权衡，便说：“如果你想向上级请示，也可以。”
邓岗很快回答：“没有必要了。”
随后，邓岗召集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开会。耿飚当众宣读手令，说明中央的决定和当晚的工作要求。会议没有发生公开冲突，相关人员表示服从安排，广播和电视部门随即进入新的值守状态。
耿飚没有马上离开。此后的十几天，他一直与广播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守在台里。按照他晚年的回忆，鞋袜几乎没有脱过，困了就在地板上短暂休息，直到中央完成整体部署并向外界公布有关决定。
这段经历中，邓岗的处境也值得注意。他是新闻宣传战线的老干部，曾任新华社三野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副社长，后来担任新华社总社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社长以及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毛泽东逝世后的“九九事故”，正发生在他主持广播事业局期间。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时，播音员杨正泉误将“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播成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严重播出错误。
经调查后，杨正泉和邓岗并未受到扩大化处理。杨正泉后来继续在新闻和外宣系统工作，1993年后还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邓岗则于1991年6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而那张由华国锋亲笔写下的手令，正是耿飚接管广播局时最需要的凭据。它没有复杂措辞，却在关键时刻划清了权责边界，也使一场关系重大播出安全的行动得以迅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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