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今年45岁，是三甲医院眼科的正高职称医生，技术扎实，手术做得很好，业内都认可她的能力，但最近几年她主动减少手术安排，把超过六成时间用在带教年轻医生上，带着他们练习角膜缝合和显微操作，一个动作反复练几小时，手把手盯着纠正，收入比同级别医生低三到四成，考核没加分，评优也没她的名字，有人在背后说她傻。

医院计算绩效时，主要看手术数量、床位周转率、DRG结算这些硬指标，带教工作不算工作量，不参与科研评分，也不计入奖金发放，年轻医生晋升职称时，需要依靠论文发表和手术例数，而不是教学能力，因此带教逐渐变成了额外任务，没人鼓励去做，甚至默认可以忽略，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带教老师怕教错内容、年轻医生不敢提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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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全国眼科手术量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主刀医生的平均年龄上升到五十一岁，四十岁以下能独立做手术的不到两成，有些机构用手术机器人和标准流程，反而让医生积累经验的机会变少，新人会按照步骤操作设备，但遇到突然出血或眼压快速升高的情况，常常不知道怎么处理，曾琦坚持慢慢教他们，其实是在教怎么在混乱中保持稳定。

她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去年去世的针灸医生陈慕华也没有把技法申请专利，一直免费在社区教学生，后来学生整理成非遗项目，新《医师法》里鼓励师承教育，但具体怎么落实还没有细则，政策喊得响，落地还得靠人自己来扛。

现在国产的眼科手术机器人已经进入二十七家三甲医院，它的准确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八，不过机器处理不了角膜穿孔后突然出现的大出血，这种“黑箱时刻”还得靠老医生的经验和直觉来解决，曾琦教的内容不是标准动作，而是人在失控时如何找回判断力，这是算法学不会的东西。

她带了十七个学生，其中五个已经能够独立处理疑难青光眼手术，成为地市级医院的骨干力量，按照《中国眼科人才白皮书》的预测，到2030年，三甲医院眼科主刀医生的缺口将超过一万两千人，其中七成医生由于缺乏系统培训，面对复杂病例时不敢轻易动手，她少挣的那部分收入，或许正是未来医疗安全的一道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