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常智奇｜我们的民族，要爱惜我们的专家学者|传统文化|常智奇|智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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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我们的民族，要爱惜我们的专家学者

陕西｜常智奇

我们正站在一个疾风暴雨，摧枯拉朽，大变局的十字路口。这不是一个风轻云淡、按部就班生活的时代，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继往开来，开拓奋进的时代。旧有的规章制度开始更替，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完善。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历经暴风雨洗礼，在血与火的锤炼中，为民族开新路、为文明筑基业的一代。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明创造和推进，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人类一切文明的创造都是后裕前光，继往开来，建立在前人创造基础上的。我们之所以有世界性的目光，人类性的胸怀，是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上，借助科学知识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是简单的、抽象的“历史”或“人民”，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前辈、先贤、往圣、先驱，是一代代用思想、学识和生命点燃文明火炬的专家学者。前仆后继，守正创新，这八个字，应当成为我们对待文明传统与专家学者的基本态度。

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断裂式的凭空创造。我们可以质疑一切，叩问一切，审视一切，这是理性的权利，思想的源泉，也是推动文明前进的动力。但是，文明演进的质疑，不是虚无的宣泄；文明演进的扣问，不是否定的怒吼；文明演进的审视，不是消解的理由。一个民族若失去了精神质疑的底座、道德叩问的底线、价值判断的理想，那么，一切质疑都不过是无根的情绪发泄，一切拷问都不过是空洞的自毁。一切审视都不过是迷茫的失衡。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怀疑与求证，而求证的前提是对既有知识传统的尊重与继承。没有继承的批判，是思想的流浪；没有敬畏的创造，是价值的废墟。我们的专家学者，正是这座精神底座的建设者与守护者。他们以毕生之力，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点灯熬油，披沙拣金，在实验室的寂寞中聚精会神，反复求证，在田野的泥泞中栉风沐雨，观察记录，在理论的高度上穷根问底，殚精竭虑。对他们的爱惜，就是对文明传承的尊重，就是对理性根基的守护。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而又富有悲悯情怀，努力创造的民族。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结合处，我们的先民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持续发展的文明社会而做出了恒达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韧性。这种夸父逐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般的执着，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贡献。

从井田制到桃花源，从周公吐哺到为人民服务，从互助组到乡村社区，我们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筚路蓝缕，抵砺前行，一代一代人付出了血与骨的代价，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伟大的人类文明创造性的贡献。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的人民是伟大历史的主力军，是社会文明的推动者。在这条探索之路上，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同样承担着极其沉重的智识责任——他们需要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矿脉中提炼出可供未来使用的金砂，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辨识出制度演进的逻辑。他们是荆棘丛中的开路者，是黑暗隧道里的掌灯人。

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冷静沉思而非昏聩呓语的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迷茫是无时不有时时有，困惑是无处不在，处处在，疼痛是真实的，孤独是存在的。但迷茫不应是污名专家的借口，困惑不应抱怨学者的理由，疼痛不应该是导向否定一切的撕碎，对知识的尊重，对专术的信任，而应导向在废墟上的重建。这是一个需要继承与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海纳百川的宽容，需要和平共处的博爱。无论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还是计划经济的统筹；无论是物质文明的建设，还是精神文明的塑造；无论是传统文化的赓续，还是现代文明的吸纳，都需要深刻的学术研究与严谨的理论建构。我们不能让实用主义的短视遮蔽了理论思维的长远眼光。我们需要饱学之士，需要深刻、伟大、杰出的思想理论家。这个时代，不缺敛财如命的商人，不缺沽名钓誉的文人，更不缺投机钻营的政客，缺的恰恰是那些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能为民族长远发展提供深邃思考的学人专家。一个不尊重学者、不爱惜智识的民族，注定要在精神的荒漠中迷失方向。

目前，我国社会上一些人对待专业知识的不敬，来自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浮躁的社会氛围和功利化的评价体系，侵蚀着学术的纯粹性，使得一些学者难以沉潜于真正有长远价值的研究。另一方面，网络上和舆论场中，一股轻佻的、反智的、情绪化的潮流此起彼伏，动辄以“砖家”、“叫兽”等污名化标签，消解着知识的权威和专业的价值。部分人将个别人的失范现象，夸大为整个群体的堕落；将对具体问题的争议，上升为对整个知识阶层的否定。这种“专家污名化”的现象，表面上是言论的狂欢，实质上是理性的溃败，是社会信任的严重流失。爱惜专家学者，不是无原则地粉饰，而是宽容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败，理解他们在建设中的局限，尊重他们的专业，保护他们的尊严。批判是必要的，但应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建设性的批评，而非情绪化的攻讦和全盘否定。

更深一层看，一个民族对专家学者的态度，折射出这个民族对自身文明的态度。一个只知膜拜财富与权力，而轻慢思想与德性的社会，是浅薄的、不可持续的。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一种“择善固执”的精神。我们社会制度建设的根本法宝是反腐廉政，立党为公，廉洁为民。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建设，更是人心层面的升华。专家学者在此过程中承担着双重责任：一方面，他们要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制度的完善提供智识支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理论论证；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应成为道德操守的典范，以独立的人格和纯粹的心灵，成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我们呼唤伟大思想家的出现，正是期待一种既能扎根于中国文明深厚土壤，又能放眼于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大智慧、大格局。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文化优秀成果的结合，需要我们当代学人和一般民众付出超常的努力。无论偏废哪一方，都是不科学的，都会造成文明的断裂。这场文明接力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生态。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安身立命、施展才华的社会。我们正处于这种制度的探索与建设之中，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在这条路上，我们尤其要珍惜那些走在前面探路的人——那些学者、专家、理论家。他们是民族智慧最集中的体现，是文明火种最忠实的传递者。

爱惜专家学者，就是爱惜我们民族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在变革的激流中，保持一份冷静的清醒；在喧嚣的众声中，倾听一份理性的独唱；在浮躁的世风中，守护一份宁静的坚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负先人的开拓，不负后人的期待，在历史的接力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一棒。真正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文明的崛起，始于对智识的敬畏与爱惜。

作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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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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