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后来被一些文章写得颇为传奇，甚至把事故原因、人员伤亡数字和具体处置过程说得十分确定。但从公开可核对的历史材料看，相关细节并不完全一致。能够确认的是，事故发生后，中央和海军都高度重视，调查、善后以及部队稳定工作同时展开，海军内部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当时的大连，不只是一个普通港口。它背靠黄海，面向东北亚，既有重要军港，也靠近复杂的国际海域。若在这里举行大规模海军活动，参加舰艇、飞机数量以及对外影响，都必须经过慎重衡量。
华国锋提出检阅海军，出发点并不难理解。重大事故发生后，官兵士气和部队信心难免受到影响。通过一次公开检阅，展示海军建设成果，鼓舞军心，稳定队伍，这种想法有其现实背景。
不过，军队检阅从来不只是内部活动。特别是在大连这样的战略位置，任何大规模舰艇调动，都可能被周边国家视作政治或军事信号。1978年的中国，正处在外交关系调整和国内发展方向转换的关键阶段，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外界误判。
据相关回忆材料，邓小平和罗瑞卿对这一计划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邓小平的考虑，并不是否定华国锋关心海军、鼓舞部队的初衷，而是认为，事故之后立即进行大规模阅兵，容易把一次内部军务安排，变成国际社会关注的军事动作。
有意思的是，这种分歧并非个人之间的争执，而是两种不同角度的判断。华国锋更多考虑部队情绪和海军形象，邓小平则把事故放进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审视。两种考虑都有依据，但国家决策不能只看一面。
那几年，中苏关系仍然紧张，苏联在中国北方和蒙古方向保持着庞大军事压力；中越关系也在恶化，边境局势逐渐升温；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周边国家，都在观察中国的动向。大连举行大规模海军检阅，外界很可能将其解读为力量展示，甚至猜测中国是否准备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邓小平据称曾明确指出，这样安排“是严重错误”。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阅兵本身绝对不能举行，而在于时间、地点和规模都不合适。重大事故刚刚发生，调查结论尚未完全稳定，国际环境又十分敏感，此时举办大型军演式检阅，确实存在不必要的风险。
事故调查同样是关键。最初，任何重大军舰爆炸都不能简单归结为设备故障或个人过失。军舰涉及弹药、燃油、通信和动力系统，若存在外部破坏，性质就完全不同。因此，调查人员必须排除敌对势力渗透、技术故障、操作失误以及内部违纪等多种可能。
一些流传文章把事故归因于某名干部因婚恋纠纷而蓄意报复，并进一步写出极为具体的姓名、经历和作案细节。可是，这些说法缺少足够可靠的公开档案支撑，不能当作已经被权威史料完全证实的事实。历史写作不能为了增强戏剧性，就把未经核实的故事当成定论。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暴露出的管理问题。军舰上的武器、弹药和易燃物资，必须实行严格的保管、登记和交接制度；干部能够利用职务便利接触危险物品，说明基层管理、岗位监督和思想教育都可能存在漏洞。重大事故往往不是一个环节突然失控，而是多个环节长期松弛后的集中爆发。
华国锋从朝鲜回国后，邓小平就阅兵安排与他交换意见。两位领导人的分歧，最终通过对形势和利弊的分析得到处理。华国锋并没有固守原先设想，而是接受了暂缓或取消大规模检阅的意见。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的决策重点仍然是避免误判，给国内建设争取稳定环境。
1978年，中国正准备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许多重大政策尚处在酝酿和调整之中。军队需要加强，但加强并不等于在敏感地点举行高调展示；维护国防安全，也不等于主动制造紧张气氛。对一个刚刚经历长期动荡、急需恢复秩序的国家而言，少一次无谓的刺激，往往比多一次形式上的声势更重要。
大连阅兵最终没有按原设想展开。那场风波留下的，不只是一次计划的取消，也包括对海军安全管理、军事行动尺度以及国家战略节奏的重新认识。华国锋的关切、邓小平的谨慎，恰好构成了这段历史中最值得辨析的两条线索：一条着眼于军心，一条着眼于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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