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和高升那天，酒店门口摆了六排花篮。金色贺词挤在一起，服务员进进出出，鞋底踩得地砖吱吱响。
宴席开到一半，他端着酒杯站起来。新衬衫领口硬挺，胸前那朵红花，比桌上的龙虾还扎眼。
“赵峥，从今天起，你别再进孙家的门。”
包间里坐着他的同事、亲戚，还有几个多年没来往的老邻居。筷子碰碗的声音停了，没人抬头看我。
孙永和把一沓纸推过转盘。纸角沾了点汤汁，最下面露出孙静的签名。
“公司欠着钱，你还守着那摊子。孙家丢不起这个脸，也经不起你拖累。”
孙静坐在我右边，浅灰色外套搭在椅背上。她望着桌布上的油点，没有看我。
我翻到最后一页。财产、孩子、债务，几行字写得清清楚楚。她的名字压在日期上，墨迹已经干透。
十八年，落到纸上，不过两页半。
有人咳了一声，又忙着给孙永和添酒。窗外鞭炮响起，玻璃轻轻发颤，红纸屑被风卷到台阶下面。
我拿起笔，在她名字旁边写下赵峥。
孙永和松了松腰带，像刚处理完一件压了许久的公事。他说我识趣，还说男人到了这个年纪，该认命。
我把笔帽扣好，推回去。
“今天是您的好日子，别让客人等。”
孙静终于抬眼。眼底有一圈淡青，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出声。
我起身离席，背后很快又响起敬酒声。门一关，那些笑便闷在厚木板后，只剩走廊空调吹出的冷气。
宴会厅尽头有个摆旧花盆的角落。我从贴身口袋取出一块银牌，又摸出那张折了多次的纸。
纸上只有一个号码，旁边是养父歪斜的字。
撑不住再打。
我照着数字按完，拇指停在拨号键上。大厅里有人喊孙总，掌声一阵高过一阵。
我按了下去。
听筒贴到耳边，第一声等待音刚响，宴会厅的门忽然开了。
01
我和孙静结婚那年，都没什么家底。
婚宴摆在修理厂旁边的小饭馆，六桌人，菜是养父托熟人买的。红烧鱼端上来时已经凉了，鱼眼蒙着一层白。
孙静穿的婚纱租了一天，袖口有洗不掉的粉底印。她没嫌弃，敬完酒便卷起裙摆，蹲在门口帮老板娘捡空酒瓶。
我那时刚退役不久，话少，见人只会笑。她拽我一下，说新郎不能总像来吃席的客人。
养父赵守义喝了两杯，脸红得厉害。他从工作服内袋掏出一只红包，硬塞进孙静手里。
里面的钱不多，纸币却压得平整。孙静回家数过，第二天一早又给养父买了台收音机。
婚后的头几年，我在一家机械厂做设备维护。三班倒，夜班回来时，早点铺刚支起油锅，巷子里全是葱花和热油味。
孙静在小会计事务所上班。她比我忙，月底常把账本带回家，算盘珠子似的数字写满一张又一张纸。
赵然出生那晚，我在产房外坐了四个钟头。护士叫家属时，我起得太猛，膝盖撞在铁椅上，青了半个月。
孩子皱巴巴的，哭声却亮。孙静累得睁不开眼，还记得问我，像不像我。
我说鼻子像她。她闭着眼笑，说那就好，省得长大也板着脸。
赵然上幼儿园后，我仍在厂里。工资按月发，不算多，水电、学费、老人药钱一扣，月底也剩不下多少。
日子倒还安稳。孙静做饭偏淡，我每次都添辣椒。她嘴上说伤胃，第二天还是会把辣椒罐放到我碗边。
孙永和不大来我们那套小两居。他嫌楼道窄，嫌墙皮掉灰，也嫌我几年没换过那辆旧摩托。
每逢过年，他问得最多的是工资涨了没有。听见数目，便端起茶杯，半天不再接话。
我退役时带回几枚奖章，还有一只装证书的红盒子。赵然小时候爱翻，把奖章挂在毛衣上，站到镜子前学我敬礼。
孙永和见过一次，只扫了一眼。
“东西收好，别让孩子弄丢。荣誉不能当饭吃，稳定收入才靠得住。”
这话不算好听，却也不是全无道理。我把红盒子收进柜顶，此后很少再拿下来。
三十六岁那年，南边几个县连遭暴雨。我随厂里的保障队去抢修，见到不少抽水泵和照明设备堵在泥路上。
有的机器功率够，车却进不去。有的能抬进去，连着干两小时就发热停机。现场等不起，水一点点漫过窗台。
