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7日，江枫收到罗荣桓的命令，随即带着十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到河北区的小学执行秘密任务。
刚到学校门口，就遇到一个人。来人神色慌张，看到给江枫带路的闫树炳、闫毅两兄弟，方才缓过神道：
“赶紧跟我走，这地方不安全。”
然而，闫氏兄弟却大喝一声：“你还往哪里走？”
说完，就上前扭住那人的胳膊，把他摁到了地上。
到了审讯室，罗镇老老实实地交代。原来，他是军统天津站的少将组长，还兼着河北敌第三专署专员以及保安司令。
在审讯时，罗镇还不忘为自己辩解道：“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做多少坏事，一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可是，旁边的闫树炳忍不住吼道：“别装了！我们知道你是谁！”
那么，罗镇到底是谁呢，他又做过什么，能让四野的罗荣桓亲自下命令秘密抓捕？
1943年，周贯五前去面见萧华。看到周贯五来了，萧华也没多说话，先把电报递给了周贯五。
原来，冀鲁边分区副司令员黄骅等九位同志在大赵村开会期间，被突然闯入的冯冠奎等匪徒开枪杀伤，黄骅和陆成道等五人被刺身亡，其余四人受重伤。
等周贯五定了神，萧华沉痛地说：
“这是空前的损失，是血的教训！这么优秀的指挥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竟被匪徒给杀害了。”
对于周贯五来说，冯冠奎可不陌生。
冯冠奎是军分区司令部的手枪队长。他本是个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逃到了冯家堡，要求加入海上特务团。
当时，好多同志不同意。但是军区司令邢仁甫以抗战不分先后，要允许别人进步的理由收留了冯冠奎。
不久后，又把他提拔为手枪队长。
没想到，他却暗杀了黄骅和陆成道等同志。
通告以后，萧华命令周贯五先回去休息，等待冀鲁边区的详细报告，再决定行止。然而周贯五的心里，一直翻腾不休。
三个月前，周贯五接到参加工作总结会议的通知。临行时，黄骅特意来看望周贯五，可他却一直不说话，只是低头抽旱烟，满腹心事。
周贯五挺奇怪。
自从黄骅来到边区后，形势一直非常恶劣。但黄骅非常的开朗乐观，经常鼓励同志们要看到希望。
如今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可黄骅为何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呢？没过多久，黄骅突然开口说道：“我不知怎么的，总担心个别同志。”
周贯五瞬间明白，黄骅说的个别人正是邢仁甫。
邢仁甫1929年就加入了组织。七七事变的第三天，邢仁甫曾率领热血青年在街头发表抗日演讲。
10月份，经边工委决定，由他担任冀鲁边抗日救国军司令。
此后，邢仁甫31游击支队连下盐山，无棣，庆云，乐陵等县城。所经之处，歼灭日伪军数千名，开仓放粮，惩治叛徒，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
队伍也随之迅速扩大，兵力扩充到了3000多人。
萧华来到冀鲁边后，无论是31支队改编为平津支队还是东进挺进纵队6支队，邢仁甫都担任司令。
1941年，6支队升格为教导6旅，黄骅调任副旅长。
当时，邢仁甫暗中让自己的亲信孙长江散布流言。对外诉说：“邢仁甫非常了解边区的情况，由他来担任司令员和教导6旅的旅长最合适。”
然而，回到冀鲁边区后，邢仁甫却命令战士们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修建了所谓的“后方基地”。
在全体将士艰苦的反“扫荡”时，他一直躲在望子岛上，还经常用小恩小惠拉拢干部，发展个人势力。
尤其是看黄骅，非常不顺眼。
由于黄骅威信很高，他认为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所以，邢仁甫经常在背后搞小动作，制造麻烦。
