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河内，越南最高领导人黎笋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席间谈到中越关系时，越方释放出缓和信号，希望印度方面从中斡旋。消息传到北京后，邓小平没有顺势接话，而是采取了冷处理态度。
这件事后来被概括成“黎笋打算认输”。不过，严格说来，越南并没有公开宣布投降，黎笋也没有正式向中国递交所谓的认错书。更准确的说法是，越南在内外交困之际，开始试探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
黎笋对中国的态度，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公开。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国曾提供大量物资、装备和人员培训。抗美援越期间，中国铁路、公路、防空等方面的支援，确实减轻了越南北方的压力。对当时的河内而言，这些援助十分关键。
但两国关系里的裂痕，也在那个阶段逐渐累积。越南统一后，地区格局发生变化，河内希望成为中南半岛的主导力量，而苏联则愿意给予其政治和军事支持。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关系进一步靠近。
与此同时，越南国内排华政策加剧，大量华侨被迫离开越南。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频繁，双方交涉屡屡陷入僵局。中国多次要求停止挑衅，越南却把问题归咎于中国，甚至将边境争端包装成所谓“反侵略斗争”。
矛盾最终在1978年年底彻底爆发。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民主柬埔寨政权，并长期驻军。中国认为，越南此举不仅改变了中南半岛力量平衡，也使其成为苏联在东南亚推进战略的重要支点。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事持续到3月16日，中国军队完成撤军。此后，边境地区并未恢复平静，老山、者阴山等方向的战斗延续多年，双方在边境线上长期对峙。
有意思的是，战争并没有让越南立刻改变路线。黎笋集团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扩张上，对柬埔寨的占领继续消耗国力，国内经济也因长期战争和计划体制陷入困难。越南需要苏联的援助，苏联同样需要越南牵制中国，这种关系使河内一度不愿主动退让。
然而，到了1985年前后，形势已经不同。苏联自身背负沉重负担，对外援助能力下降；越南军费居高不下，经济物资短缺，国内民众对长期战争的不满逐步增加。边境战场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柬埔寨问题又迟迟无法解决，黎笋集团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印度在这一时期与越南关系密切。拉吉夫·甘地访问越南，属于两国正常外交往来，但河内显然也希望借助印度的影响力，向北京传递缓和意愿。越南的算盘并不难理解：既想减轻边境军事压力，又不愿在公开场合承认政策失败，于是寻找第三方搭桥。
据相关回忆和外交信息，邓小平对这类传话没有表现出兴趣。有人建议作出回应，他的态度大意是：“越南怎么说，是越南的事。”这并非拒绝一切接触，而是不接受由第三方替越南制造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真正的和解，不能只停留在宴会上的几句客套话，更不能把印度当成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裁判”。越南若要改善关系，就必须在边境问题、柬埔寨问题以及反华政策上拿出实际行动。仅仅表示愿意谈，远远不够。
当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考虑。边境冲突持续多年，国内建设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如果越南只是暂时示弱，等重新获得援助后再恢复原来的路线，那么任何仓促妥协，都可能换来新的麻烦。因此，北京没有急于接住河内递来的台阶。
1986年7月，黎笋病逝，长达十七年的执政时期结束。越南随后启动革新，外交政策也逐渐调整。随着苏联援助减少、柬埔寨问题出现转机，中越关系才出现实质性松动。1989年，越南开始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1月，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印度总理的那次访问，最终没有成为决定性转折，真正改变局面的，还是越南自身战略路线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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