我在部队做过救灾保障，知道人困在里面时，一分钟有多长。回来后，我画了几个月图纸，想做一套更轻便的应急设备。
第一台样机装在修理厂旧棚里。电机是拆机件，外壳找人弯的铁板，启动时震得扳手从桌沿掉下来。
孙静下班后过来看，站在门口捂着耳朵。等机器停了，她踩过满地铁屑，问我是不是非做不可。
我说，能少让人等一会儿，也值。
她没劝我放下，只拿走沾油的账本，重新给我算成本。那晚我们吃的是凉面，蒜汁放多了，屋里一宿都是味。
后来我辞了机械厂的工作，和两个退役战友租下一间仓库。墙上返潮，冬天烧煤炉，屋顶一下雨就往配电箱旁滴水。
公司头两年几乎没赚。设备送去试用，哪里有毛病，我们就开车过去改。高速服务区的盒饭，常常吃到米粒发硬。
第三年，产品终于有了固定客户。赵然也从小学生长成初中生，书桌换了两次，墙上的身高刻线越过了我的肩。
孙永和还是不满意。他觉得小公司今天有单，明天没单，远不如坐办公室领一份准时的工资。
每次家宴，他都会提起哪个熟人的女婿进了大企业，年终奖多少，社保交得多齐。我只管夹菜，不接那些话。
去年开始，几个大客户的款迟迟没结。仓库里堆着刚到的零件，工人工资和租金却一天也不能往后挪。
银行流水越来越薄，催款电话越来越勤。财务把表格送到我面前，红色数字连成一片，看久了眼睛发涩。
偏偏也是这时候，我们的新型便携排涝设备进了行业评审。样机各项数据不错，只差最后一轮现场测试。
老周拍着机器外壳，说熬过这一段，订单就能接上。我拿扳手紧了紧螺栓，没有顺着他说。
机会摆在那里，窟窿也摆在那里。两样都是真的。
孙永和升职的消息，就是那几天传来的。他打电话叫我们回去吃饭，声音比平常亮，说分公司的任命正式下了。
孙静挂断电话后，在餐桌边坐了很久。窗外卖菜车按着喇叭，楼道里有人拖动煤气罐，铁皮声一层层传上来。
她问我，公司还能撑多久。
我看着桌上那盘没动几口的青椒肉丝，只说评审快了。她把筷子并齐，起身收走已经凉透的饭菜。
第二天，孙永和亲自订下庆升宴。发来的地址是城里新开的酒店，包间名字叫锦程。
邀请名单里，有亲戚，有同事，也有我。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片刻，关掉手机，继续核对设备的测试记录。
02
养父去世两年，他那间修理铺一直没退租。
铺子在老汽车站后面，门头上的红漆掉得只剩几块。卷帘门拉起来，总有细灰从缝里落到肩上。
里面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样子。墙上挂着皮带、扳手和旧轮胎，机油味钻进水泥地，阴雨天尤其重。
我每隔半个月来一次，开窗通风，擦擦工具。并不是舍不得那点租金，只是不知道该先收走什么。
赵守义修了大半辈子车。螺丝少一颗都要找回来，工具用完必定归位，唯独自己的衣服总是沾着油。
我小时候放学，就坐在铺门口写作业。他钻在车底，隔一会儿伸出手，让我递十号扳手。
递错了，他也不骂，只拿扳手柄轻敲我的鞋尖，说再认一遍。
铺子最里面有张铁桌。桌下放着绿色工具箱，边角磕得凹凸不平，提手缠了三圈黑胶布。
养父住院前，仍不准我碰这只箱子。他说里面全是旧零碎，手上没轻重，翻乱了找不着。
人走后，我第一次打开它，只看到套筒、卡尺、砂纸，还有几包早已受潮的保险丝。
那天公司刚收到客户延期结款的通知。我在办公室坐到深夜，回家路上，不知怎么又拐到了修理铺。
雨不大，卷帘门上全是细密水珠。钥匙插进去发涩，我来回拧了几次，门锁才发出一声脆响。
灯管亮了两下，昏黄光线落在铁桌上。屋角有老鼠跑过，纸箱被碰得窸窣作响。
我烧了壶水，坐在养父用过的木凳上。凳面磨得光滑，右边一条腿短，用旧刹车片垫着。
水开后，我忘了泡茶。蒸汽沿着壶嘴往上冒，碰到冷灯罩，很快散开。
工具箱上落了薄薄一层灰。我拿抹布擦净，提到桌面，逐样往外取东西。
一把活口扳手，两支螺丝刀，半盒垫圈。箱底铺着旧报纸，边缘被机油浸成深褐色。
