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风像刀子一样刮脸。
我把那张三万块的银行卡，跟我娘的纸钱一道，扔进了坟前的火盆里。
十年。我替李欣怡挡过刀，挨过棍，拦过绑匪。她连我娘最后一面，都没让我见着。
夜路走回家，我把手机关了，在炕上躺了一整天。
第二天下午，村口老赵头骑着三轮车，给我送来一个快递信封。
寄件地址印着“晟宇集团财务部”。
拆开来，里头没有信，只有一张泛黄的银行回执单，收款人户名叫“陈淑燕存单专项”，经办人一栏签着我娘的名字。
可我妈大字不识几个，这辈子，连银行柜台都没进去过。
我攥着那张纸站在院门口，指尖发麻。
手机震了一下，进来一条短信，号码是李欣怡的私人手机。
短短几行字，我盯着看了将近一分钟，血涌上脑门。
我踩灭烟头，转身骑上摩托，往镇上那台取款机冲了过去。
我妈叫陈淑燕。
她从没念过一天书。
01
十年前，我从部队退伍回村那天，天正下着毛毛细雨。
我背着行李卷走进院门，看见我娘坐在门槛上择豆角，白头发比上回探亲多了不少，弯腰的那些弧度里，骨头像是要从皮里戳出来那般瘦。
我娘看见我，抄起旁边的板凳就追了两步，嘴里骂着：“你还知道回来！”
我笑着没躲。
她走到我跟前，拿手背抹了抹眼角，转身进屋给我下了一碗荷包蛋面。
等到晚上，我听见她在里屋咳嗽，压着嗓子，一阵一阵的，像破风箱漏了气。
我站在门外听了半晌，心里沉到底。
第二天我带她到县医院查，说是老慢支，拖成了肺病，得长期吃药，不能断。
药单子拉出来，一个月得一千多块，再加上家里的开销，总不能让我娘跟土地磕一辈子。
战友帮我介绍了个临时活，去省城一家酒店顶场安保。
说是给地产商办的酒会看场子，一天两百块。
我换上堂叔借我的西装，领子大了两码，照镜子时自己都觉得不像样。
酒会设在一栋高楼顶层，水晶灯亮得晃眼。
我站在大厅边缘，看着满场穿金戴银的人，跟误闯进别人家的庄稼汉似的，浑身不自在。
到了后半场，酒劲儿上头的那拨人就开始闹。
一个戴金链子的男人端着酒杯去敬晟宇集团的董事长李欣怡。
李欣怡那年三十二三岁，穿一身黑色套裙，左右手各戴着一条极细的金链子。
她微微皱眉，客套地推拒了两句。
那男人不依不饶，伸手就往她腰上揽：“李总不给面子？我赵某人就这么矮？”旁边几个项目经理非但没拦，还跟着起哄往里推她。
我离得近，上前一步插在两人中间，挡了一下。
“哥们儿，李总喝多了，不适合再喝。”
那人斜眼打量我，上下扫了两遍，嘴里不三不四：“你算哪根葱？”我纹丝没动。
他火了，抬手一拳捶过来，我侧身让开，顺着他那拳的惯性往下一捋，反手按住他后颈，把那张油光满面的脸，轻轻贴在了餐台上。
动静不小，大厅安静了片刻。
李欣怡站在我身后，隔着人群看了我一阵，没有道谢，也没有跟别人说话。
第二天上午，一个自称秘书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陈先生，李董请你到公司来一趟。”
我去了。
十楼电梯出来，穿过一整面玻璃幕墙走廊，到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
李欣怡坐在桌子后面，抬头看我时，目光在我脸上多停了两秒，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姓陈？”
“陈刚毅。”
“你娘是不是姓陈，叫陈淑燕？”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你怎么知道？”她没接话，转头望向窗外，好半天没声响。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来，脸上已经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做派：“我这缺个贴身保镖。你底子好，话少，能吃苦。”
她说得干脆，开出的条件也干脆。
我思量了几分钟，一咬牙点了头。
出了她办公室门，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一个中年女人，手里抱着一沓凭证。
她看见我，手里的档案险些脱手，怔怔地看了我好几眼，脱口道：“你长得像你娘。”
我当时只当是这姓陈的确实撞了脸，笑了笑没搭话。
