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埃塞俄比亚首都博莱区的卢旺达市场，华人叫它“菜市场”，其实不独卖菜。
卖的是热闹。
我有位朋友老周初到埃塞时，像一只刚出笼的鸟，一头便扎进这热闹里去了。他形容那地方，耳根子便没清净过，满耳朵都是“总”来“总”去，“老板”来“老板”去，像一锅滚油里撒了一把花椒，噼里啪啦，炸得人心头发烫。
张总，做建材的，刚跟某某部长吃了饭；李老板，搞运输的，车队百来辆，天天跑吉布提；王总更厉害，国内有矿，这边有地，马上要盖工业园。
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拍胸脯，拍得砰砰响，像熟透的西瓜。听的人不住地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像自己也分了一杯羹。
“那时候真觉得掉进金窝了，”他几杯下肚，眼神像隔了层毛玻璃，“满眼望去，全是大腿。随便抱一条，下半辈子不用愁了。”
我问他，抱上了吗。
他笑了一声，那笑是酸的，像放久了的米酒，闻着甜，入喉却呛。
“有个生意上的难题，想找那些大腿商量。电话打了一圈，张总在开会，说回头联系；李老板在湖边的度假村，信号不好；王总倒接得快，说自己正忙着跟埃塞投资局的人开会，国家级的项目，改天约。”
老周顿了顿，端起杯子，看里面酒晃了晃。
“后来才知道，那‘回头’是回不来的，‘改天’是改到天边去的。真正等你有事了，这些人跑得比恰特草嚼多了的小虾米还快。”
日子久了，那层镀金便剥落了。他慢慢咂摸出味来。那些所谓的身价几千万上亿，原来都长在嘴上。
有次他跟着一个“大老板”去谈事，“大老板”迟迟没有现身，好容易等到“大老板”到了约好的咖啡馆，要了个汉堡，那“大老板”吃完嘴巴一抹就走了，正事都没谈。
朋友说，“我感觉他是来蹭饭的。”
老周本是个实在人，最怕看人吹牛。牛吹得太大，天上的云都让吹散了，漏下明晃晃的太阳来，照得地上那些牛皮亮晶晶的，像一滩滩油渍，踩上去打滑。
后来他发现了更要命的事。
那些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厉害的，十有八九，不是国内犯了事跑出来的，便是背了一屁股债想找个倒霉鬼改命的。他们的热情像非洲旱季的阵雨，来势汹汹，去的也快，只留下满地泥泞。你若当真，便是那雨里没带伞的人，淋得透湿，还要谢天谢地。
老周终于厌倦了。他离开那个圈子的时候，没有告别，没有饭局，像一根针从一束稻草里抽出来，无声无息。
“他们大概到现在也没想起我是谁。”他说，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故事。
然而华人的江湖里还有更见血的戏码。
早些年，卢旺达市场那里开店的华人若是对上了眼，做了竞争对手，便不肯老老实实地在货架上见高低，偏要在暗处使绊子。你向税务局举报我偷税，我向移民局告发你签证有问题。
结果呢？
“政府官员来了，两边一起抓。”一个在埃塞快二十年的老哥跟我说这话时，正蹲在自家院子门口剥花生。慢慢嚼，嚼完了才叹口气，那叹息在黄昏的空气里飘了老远。
“我这些年在非洲，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疟疾，车翻了，生意被抢了，厂子被税务局封了——这些都没把我怎么样。”他抬头看天，天边正烧着一片极壮丽的晚霞，红得惊心动魄，像谁把一桶朱漆泼在了天幕上。
“可你猜怎么着，真正让我栽跟头的，回回都是同胞。”
他说，大苦难，基本都是同胞带来的。被算计，被卷进莫名其妙的纠纷。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就心死了。
“我以前可喜欢帮人了。新来的，没地方住的，领家里来；语言不通的，陪着一趟趟跑。后来……后来就慢慢冷了。不是不想帮，是帮一个，被咬一口。伤口多了，人就缩回壳里去了。”
“你说，人怎么到了天涯海角，反倒对着自家人的软肋下刀呢？”
我答不上来。
一棵大树就在我们头顶，叶子厚厚地铺着，把黄昏切成一片一片的金黄。风过时，叶子沙沙响，像在说一些极轻极轻的、不愿让人听清的话。
可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
在非洲的这些年，我也见过同胞之间那份热气腾腾的相帮。有谁病了，群里喊一声，半夜三更也有人爬起来送药；有谁进了局子，第二天清早便有做翻译的赶过去，不收一分钱；过年的时候，天南海北凑在一起包饺子，那饺子煮出来，全散了皮儿，捞在碗里像一锅片汤，可谁也没嫌弃，呼呼噜噜吃得比什么都香。
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我终究是信的。
只是善好比一块上好的炭，烧起来暖，可若有人拿它点了恶火，那灼人的热浪，也足够把人心烫出疤来。
一部分人做的烂事，寒了一群人的心。寒了的心，像那煮过头的饺子，泡在汤里久了，皮破了，馅散了，再捞起来，已不是从前的模样。
但我还是愿意怀着一个极朴素的愿望——
愿海外的同胞，少一些纸糊的大亨，多一些实心的朋友。少一些背后插来的刀，多一些递过来的伞。
虽然这愿望，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非洲高原的风里，吹一吹，便不知飘到哪里去了。
可它毕竟飞起来过。
那便很好。
傍晚离开老哥家时，他站在门口，影子被夕阳拉得极长，像一棵瘦瘦的树。花生壳他脚边躺着，像一只只安详的眼睛，望着这热气腾腾又凉薄无比的人间。
我朝他挥挥手，他也挥了挥。
风里传来他轻轻的一句：“常来坐。”
我走了。心里想，这世道，能让人说出一句“常来坐”的地方，到底还是值得待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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