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十次落榜的“毒舌”诗人，为何让整个唐朝都怕他？|吴越国|唐朝|罗隐|西施|诗人

如果你以为唐朝诗人都是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放，或是杜甫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国忧民，那你可能忽略了另一个“狠角色”——罗隐。

这位老兄，堪称唐朝最“毒舌”的诗人。他骂人，骂得文雅；他讽刺，讽刺得刻骨。更绝的是，他十次参加科举，十次落榜，却凭一张“毒舌”让整个晚唐都记住了他。他的诗句如同一把把淬毒的匕首，刺向权贵的胸膛；他的文章如同一面面照妖镜，让黑暗无处遁形。在晚唐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罗隐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一段另类的传奇。

十次落榜的“倒霉蛋”

罗隐，本名罗横，字昭谏，生于公元833年。他从小就是个神童，诗才横溢，文章写得那叫一个漂亮。据说他七岁就能吟诗作对，十岁便能出口成章，乡里乡亲都称他为“罗家麒麟”。按理说，这样的才子，科举之路应该顺风顺水才对。可现实偏偏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从二十多岁开始，罗隐就踏上了科举之路。这一考，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他考了十次，十次都名落孙山。要知道，唐朝科举虽然难，但像他这样屡战屡败的，还真不多见。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平庸之辈，靠着关系、靠着金钱、靠着溜须拍马，一个个都金榜题名，春风得意。唯独罗隐，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仿佛老天爷专门与他作对。

为什么？因为他太“毒舌”了。

有一次，罗隐在考卷上写了一首《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表面写蜜蜂，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不劳而获的权贵。考官一看，气得直吹胡子：“这小子，敢讽刺朝廷？”再看他的文章，字里行间全是对时弊的批判，对权贵的嘲讽，考官越看越恼火，大笔一挥，判了个“文章悖逆，不合时宜”。

还有一次，他写了《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大雪纷飞，别人都在说“瑞雪兆丰年”，他偏要说“长安还有那么多穷人，这雪还是少下点吧”。考官看了直摇头：“这考生，太不合时宜了。科举考试，讲究的是歌功颂德，你倒好，偏偏要揭短。”结果可想而知，再次名落孙山。

就这样，罗隐的“毒舌”一次次

断送了他的科举之路。但他就是不改，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刚”。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可他就是不愿意为了科举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曾对朋友说：“让我违心去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还不如让我去死。”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注定了他与科举无缘。

让权贵闻风丧胆的“毒舌”

罗隐的“毒舌”，可不是一般的毒。他骂人，不吐脏字，却句句扎心。他的讽刺，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权贵们最柔软的地方，让他们又疼又说不出话来。

最著名的，是他讽刺那些不学无术的权贵子弟。他在《感弄猴人赐朱绂》中写道：“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寒窗苦读十几年，还不如一个耍猴的，只要把皇帝逗笑了，就能穿上红袍当大官。这首诗一出来，整个长安城都炸了。那些靠关系上位的权贵们，气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人家说的是事实啊。更让他们恐惧的是，这首诗在民间广为流传，百姓们争相传诵，纷纷为罗隐叫好。一时间，罗隐成了百姓心中的“平民英雄”，而那些权贵则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还有一次，罗隐去拜访一位高官。这位高官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对罗隐爱答不理，甚至连正眼都不瞧一下。罗隐也不生气，临走时写了一首诗：“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表面上是说自己和歌女云英都没混出名堂，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位高官：“你也不过如此。”这位高官看完，气得差点吐血。更绝的是，这首诗后来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非但没有责怪罗隐，反而哈哈大笑，说“罗隐这厮，骂人都骂得这么有水平”。

罗隐的“毒舌”，还体现在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上。他在《钱》中写道：“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直接把金钱比作祸胎，讽刺那些靠金钱攀附权贵的小人。他在《春风》中写道：“也知有意吹嘘切，争奈人间善恶分。”讽刺那些只知道吹捧权贵的势利之徒。每一首诗，都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插社会的痛处。

晚唐最清醒的“明白人”

罗隐的“毒舌”，不是单纯的发泄，而是对晚唐社会深刻的洞察。他就像一个站在高处的智者，冷眼看着这个帝国的腐朽和没落，用他的笔，记录下这一切。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罗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的诗，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控诉。他在《黄河》中写道：“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表面写黄河，实际上是在说朝廷的黑暗——就像黄河水一样，从源头就不清，再怎么治理也没用。那些官员们，嘴上说着为国为民，实际上却在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罗隐这首诗一出，朝野震动，许多官员都心惊胆战，生怕罗隐下一首诗写的就是自己。

他在《西施》中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为西施翻案，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把亡国责任推给女人的统治者。在罗隐看来，国家的兴亡，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统治阶层的腐败和无能所致。那些把责任推给女人的统治者，不过是在为自己找借口罢了。

罗隐的清醒，还体现在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上。他在《自遣》中写道：“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表面上是一种放纵，实际上是对命运无奈的抗争。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渺茫，但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宁愿用这种看似消极的方式，来对抗这个不公的世界。

这些诗，每一首都像一把刀，直插晚唐社会的要害。难怪有人说，罗隐的诗，是晚唐最清醒的声音。他的诗，不只是在写个人遭遇，更是在写一个时代的悲哀。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即将灭亡的帝国，写下了一篇篇墓志铭。

晚年逆袭：从“毒舌”到“国师”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罗隐考了一辈子科举都没考上，却在晚年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公元887年，55岁的罗隐回到家乡杭州。当时的镇海节度使钱镠（后来建立吴越国）久闻罗隐大名，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做官。罗隐一开始是拒绝的。他写了一首诗给钱镠：“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意思是说，你钱镠要是容不下我，就别学曹操杀祢衡那一套。钱镠看完哈哈大笑，回信说：“先生放心，我钱镠虽不是明君，但也知道爱惜人才。先生若来，我必以国士待之。”

就这样，罗隐终于出山了。在钱镠的帐下，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为吴越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劝钱镠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视教育，使得吴越国在乱世中成为一片乐土。他写的《吴越春秋》，成为后人研究吴越国历史的重要资料。他提出的“保境安民”政策，使得吴越国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晚年的罗隐，不再是那个愤世嫉俗的“毒舌”诗人，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公元909年，罗隐在杭州去世，享年77岁。他的一生，虽然坎坷，却终究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