她像是意识到自己多嘴了，低下头快步走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女人姓薛，叫薛玉霞，是集团的财务主管。
那天晚上我回了村里，跟我娘说了这事。
我娘坐在灶台边择韭菜，手停了一阵，说：“城里累，干不惯就回来。”我应了一声，说是。
我娘没再说话，低头把韭菜根掐了一遍又一遍。
现在想想，她可能什么都知道。
02
入职头一个月，李欣怡几乎没正眼瞧过我。她吩咐人办事向来简洁，三句话内说完，说完就走，“嗯”
“好”
“知道了”是她跟我之间最多的交流。
我原以为给女老板当保镖，多的是无聊时光。没想到第三个月就出了事。
晟宇集团在南边盘了一批建材，老板姓胡，原本谈得好好的，货款打过去一半，对方翻脸不认账了。
李欣怡带我去签对赌协议，谈判谈到晚上十一点，对面拍桌子翻了脸，把大门锁了不让人走。
两个看场子的壮汉堵着门，灯光晃晃悠悠，气氛绷到要断弦。
李欣怡坐在椅子上，面不改色。
我低声跟她说了句“跟我走”，抓起桌上的茶壶往东墙猛砸过去。
砸过去的方向不是门，是监控摄像头。
那一下把屋里的人炸蒙了，我拉她从侧窗口翻出去，落到后院的水泥地上。
追出来的人骂骂咧咧在后面撵，我护着她跑过一段窄巷时，后脑勺挨了一棍子。
眼前眼冒金星，脚步一软差点栽倒。
李欣怡拽住我的胳膊，咬牙往前拖：“撑住，别在这儿倒。”最后拐到主街上，拦到一辆出租车，总算甩脱了尾巴。
到了医院，后脑勺缝了八针，她坐在走廊的铁椅子上等，全程没说一句话。
到后半夜，她让秘书给我送过来三百块钱，说是营养费。
我没接钱，只是问了一句：“伤着呢，明天能歇吗？”秘书面有难色：“李董说了，明天还有安排。”我嗓子眼堵着一口气，没处发。
过了两天才发现，李欣怡自己的右手腕也骨裂了。
翻墙时她撑了一下地面，缠着绷带。
我觉着这个人古怪得很。
自己伤得不轻却一声不吭，处理完正事才上医院。
那阵子我在她公司附近租了个小单间，干活儿没有准点，常常凌晨才躺下。
有天早上我出门买早餐，看见李欣怡站在楼道拐角，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见了我递过来，说了句：“喝了，别误事。”我揭开盖子一看，是小米粥，熬得浓稠，上头浮着一层米油。
我一边喝一边疑惑，这女老板什么时候知道我胃不好的？
我妈只会熬小米粥和绿豆汤，我一直以为那是老家土做法。
李欣怡看着我把粥喝完，接过空桶转身走了，前后站了不到两分钟。
日子久了发现她确实不会说软话。
她对自己的下属和合作方都冷淡利落，不寒暄，不勉强，也从不在人前示弱。
跟她时间长了，我能从一些极细微的地方判断她今天的状态——她心情不好时右手会无意识地转笔，转得飞快。
我陪她出过几趟远门，见过她面对一屋子大老爷们谈项目时的狠劲儿。
她能目不转睛盯对方十分钟不说话，盯到对方自己先露怯。
也见过她在深夜回酒店路上，一个人坐在后排，看着车窗外头流光溢彩的城区，连打了两个哈欠，也不说什么。
那段时间，工资发到手里我总觉着数目不对。
合着干了三个月，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差将近一千块。
我去财务窗口问，坐窗口的姑娘翻来覆去查了两遍，说系统里就这么多。
第二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冷着脸扔给我一张打印出来的工资条：“入职工资四千二，这个月出了趟差，补助加了一千二，扣了社保，自己看。”我拿过工资条一看，上面写的跟我卡里实际到账的数差了将近八百元。
我憋着没再问。但回了工位，翻开手机银行，把每个月的到账记录都截了屏。不是为了记仇，只想着万一哪天真要掰扯，这凭证不能没有。
后来有一回，薛玉霞来办公室送财务报表，在走廊上经过我身旁时她停了停脚，低声说了句：“小李总面冷，心不是冷的，别盯着工资条看。”我愣了一下，转头要问，她已经进了电梯。
当时只觉得这话莫名其妙。
03
跟了李欣怡第三年秋天，最凶险的一次出了车祸。
那天我们走的是省道，司机老刘开了大半辈子车，路上也没发现异常。
经过一处十字路口时，对向一辆满载砂石的大货车闯了红灯，直直朝主驾侧碾过来。
我余光扫到那辆车的轮廓时，一切发生得太快。
本能地侧身扑过去，把坐在后排右侧的李欣怡整个人按倒在座位上。
那一下，整辆车几乎被撞得横飞出去。
