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安徽滁县一带，时任第60军军长饶子健面对的不是一张作战地图，而是一群在营区里反复操练、逐渐失去新鲜感的官兵。180师540团的训练陷入了熟悉地形、重复动作的循环，部队看似天天训练，实际却有些“越练越死”。

这个问题，是副军长谭友夫提出来的。他观察到，官兵长期守在固定营房周围，训练内容容易机械化，一旦换了地形、拉开距离，协同和应变能力就可能暴露短板。谭友夫向饶子健建议，能不能把部队拉到野外，边行军、边宿营、边训练，搞一次野营训练试验。

饶子健没有把这当成普通的训练调整。他很快同意试点，并明确先从一个团做起，取得经验后再推广。问题随之而来：部队要离开营房，必须有足够大的地域，还要能容纳行军、宿营、射击和协同演练。这样的场地，军队自己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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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饶子健把目光投向了安徽省委。

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曾在军队工作，熟悉部队训练的实际困难。饶子健找到他，说明部队准备开展野营训练，也坦言眼下最棘手的就是没有合适场地。曾希圣听完，回答得很干脆：“你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要哪儿给哪儿。”

这句话解决的，不只是几块土地的问题，更是地方党委对部队训练的明确支持。随后，谭友夫出面同省、地有关部门协商，最终划出近20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第60军的训练地域。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土地大多是荒地、薄地，开发和使用条件并不优越，却恰好给部队提供了接近实际的环境。

野营训练由此启动。官兵离开熟悉的营房，背负装备走进野外，训练不再局限于固定操场。行军途中要处理体力消耗，宿营时要考虑地形选择，分队之间还要保持联络和配合。过去单项动作练得再熟，如果不能在陌生环境中连贯完成，也很难称得上真正具备战斗能力。

这项训练能够落地，与饶子健此前对部队状况的摸底密切相关。1955年9月，他奉命调任第60军军长。那时的饶子健并没有急着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带人深入基层，查看部队训练、干部素质和营房建设情况。

第60军是一支有战斗传统的部队，所属179师、180师、181师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分别在蚌埠、浦镇、滁县承担营房建设任务。建设任务占用了大量时间，系统训练自然受到影响。部队经历过战争考验，却不能把过去的战功直接当作今天的训练成绩。

一次干部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也让问题显得很直观。许世友曾到179师检查连以上干部射击，并提出优秀者奖励手表。考核结束后，获得优秀的只有一名副团长。成绩不理想，说明部分干部的军事素养已经出现下滑，战场经验并不等于平时训练可以松懈。

饶子健对此看得很重。他在部队讲话时说：“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没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就不是一支好部队。”话说得不客气，却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要把官兵从战争年代的荣誉感中重新拉回训练场。

有意思的是，野营训练并没有停留在第60军内部。1958年，《解放军报》《人民前线》等报刊对这种训练方式作了报道，毛泽东看过相关材料后，写下“野营训练好”五个字。随后，野营训练作为一种改进部队训练的方法，在全军范围内受到重视。

饶子健带兵的特点，还体现在军政关系的处理上。第60军中，他既是军长，又是军党委书记，承担的责任很重。1957年底，刘瑄由第12军副政委调任第60军政委。刘瑄当时为大校军衔，和饶子健等人的军衔存在差别，部分文件又曾按军衔规定传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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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子健认为，政委若不能及时掌握上级精神，就会影响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他主动向组织反映，提出传达文件不能只看军衔，还应考虑实际职务和工作需要。后来，凡是传达到少将以上的文件、报告，军区机关都会特别通知刘瑄参加。

1958年秋，已经接近50岁的饶子健又响应军委号召下连当兵。身体状况并不理想的他，本可以按照规定作机动安排，却表示：“规定是人制定的，凡事可以灵活嘛。”10月17日，他来到浙江宁波穿山海防前线，参加179师537团三连的渡河作战训练。

1960年12月，饶子健调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离开了第60军。那片由安徽地方划出的训练地域，曾见证一支部队从营房走向野外，也见证了训练观念从“完成动作”转向“贴近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