我掀起报纸，发现底板比外面看着要厚。手指顺着四边摸过去，右侧有一道很窄的缝。
用螺丝刀轻轻一撬，底板只抬起半寸，下面像有什么卡住。再用力，铁皮发出难听的摩擦声。
我停下手。养父爱惜工具，这箱子跟了他多年，硬撬多半会坏。
顺着缝隙照进去，只能看见一层发黑的木片。里面多深，放了什么，一点也瞧不清。
我把底板按回去时，听见夹层里有东西滑动。声音很轻，像硬物碰了一下木头。
工具重新放进去，一只旧套筒却滚到桌脚。我弯腰去捡，看见箱盖内衬鼓起一小块。
那块仿皮早已开裂。我用镊子夹住裂口，慢慢往外扯，先掉出几粒干硬的胶渣。
随后，一块银牌从夹缝里滑出来，落在桌面上，转了半圈才停。
银牌只有两根手指宽，表面磨得发乌，一角留着断裂的细链。正面没有图案，只有几道浅浅划痕。
翻到背面，上面刻着一串编号。数字很清楚，不像养父平时给零件做的记号。
我用袖口擦了擦，银牌露出一点旧光。桌上的灯不稳，那点光也跟着轻轻晃。
内衬里还有张折得很小的纸。纸已经发黄，折痕处快要裂开，像是被人反复打开过。
展开后，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没有姓名，没有地址，只有旁边六个歪斜的字。
撑不住再打。
是养父的笔迹。他读书不多，写“住”字时，总把最后一笔拖得很长。
我把号码输入手机，没有保存。屏幕顶端显示已经凌晨一点十七分，外面的雨打在铁棚上，密密麻麻。
公司账上还能发一次工资。评审测试要换一批传感器，供应商已经不肯再赊货，几个老伙计还在等我的决定。
照养父的说法，眼下大概算撑不住了。
可我盯着拨号键，还是没有按。一个来历不明的号码，隔了两年，也未必还属于原来那个人。
更要紧的是，我不习惯向陌生人开口。要钱也好，求人也好，话到了嘴边，总觉得欠下的比拿到的重。
手机熄屏后，桌面只剩那块银牌。编号藏在暗处，摸上去有细微的凹凸。
我把纸重新折好，连同银牌装进贴身口袋。工具箱的夹层没有再动，只在缝边做了个铅笔记号。
离开修理铺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木凳、铁桌、墙上的扳手，全停在原来的位置。
卷帘门落下，机油味被关在里面。街边积水没过鞋底，我走到车旁，又把那串号码调出来看了看。
最终，只给它存了一个字。
旧。
03
孙永和的任命下来后，第一顿家宴设在他家。桌上六个菜，都是他爱吃的，连酒也换成了新包装。
我到时，他正坐在沙发上接电话。语气比从前慢，几句话说得四平八稳，挂断后还把手机放在茶几正中。
孙静在餐桌边核对一叠材料。存款、保险、车子，还有赵然名下的教育金，一项项记进本子。
我问她在算什么，她把计算器按停。
“家里有多少能动的钱，我得弄清楚。”
“公司不用家里的钱。”
她看了我几秒，把材料重新夹好，只说吃饭吧。那只文件夹没有收走，一直压在她手边。
孙永和给我倒了半杯酒。酒瓶碰到杯沿，发出清脆的一声。
“你那公司，目前到底欠多少？”
我报了供应商货款和短期周转的数目。他又问员工工资、租金、设备尾款，连个人担保也问得很细。
有些账还没到期，我没有逐项解释。他靠回椅背，脸色一点点沉下来。
“赵峥，你四十二了，不是二十出头。家里有老婆孩子，不能总靠一口气活着。”
我夹了一筷子芹菜，嚼了很久。菜炒老了，纤维塞在牙缝里，咽下去有些刮嗓子。
他从茶几抽屉取出一张名片，推到我面前。那是集团下属仓储公司的负责人，背面写着一个岗位和月薪。
“把公司关掉。这个岗位我打过招呼，负责设备管理，旱涝保收。”
月薪不低，比我前几年在机械厂时多一倍。五险一金齐全，离家也只有半小时车程。
“评审已经到最后一轮，我不能关。”
孙永和放下筷子，碗里的汤晃出一圈油花。
“评审能当钱吗？你欠的那些账，谁来扛？”
“该我扛的，我扛。”
他笑了一下，没有笑意。那张名片被他用手掌压住，慢慢推得更近。