挡风玻璃碎成蛛网，副驾车门凹进来一大块，我后背被飞溅的玻璃碴子划出好几道口子，火辣辣地疼。
李欣怡被我压着动弹不得，隔着几秒钟，挣扎着轻声问了一句：“你没事儿吧？”她从不问我累不累，从不问我伤不伤。
车祸后却问了一句。
她下车报警，处理现场，跟交警做笔录。
从始至终没表现出慌乱，只有左手无意识地反复摩挲右腕的伤痕。
等到晚间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我的伤只是擦伤加挫伤，没有大碍，她的脸色才慢慢松弛下来。
那晚她让秘书送了一个牛皮纸袋到我租住的楼下。
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件新的厚外套，标签还挂着。
尺寸对得整整齐齐，像是问过谁。
那件外套，我穿了五年。
后来我在她办公室门口听她跟人说电话：“省道上的监控调出来，查那辆卡车司机，仔仔细细查。”她语气冷厉得跟平时不太一样。
说完这通电话，她开门出来看见我站在门口，脸色顿了一下，没有解释。
那阵子我的工资条上又多了一笔“特殊补助”，数目不大不小，意思暧昧。
但随后一个月，工资又恢复了原样。
我心里琢磨着这老板行事叫人猜不透，就多留了个心眼。
每个月发工资后，我都跑到银行自助机打一张流水，把数目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不是较真，只是心里存着一根弦，总觉得有些事没弄明白。
年底回家时，我娘的病眼瞅着加重了。冬天咳嗽咳得整夜睡不着，可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她总说“好着呢”
“别操心”。
大年二十九我抽空回去一趟，半宿听见她咳得声音发颤，隔着墙我也没办法安睡。
一早起来我说要带她去省城医院好好查查。
她摆手：“你那点工资，别乱花，省着往后娶媳妇用。”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初三下午我要回城里上班。
我娘送我到大门口，塞给我一塑料袋的咸菜疙瘩：“城里的菜贵，你省着点。”她站在屋檐下，风吹花白头发。
我骑上摩托车跑出老远，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那儿，一只手撑着门框，身形瘦小，像一棵被风霜打蔫的老树。
那是我见过她最后一次站着的样子。
那年冬天过后，她的身体像一盏快熬干的油灯，说什么都不肯进省城的大医院。
我拗不过她，只得每月把药买好，托堂叔捎回去。
每次通电话她总是那句话：“我还好，不中用多长时间了，钱留着给你办事儿要紧。”
我那时候不懂，她嘴里的“办事儿”，是怕我没钱娶媳妇。
她不识字，不会表达，就一遍一遍地念叨这句话。
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年她没吃完的药，全换成了一笔一画地省下的票子，托给了她信得过的人。
而我，还浑然不知地责怪她不好好看病，不肯花钱。
04
母亲的病，是在第六年冬天急转直下的。
那天凌晨，我被手机铃声吵醒。
堂叔在电话那头声音发哑：“刚毅，你娘不行了，赶紧回来。”我挂了电话，衣服都没换全就往楼下跑。
一边跑一边拨李欣怡的电话，连拨了两遍都没接。
我打给她的秘书，秘书说李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暂时走不开。
我顾不了那么多，打车往公司赶。
到了办公室门口，她正在跟几个西装革履的人谈事，我隔着玻璃门往里看了一眼，心口像塞着一团棉花。
秘书进去低声通报了一声。
我等到她出来，扑上去说：“我妈快不行了，我得回去一趟，现在就得走。”
李欣怡站在门廊下，隔着走廊的灯光看着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现在不能走。城东那个工地出了紧急情况，材料对不上账，你替我去盯三天，那边电话快被打爆了。”我脑子里嗡嗡响，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娘的病危通知，还不如她一堆建材重要？
那一刻我恨透眼前这个女人了。我忍着满胸腔的怒意，压低声音说：“我妈在病床上躺着，你让我去看工地？”