黄骅找到周贯五时，他还劝黄骅把情况再和王卓如汇报一下，而周贯五也向师部做了如实反映。
可没想到，上次一别竟成永诀。
众所周知，冀鲁边区地处津浦路，便于敌人调动兵力。仅1943年上半年，敌人就实行了8次合围，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蒋军也从3月起频繁掀起第三次“内斗”高潮，与日军遥相呼应，致使根据地的形势更加紧张和危险。
可邢仁甫却极少下岛。
根据当前的情况，黄骅决定召开全区的侦察通讯会议，对敌人的动向作出分析并拿出应对方案。
当时，参会的有黄骅，陆成道，迟田，崔光华，陈彪，董兴根，齐跃庭，刘金财，迟麟兆，谢玉山，共计十人。
而大赵村只留下了警卫连和机关的少数警卫及通讯人员。到了下午时，管理股长谢玉山就没有参会。
下午6时，冯冠奎带着手枪队的十几名队员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冒着倾盆大雨，突然赶到了大赵村。
随着枪声响起，黄骅前额中弹。紧接着冯冠奎等人分别向陆成道，齐跃庭，迟田等同志开了火。
齐跃庭等人虽然有配枪，但没来得及开火就纷纷倒在血泊里。而黄骅的警卫员李天佑也被冯冠奎迎面一枪，当即牺牲。
在村东警卫的警卫连听到枪响，以为是羊二庄的敌人来袭扰。
后来，发现冯冠奎冲着冯家堡方向逃窜。当即派了两个排跟踪追击，虽没有跟上，但打中了冯冠奎一枪。
不久后，仅存的队员紧急向刘贤权作了汇报。
刘贤权刚到任边区，本想参加会议，但黄骅担心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一锅端。故而，他建议刘贤权带着机关的同志全体转移到毕家王文村去。
由此，刘贤权躲过了“一劫”。
刘贤权到现场后，黄骅、陆成道、陈彪、崔光华、董兴根五位同志已牺牲。迟田、齐跃庭、刘金财、迟麟兆身负重伤。
为了以正视听，避免损失扩大，刘贤权命令戴夫紧急写了《告边区人民书》，揭露冯冠奎的罪行。并发布《通缉令》，要求边区军民同心协力，缉拿凶手。
对于冯冠奎为何行刺黄骅等人。警卫连战士在追击冯冠奎途中，曾听到他边跑边喊：“别开枪，是邢司令让我干的。”
对此，刘贤权的处理态度，可谓慎之又慎。对劣迹斑斑的冯冠奎，不能全信。但也不得不提高警惕。
毕竟，已牺牲的陆成道在1942年时，就发现了邢仁甫的很多异常行为，曾经向组织上反映过。
正在刘贤权考虑该如何做时，远在望子岛的邢仁甫却要求他率领全体同志转移到岛上，一起研究黄骅被刺。
然而，刘贤权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不去。于是，他给邢仁甫写了封信，说道：
“带机关上岛影响太大，很可能会让敌人造谣我军被吓跑了。造成部队、地方和老百姓思想上的混乱。”
其实，主要是刘贤权对邢仁甫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此前，邢仁甫把支队将士浴血奋战获得的成果，当成自己的功劳。表面拥护整编，但暗地里却排斥外来干部。
为了贪图享乐和拉拢干部，他侵吞了公款达三万七千余元。
更恶劣的是，他在已有妻室的情况下，看中了宣传队队员宋奎玲。并不顾组织反对，执意娶宋奎玲当二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940年，敌人频繁“扫荡”，主力分九批转出冀鲁边区时，邢仁甫又不听从命令，擅自带领专署机关逃往了鲁西。
然而，上级还是宽容了他的错误。
等冀鲁边区情况好转时，他一边向上级要求调回军区，一边又让自己的亲信回边区制造“非他不可”的舆论。
这些舆论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一些不明情况的同志，看到主持工作的周贯五一人确实太累，就向组织上建议将邢仁甫调回边区工作。
结果，邢仁甫调回来担任教导六旅的旅长后，在欢迎会上就含沙射影地暗示：“有人不想让我回来，但是我还是回来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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