“接受岗位，停掉公司。家里就还能安稳。”
我抬头看他。窗外有人晾被子，竹竿擦过防盗网，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
“婚姻不是条件，工作也不是价码。”
孙静握着水杯，杯口停在唇边。她没喝，又轻轻放回桌上。
孙永和问她：“你也由着他？”
她低头看那叠资产清单，半晌才说：“先把饭吃完。”
这一句话，谁也没劝住。孙永和把名片收回去，转而追问债务有没有牵连家庭账户。
我说目前没有。他又问以后呢，我答不出来。
做公司没有谁能把明天写死。订单可能下来，客户也可能再拖三个月。机器摆在仓库里，每天都在算成本。
“你连边界都说不清，还谈什么担当？”
孙永和把酒一口喝完，杯底重重落在桌面。赵然从书房探出头，见我们都不说话，又悄悄关上门。
我用纸巾擦了擦嘴，站起身。
“岗位留给需要的人。公司是我带着大家做起来的，不能一句安稳就散了。”
孙永和也站起来。他的新皮带扣在灯下发亮，肚子顶着衬衫，呼吸比平时重。
“那你就别拖着孙静和孩子。”
孙静猛地抬眼，手里的笔掉到地上。她弯腰去捡，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
我没有再坐。玄关那双旧拖鞋还是我常穿的，鞋边裂了一道口子，孙静前几天刚用胶粘过。
临出门时，她追到楼道。
“赵峥，你能不能再想想？”
楼道声控灯暗了。她跺了一下脚，灯光重新亮起，照见眼下淡淡的青色。
“我可以想办法，但不会关公司。”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等她继续，她却把外套领口拢紧。楼上飘来煎鱼味，油烟呛得人喉咙发干。
“那你问的是什么？”
孙静避开我的目光，只说过两天再谈。门在她身后合上，锁舌咔哒一响。
我下楼时，口袋里的银牌碰到钥匙。那串号码也存在手机里，名字仍是一个“旧”字。
走到单元门口，我看了一眼，没拨。
04
两天后的晚上，孙永和来了我们家。
他没换鞋，进门便把公文包放到餐桌上。赵然正在写作业，听见动静，抱着练习册走出小屋。
孙静从厨房端来三杯水。她没有问父亲为什么来，只把围裙解下，叠好放在椅背上。
我刚从仓库回来，裤脚沾着泥。桌上那只公文包方方正正，铜扣擦得很亮。
孙永和打开包，取出两份离婚协议。
纸张显然经过整理，孩子、财产和债务都列得清楚。公司归我，现有经营责任也归我。
孙静只要求赵然的生活和上学不受影响，不主张分走公司的设备、股份以及以后可能产生的收益。
我翻到最后，签名处还是空的。
“都想清楚了？”
孙永和问的是孙静，眼睛却盯着我。他把笔放到协议旁，笔尖朝着女儿。
孙静坐下后，没有立刻去拿。她左手握着一张折叠单据，只露出发白的边角，内容被掌心压得严严实实。
我问她：“这是你的意思？”
“先把手续办清楚。”
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布。她没有解释那张单据，也没有看我的脸。
“十八年，就这一句话？”
孙静嘴唇抿紧，把那张折叠纸攥在手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拿起笔，在签名处一笔一画写下名字。
赵然愣在小屋门口。练习册从怀里滑下来，砸在地板上，散出两张没订牢的卷子。
“妈，你签的什么？”
没人回答。她快步过来，抢起其中一份协议。看到标题后，脸上的血色退了下去。
“你们要离婚？”
孙永和伸手拿协议，赵然往后躲开。纸被她抓出几道皱痕，眼泪砸在第一页上，洇湿了一个字。
“为什么你们说了算？有没有人问过我？”
她十六岁了，平时嫌我接送太勤，也嫌孙静总检查错题。可那晚，她死死抱住那几页纸，像小时候护着摔裂的存钱罐。
孙静起身去拉她。赵然甩开手，肩膀一下一下发抖。