“三天。”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平稳得像在报一个日程安排，“三天后回来，我批你假。”她停顿了一下，又低声加了一句，“你要信我这一次。”我没接话，转身就走。
第三天傍晚，城东工地的临时仓库还没清点完，堂叔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刚毅……你娘走了。”
“下午三点多咽的气，没受多大罪。”堂叔说已经把她收拾好了，棺材也备好了，等我回去就能下葬。
我捏着手机站在仓库门口，那么大一汉子，在风里站了足足五分钟，五官绷得发酸，硬是没掉泪。
夜里我赶回村里时，灵堂已经搭起来了。
我娘的棺材摆在堂屋正中，白布拉起来，风把纸幡吹得哗哗响。
傍晚时分，李欣怡的电话进来了。
我没接。
她又打第二遍、第三遍，我直接把来电掐断，回了一条短信：人已经没了。
不需要你批假了。
电话那头再没有动静了。
当晚母亲的灵前，只有我和堂叔两人守到天亮。
第二天出殡，我抱着母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走着走着腿就软了。
堂叔扶住我，旁边帮忙的乡亲也都红了眼。
办完丧事，我回到城里，向李欣怡递了辞呈。前后十天，她没打过一次电话。连一句节哀都没有。
递辞呈那天，她坐在办公桌后，像一根钉子钉在椅子上。
我把辞职信放在她桌上：“李董，我干了十年，替你挡了不知道多少回，我娘走的时候你给我调去工地……我不怨你，但是我干不下去了。”她垂着眼没看我，过了很久，拉开抽屉取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面上。
“这里有笔钱，你拿去把你娘的坟好好修修。”
“多少？”
她没接话。
我捏起那张卡端详了一会儿，揣进兜里，点了点头。回到住处，在ATM上查了余额：三万整。我当时冷笑了一声，把卡拔出来。
十年。
我拿命跟了你十年。
我妈的送终，只值三万。
那张卡我留着没扔。
第二天我坐上回村的大巴车，到县城的汽车站已经是后半夜。
我又拎着酒到母亲坟前坐了很久。
风刮得呜呜响，我把那张银行卡拿出来，看了两眼，扔进了焚纸的火堆里。
“三万块，你儿子买不回你的命。”那一夜，我坐在坟前喝光了那瓶白酒，跌跌撞撞回了家。
到家后我把手机关了，拉上窗帘，蒙头睡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村里老赵头来敲门，说是省城寄了个快递给我。
我拆开那个印着“晟宇集团财务部”的信封，里头掉出来一张旧的银行回执单。
回执单上面收款人写的是陈淑燕。
经办人签名一栏，我妈不会写别的字，就会一笔一画地写自己的名字。
那名字她练了几十年。
可我娘这辈子没进过银行大门，更没可能自己去办存单业务。
这张回执单摆在我眼前，像一块从天上砸下来的石头。
我捏着那张纸看了半天，脑子嗡嗡地响。
手机在这时候震了一下。
屏幕上跳出一条短信，来自李欣怡的私人手机号。
一行字我看了许久，手抖了一下，心口像被人拿手紧紧攥住了一般。
那条短信是：“去查那个账户。密码是你妈的生日。别来找我。”
05
我骑上摩托车就往镇上赶。
从村里到镇上有十来里土路，天冷，冻硬的土疙瘩硌得车轮歪来扭去。
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揣在兜里攥着那张回执单，指头捏得发酸。
赶到镇上储蓄所时已经快下午三点了。
储蓄所不大的门面，三排塑料椅空着大半。
我站在ATM隔间里，按照短信的提示输入母亲的生日。
手指抖得按不准键，屏幕上的数字跳错了两次，重新来。
六个数字终于输对了。
屏幕弹出来一个账户界面。余额显示的那串数字，让我第一遍没数清楚位数。
我凑近了数一遍，又数一遍。
后背一层冷汗冒上来，火辣辣的。
十年我跟在她身边，手里经过的钱不少。
可我的户头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那串数字后面的零，像一只巴掌，结结实实扇在我脸上。
比我娘下葬那天还要疼。
我站了不知道多久，身后排队的人催了两遍没能把我叫醒。
直到第三遍，一个老头不耐烦地敲着隔间的墙：“兄弟，你完事儿没有？”我抽出卡退出来，让开位置，走出储蓄所大门，站在台阶上缓了好久。
冷风灌进领口，我才发现自己出了满身的汗。
