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9日上午，印度尼西亚万隆独立大厦内，周恩来走上讲台时，会场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前一天，各国代表围绕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安全问题争论不断，几名代表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很多人等着看一场针锋相对的交锋。
周恩来没有急着反驳。他环视会场，语气平静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话音落下，原本绷紧的空气明显松动。短短一句，既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也没有把任何代表团推到对立面。不得不说，这个开场并非单纯的语言技巧，而是对会议性质的准确判断。
万隆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行，共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那是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第一次以平等身份集中讨论民族独立、经济合作与世界和平。新中国受邀出席，本身就说明亚非国家不承认国民党当局代表中国。
会议召开前，外部阻力并不少。美国曾通过外交和舆论渠道散布“中国威胁论”，一些国家也受到影响，对中国抱有疑虑。更危险的是，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原定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爆炸，机上多人遇难。周恩来因行程调整，临时改道缅甸，避过了这场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暗杀阴谋。
4月14日，周恩安抵仰光；4月16日抵达雅加达；17日到达万隆。一路上，印尼民众夹道欢迎。可到了会场，欢迎的掌声很快被政治分歧取代。伊拉克、菲律宾等代表在发言中将反殖民主义问题转向反共议题，泰国代表还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提出指责。
周恩来一直低头记录，没有在席间打断别人。有人以为他正在准备一篇强硬的驳斥稿，等着中国代表团全面回击。实际上，他考虑的是另一件事：怎样把会议从意识形态争执中拉回来。
他在发言中指出，亚非国家虽然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近代以来都受过殖民主义压迫，这是各方能够沟通的共同基础。只要从共同遭遇出发，就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而不是彼此怀疑。
面对关于“颠覆活动”的指责，周恩来没有只作抽象辩解，而是公开邀请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他说，允许不了解情况的人怀疑，也欢迎他们亲自去看，并借中国俗语“百闻不如一见”说明态度。
这种处理很有分寸。该坚持的原则没有退让，不实指责也没有被放大成新的冲突。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后来评价，这是一篇“出色的、和解的”演说；印度总理尼赫鲁称其为“很好的演说”。一名美国记者则认为，周恩来的外交技巧在这次会议上达到了极高水平。
真正考验周恩来的，还在会场之外。4月21日，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记者会上发表涉及台湾和共产主义的言论，政治委员会讨论随即出现波折。周恩来没有当众争吵，而是在当晚登门沟通，直接询问对方是否准备提出决议。
科特拉瓦拉解释：“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无意让会议失败。”周恩来听后表示感谢。临别时，对方伸出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这次会面没有改变彼此立场，却避免了争论升级，会议也因此保住了继续协商的空间。
在宣言起草阶段，和平共处原则又遭到质疑。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是特定政治集团使用的词语，主张以实力对抗。周恩来没有纠缠名称，而是提出，若对措辞有顾虑，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换个说法，保留实质，这正是外交谈判的灵活处。
4月23日，周恩来还利用一次八国午宴说明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没有把敏感问题提交大会表决，而是在小范围内坦率表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不愿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段声明只有69个字，却在国际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它没有掩盖主权原则，也没有关闭谈判大门，既讲清中国立场，又让其他国家看到了和平解决分歧的可能。
4月24日，会议通过《亚非会议联合公报》，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没有消除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却找到了共同讨论问题的办法。周恩来那句“求同存异”，也由一次即席发言，变成了会议成功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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