“是不是因为爸爸公司没钱？没钱就不能过了吗？”
孙永和脸色难看，叫她别插手大人的事。她抹了把脸，眼泪越擦越多。
“我是这个家里的人，凭什么不关我的事？”
走廊感应灯从门缝照进来，邻居的脚步在外面停了一下，很快又往楼上走。
我捡起地上的卷子，按页码排好。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做了一半，草稿上涂满了黑色笔迹。
“然然，先回小屋。”
她看着我，鼻尖通红。
“爸，你会签吗？”
我没能马上回答。桌上的饭已经凉了，番茄汤表面结出薄薄一层皮。
孙永和把协议从她怀里抽出来，压平皱痕。
“拖着才伤孩子。赵峥的公司随时可能出问题，孙静不能陪着往下掉。”
我把卷子放到赵然手里，转身面对他。
“您怕我欠债，可以问清楚。用离婚堵住所有可能，未免太急。”
“我问了，你说得清吗？”
他抬手点着协议，一项项念给我听。到最后，只剩一句，签了，各自负责。
孙静仍坐在原位。那张折叠单据塞进了袖口，只露出一道硬硬的折边。
我又问她：“你真想好了？”
她眼圈发红，却点了头。
赵然哭出声，推开小屋的门跑进去。门没有关严，里面很快传来压低的抽泣。
我站在餐桌边，看见墙上那张全家照。照片拍于赵然十岁生日，我笑得很僵，孙静的手搭在我肩上。
孙永和把协议装回公文包，说第二天是他的庆升宴。亲友都在，索性当面把事办利索，省得以后反复。
我看向孙静。她低头收拾那支笔，笔帽扣了两次都没扣上。
“好，明天我去。”
那晚孙永和走后，孙静睡在赵然的小屋。我坐在客厅，一直听着冰箱启动又停下。
茶几上放着公司测试安排。最后评审日期已经确定，离现在只剩五天。
凌晨三点，赵然出来倒水。她经过我身边时停了停，没有说话，把一条薄毯放到沙发扶手上。
我听见门重新合上，才将毯子盖到腿上。
05
庆升宴上，孙永和穿着新衬衫，胸前别着红花。客人轮流向他敬酒，包间里全是热菜和白酒混在一起的气味。
酒过三巡，他让服务员关了音乐。桌边安静下来，几双眼睛朝我这边扫过，又迅速移开。
孙永和把已经签好的协议放上转盘。
“赵峥，今天把字签了。从今往后，你别再进孙家的门。”
有人低头剥虾，有人端杯喝水。孙静坐在我右侧，背挺得很直，手却一直压在膝上。
协议上的条款没有变化。她的签名落在最后一页，墨色均匀，看不出落笔时有没有停顿。
孙永和说，公司欠下的账由我承担，孙家不沾。他还说，一个男人守不住安稳，就别拖着老婆孩子受累。
我听完，拿起桌上的签字笔。
笔有些漏油，拇指沾了一小块蓝。我在孙静名字旁写下赵峥，落下最后一笔时，心里反而静了。
十八年的日子不可能真的缩成几页纸。可到了该签名的时候，也确实只需几秒。
孙静看着那两个并排的名字，脸色很白。她张了张嘴，最后拿起水杯，喝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
我把协议推回去，笑了一下。
“今天是您的好日子，别让客人等。”
孙永和收起纸，肩膀明显松下来。他让我以后踏实做人，别总觉得自己有功劳、有本事，就能拿全家去冒险。
我没有争。奖章也好，公司也好，此刻摆出来，只会像输了之后给自己找的说辞。
包间重新响起碰杯声。我起身往外走，赵然突然从靠门的位置追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袖子。
她是孙永和临时叫来的，说一家人要齐整。她大概没想到，所谓齐整，是看父母把名字签在同一张离婚协议上。
“爸，你去哪儿？”
“出去透口气。”
“我跟你走。”
孙静也站了起来。她扶住椅背，叫了我的名字，声音被身后的敬酒声盖去一半。
我看着赵然哭肿的眼睛，替她擦掉脸侧一道泪痕。
“先陪着你妈。我打个电话就回来。”
宴会厅的门在身后合拢。走廊铺着厚地毯，脚踩下去没有声音，只有空调风从头顶一阵阵落下来。