那笔钱的数目，加上这些年工资条上断断续续少掉的数，恰好能对上一笔整账。
一笔一笔攒了十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掏出手机，拨了李欣怡的号码。
响了三声，被摁掉。
再拨，仍然被摁掉。
我站在储蓄所门口的天色下，像一根钉子钉在水泥地上。
第三个电话她没再接，只是回了一条短信：“我说了，别找我。”我没有再拨。
我去查了那笔账户转出的记录，每隔两个月一笔，最早一笔发生在十年前初冬，正是我入职第三个月。
定期转入，从未中断，持续到一年前的秋天。
一年前，那是我娘病情加重前半个月。那个人的工资条上，每月都少掉一笔钱。我盯着这些记录，心里翻江倒海。
李欣怡认识我妈，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
薛玉霞看见我时说“你长得像你娘”，后来又说“小李总面冷心不冷”。
这两个女人，轮流站在我眼皮子底下，把秘密藏得严严实实。
我回想起我娘临终前，神情平静，并不意外。
她像是早早知道儿子要回来一样，撑着最后一口气，等着听我进院门的声音。
我娘到死之前，替自己的儿子铺好了所有路。
我从储蓄所出来，骑上摩托往县医院的方向赶。
腊月的风直直灌进衣领，我全然觉不出冷了。
县城医院的病案室在二楼，护士在窗口看了我一眼：“调谁的？”
“陈淑燕，去年冬天住院的。”她翻了半天档案，拉出一份复印件。第一页还好，翻到第三页时我注意到页脚少了一页。
“这份记录怎么缺了一页？”
护士看了一眼：“去年冬天那阵有个人来调过，说是家属，搞错拿走了也有可能。”我追问：“什么人？长什么样？”她摇头说不记得了。
我站在走廊里，迎面撞见当年管过我娘病房的护士长。
她看见我认了半天，终于记起来：“你是陈淑燕的儿子吧？”我点了点头。
她犹豫了一阵，压低声音跟我讲：“你娘走之前那晚，十点多了，病房电话响过一次。你娘接了电话，说了大概十来分钟。放下电话，她没睡，坐在床上靠到天亮。”
“她跟谁打的？”
“你娘没说。但我听见她挂电话前说了一句：闺女，别来了，你来了也赶不上。听声音，像是打给城里的老板。”
我站在那里，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像是要把人钉在原地。
窗外枯枝被风吹得咔咔响，护士长说完就走了。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久到有人拿着点滴瓶从我身边来回经过了好几次。
晚上回到家，我从桌底下翻出那个记账本。
里面一笔一笔，记着这十年工资的出入。
我翻开最新那页，在末尾写下今天查到的那个账户尾号，把两行数字并排摆在一起，盯着看了半晌。
然后我拨通了薛玉霞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那笔账，你知道吗？”
对面沉默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了？”
“知道了多少？”
“知道了你该知道的那部分。”她顿了顿，“刚毅，你娘那个事，比你想的复杂。你要是想弄明白，回来见我一面吧。”
06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出了门。
县城最早一班大巴到省城是上午十点半，我在车上坐了三个小时，一路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冬野，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那些念头。
到了省城，我没有先去找薛玉霞，而是站在晟宇集团大楼对面的路口望了一会儿。
大楼还是那栋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冷白的光。
我在楼下站了十来分钟，然后拐进旁边一条巷子，找到财务部侧门。
提前给薛玉霞打了个电话，她让我在侧门等。
过了十来分钟，她穿着灰色大衣出来了，在巷口左右看了看，跟我说：“走吧，换个地方说话。”
我们找了附近一家小茶馆，要了间包房。
她坐下后没急着开口，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边角都磨毛了。
