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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时代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早已对这位总统的手法熟得不能再熟：一概否认，绝不道歉。独占聚光灯。反攻、还手、反诉。永远宣布胜利，哪怕明明输了，尤其是输了的时候。靠煽动怨愤，可以赢得支持；诉诸本土主义，也能奏效。残酷即使还没有正常化，也会成为常态。规则和传统是傻瓜才会守的；人人即便尚未腐败，也都有被腐化的可能。
这些当然是特朗普总统的本能。但在成为他的本能之前，它们先属于罗伊·科恩。
凯·伯德（Kai Bird）与苏珊·戈德马克（Susan Goldmark，伯德的妻子兼首席研究员）合著的新书《美国恶棍》（American Scoundrel），为罗伊·科恩（Roy Cohn）作传。科恩是20世纪一名阴险狠辣的律师。当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资浅联邦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在全美煽动“红色恐慌”时，他担任麦卡锡的首席法律顾问；后来，年轻的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应对有关其歧视潜在黑人租户的指控时，他又成为特朗普的律师。《美国恶棍》很典型地属于那种解释“我们究竟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书。它展示了科恩的诡诈、偏执和无耻如何影响麦卡锡，如何沾染到特朗普身上，并最终牢牢黏在美国身上。
2016年大选获胜后的第二天，特朗普正在同他的朋友、顾问，也是科恩多年盟友的罗杰·斯通（Roger Stone）通电话。说起1986年去世的科恩，这位候任总统带着几分惆怅说：“罗伊要是能看到这一刻，该有多高兴啊？我们可真想他。”几个月后，特朗普又因时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未能保护自己而大发雷霆，怒声质问：“我的罗伊·科恩呢？”
如果特朗普真想找到科恩，他只消照照镜子。
《美国恶棍》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出科恩与特朗普之间的相似之处，明显到伯德几乎不用点明。比如，科恩很小就懂得借父亲的影响力办事。他的父亲是一名纽约法官。这和后来特朗普依赖自己父亲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的财富和人脉如出一辙。16岁时，科恩给警察分局打了个电话，替一位高中老师摆脱了一张交通罚单。他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父亲是谁。”后来，他又靠父亲的权势，谋得纽约联邦助理检察官的职位。
科恩后来痴迷于宣传自己的成就。“如果全世界不知道，那我就不算赢。”为了不断登上新闻，他刻意经营与八卦专栏作家的关系。（其实他也不太需要别人帮忙：早在为麦卡锡工作、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之前，科恩参与起诉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一案，就已经让他在法律界有了名气。）伯德写道，在科恩看来，“个人忠诚高于一切”；至于他对法律规则的轻蔑，则浓缩在那句格言里：“别告诉我法律怎么规定。告诉我法官是谁。”
科恩甚至常常不按时付账，伯德称这是“特朗普从科恩那里学到的又一课”。和他的门徒一样，科恩曾多次被起诉，还反复接受美国国税局的税务审计。1980年的生日派对上，朋友们送给科恩一个蛋糕，上面是他本人一张怒气冲冲的脸。（至于有没有同款T恤，书里没说。）认识这两个人的人都看得出来，特朗普的一些口头禅，比如“说实话”和“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追溯到科恩。
科恩也爱谈人群规模。1963年，在对伪证和妨碍司法的指控作无罪答辩后，科恩站在曼哈顿一家法院门外，对聚集在场的记者说，这是“我自陆军与麦卡锡听证会以来见过人数最多的一次”。1980年，罗纳德·里根赢得总统大选后，科恩在华盛顿办了一场庆祝派对。他炫耀到场的名人，包括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还吹嘘说：“我们这场来的人最多。”
哦，对了，科恩也常年一身古铜色。
除了风格和性情，科恩与特朗普还共享同一套政治模板。伯德写道，科恩“尤其擅长表演式政治”：嘴上自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自己却坐着劳斯莱斯四处出行，或在名为“反抗号”（Defiance）的游艇上开派对。两人看待历史时，都“透过带有阴谋论色彩的镜片”，把对手贴上共产党人、激进分子或“深层政府”中人的标签。伯德还援引肯·奥莱塔（Ken Auletta）1978年的一篇人物特写。科恩在文中抨击自由派，称他们总以为“我们必须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爱，而世界偏偏恨我们”，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利益上。伯德说：“特朗普外交政策中那种硬汉式本能，并没有多少原创性。”那套东西来自科恩。
伯德写道：“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后来变形为一种本土主义的‘美国优先’政治，把现代共和党变成了一个由怨恨驱动的政党，怨恨旧建制，怨恨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自由派文化。”而科恩正是连接麦卡锡与特朗普的那层“结缔组织”。读《美国恶棍》时，我有时会想，这个书名为什么不是复数。
一位曾长时间采访科恩的记者给过一个评价，放在特朗普身上也同样合适：“他抱着一整套几乎不加掩饰的偏见，只要其中一种或几种对他有利，只要派得上用场，他就会拿出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这些偏见还能管用多久？
“罗伊·科恩的麦卡锡主义远比麦卡锡本人活得长，并将在此后几十年里毒化美国政治生态，”伯德写道。特朗普主义也可能变异、延续，即使特朗普本人被战争拖累、被低迷民望消磨、又被年龄放慢脚步，开始逐渐淡出视野。
“为什么麦卡锡身败名裂了，麦卡锡主义却没有？”伯德问。他的一个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论面对顾问们怎样的劝说，都拒绝直接攻击麦卡锡。其中就包括艾森豪威尔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er），他曾敦促总统“把麦卡锡撕得粉碎”。即便麦卡锡主义正在撕裂国家、侵蚀共和党，伯德写道，总统仍“从未冒政治风险去嘲讽麦卡锡那套立论前提”。艾森豪威尔认定，与其正面交锋、反而抬高这位参议员，不如干脆无视他。
特朗普这些年，共和党领导人做出过多少次同样的盘算，而结果又是何等痛苦、何等可以预料？从觉得好笑，到惊愕，到容忍，再到最后屈服，这条下坡路不长，却陡得惊人；而我们也许还要在坡底困上一阵。伯德写道，麦卡锡主义的偏执在麦卡锡退出历史舞台很久以后，仍“作为美国生活的一项日常特征延续”，在“这个国家的精神深处留下一道不断化脓的伤口”。特朗普受麦卡锡昔日助手的教导，学会了反复抠抓那道伤口，确保它一直流血。
伯德一直是美国建制体系的记录者。他此前写过的传主，有吉米·卡特这样的总统，有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这样的总统顾问，也有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这样的科学家。科恩则始终潜伏在这些故事的边缘，是一个既从建制中汲取养分、又不断破坏建制的反建制人物。如今到了特朗普时代，科恩那套政治已经赢了；建制派被清除、被收编、被阉割。伯德写道，剩下的是一种关于美国权力的“颠覆性反叙事”。
今年年初，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感受到的唯一权力约束，其实就是他自己。“我自己的道德准则，”他说，“我自己的内心。只有这些能阻止我。”伯德没有作这个比较，但特朗普这番话又一次令人想起45年前科恩接受《阁楼》（Penthouse）杂志采访时说过的话：“我很久以前就决定，规矩由我自己定，按照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判断和我自己的良心行事。”
我们的罗伊·科恩在哪里？
就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作者｜卡洛斯·洛萨达（Carlos Lozada），《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华盛顿意见版专栏作者，近著《华盛顿之书：如何阅读政治与政治人物》（The Washington Book: How to 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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