尽头摆着一盆叶子发黄的发财树。旁边堆了两个没拆的花篮，红绸带垂到地上，被风口吹得轻轻摆动。
我走到角落，从内袋摸出养父留下的纸。折痕已经软了，那六个字被汗浸得有些模糊。
撑不住再打。
银牌也在口袋里。冰凉的边角贴着掌心，背面那串编号摸上去凹凸分明。
我调出存了许久的号码。备注只有一个“旧”字，像一扇不知道通向哪里的门。
电话接通前，我想过对面可能是养父的老朋友，也可能早已换了机主。最难堪的，无非是开口之后被问一句，你是谁。
第一声等待音很长。宴会厅的门开了一次，服务员端着果盘出来，又用肩膀把门顶回去。
第二声响到一半，电话接通了。
那边没有先说话，只能听见很轻的呼吸声。我报了养父的名字，又说自己从他的工具箱里找到这个号码。
对面仍旧没有回应。
我以为信号不好，把手机拿开看了一眼。通话计时正在跳，数字一秒一秒往上走。
“您好，能听见吗？”
电话沉默三秒，苍老的声音突然怒吼：“你小子，真当老子这电话是摆设？把银牌翻过来！”
我愣住了。那声音虽老，中气却足，震得听筒微微发麻。
“您知道银牌？”
“少废话，念编号。”
我把银牌放到灯下。金属表面映出暗淡的黄光，那串数字清楚得像刚刻上去。
我念出编号。对面竟叫出我四岁前的小名。
“梁峥。”
这两个字落下来，我后背贴住冰凉的墙。记忆里没有这个名字，胸口却莫名发紧，像有根旧线忽然被人扯了一下。
“我叫赵峥。您认错人了。”
“你左耳后面，是不是有一道月牙形的疤？”
我抬手摸向耳后。那道疤一直都在，养父说是小时候摔在石头上留下的。
对面报出我的出生年月，又说我四岁那年在救灾转移途中走失。当时穿蓝布褂，右边袖口补过一块方布。
我握着银牌，半天没有出声。那些事养父从没细讲，只说是在灾后的临时安置点捡到我。
老人喘了口气，声音低下来，却仍压不住发颤的尾音。
“我叫梁国栋，已经退休。这个号码，我守了很多年。”
我听过这个名字。退役前的荣誉室里，挂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他曾任战区司令，如今八十二岁。
宴会厅里又响起掌声，隔着门，听起来闷而遥远。孙永和正在里面接受众人的祝贺，而我站在角落，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准。
“您和我是什么关系？”
梁国栋停了片刻，一字一顿。
“你若真是梁峥，我就是你亲爷爷。你是我找了三十八年的孙子。”
我靠着墙慢慢蹲下。地毯有股受潮的味道，红绸带扫过肩头，又轻轻落回花篮边。
“只凭一块银牌，不能认人。”
“所以要查。旧记录、血样、你耳后的疤，一样都不能少。”
他的语气重新硬起来，像在安排一件不许延误的事。
“明早十点，带身份证去鉴定中心。我在那里等你。”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找到。电话那头只传来一声很重的呼吸，随后他说，见面后把能核对的东西都摆出来。
走廊另一端，孙静和赵然推门出来。赵然看见我蹲在花盆边，脚步一下加快。
梁国栋也听见了那边的声音。
“你刚才说，在宴席上签了离婚协议？”
我看着孙静停在几步外，轻轻应了一声。
老人声音陡然拔高。
“我等了你三十八年。你若不来，我就亲自到孙家，问他们凭什么替我孙子决定余生。”
电话贴在耳边，我却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银牌压在掌心，那串编号硌得生疼。
赵然蹲到我面前，小声叫爸。孙静站在她身后，手里还攥着那两份协议。
我望着她们，又看向屏幕上仍在增加的通话时间。
“明天十点，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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