我接过拆开，里面是厚厚一沓票据。
最早一张的日期，是我入职第三个月。
我一张一张往后翻，按时间排得整整齐齐，每一笔金额都跟工资条上少掉的数目对得上。
这些钱没有流进李欣怡的个人账户，全都转入了另一个户头，户名写着陈淑燕。
票据的背面，每一笔后头都歪歪扭扭地签着一个名字，陈淑燕。一笔一画，小学生写字似的。我盯着那些个名字，手有点发抖。
“这些钱都是你娘自己每个月攒下的。”薛玉霞说，“你入职之后，李董把工资结构调整了一部分，每月扣除一笔‘专项款’，那个款项走的不是公司账，是她个人对你娘的支付。她每个月把扣掉的钱单独交给陈姨，让她去银行存单。”
我妈大字不识一个，怎么自己在银行办存单？
薛玉霞接着说：“头一年她带着老人去银行，手把手教她签字。你娘学了好几个月，就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每次存完钱，她都要自己在那张回单上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她说这样才算数，将来你看到了，才知道是她自己存的。”
我喉咙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档案袋最底层压着一张折叠便签纸，打开后边角已经起了毛。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用铅笔写的：“这钱是刚子娶媳妇的，他性子直，千万别让他知道。他要晓得了，肯定不拿。闺女，你替我收好，瞒好，等日子太平了，再找个由头给他。”
纸上写到末尾，笔画已经在抖了。那是我娘的笔迹，我认得。我念了小学之后教她写过几个字：“陈”
“淑”
“燕”三个字她练了不知多少遍。
“这纸条，”我嗓子发哑，“我妈写的？”
薛玉霞点头：“前年冬天，陈姨来城里复查，专门找我吃了一顿饭。她把这张纸交给我，叫我保管好。她说，她这辈子没本事，攒不了几个钱。唯一能替儿子做的，就是把这些钱凑成一个整数。她知道你在李董身边待不长久，她怕你没钱修房子，没钱娶媳妇。”
我攥着那张纸，指头太过用力而微微发白。像是有人拿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在心上磨。
“后来呢？李欣怡为什么一分不早给我？”我压着声音问，“我妈生病住院那些年，多难她都咬着牙不开口，图什么？”
薛玉霞看了我一眼，斟酌了一会儿才说：“你娘求过李董，说不能让你知道你们之间的旧关系。她说你性子直，重情义，要是知道了李董跟她之间的关联，就会把自己当成半个家人，命都不要了。她怕的就是这个。你们干那一行的，太把恩情当回事，反而容易坏大事。”
“所以她就宁可让我恨她？”
薛玉霞没有直接回答这话。
她把茶碗转了半圈，才抿着嘴唇开口：“陈姨临走前最后一个电话，打给李董的。她说：‘闺女，别来，你来了也赶不上。他正在气头上。你要让他记恨你，才能放下这里的人和事，安安全全地走。出了这个门，离得远远的，之后你再把钱给他。那时候他就能懂你了。’”
我坐在那里，整个人像被人抽掉了骨头。
那根线一接上，前面十年里所有说不通的事，全都串起来了。
那碗小米粥、那件外套、那句“你长得像你娘”。
李欣怡知道我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人是我娘，而我娘这辈子放不下的，除了我这个儿子，还有当年那个7岁就没了妈的小姑娘。
“那辆货车，”我嗓子哑得几乎听不清，“又是怎么回事？”
薛玉霞的脸色变了变，声音压得更低了：“那辆车本来要撞的不是李董。你不在那几天，公司里有人着急了。你跟着李董太久了，知道的事太多。你娘一走你就递了辞呈，他们怕你手里攥着什么证据离开公司，会对他们不利……”
我立马想到了刘国源。
晟宇集团的二把手，平日里见了我笑呵呵打招呼的一个人。
薛玉霞顿了顿，说：“你走了之后第二天晚上，李董在公司楼下被一辆没有牌照的货车轧断了三根肋骨，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没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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