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7日，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中国渔船“闽晋渔5179号”船长詹其雄，正带着14名船员进行捕捞。海面上突然出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双方随后发生碰撞。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议，后来被称为“钓鱼岛撞船事件”。
严格来说，日方船只并不是军舰，而是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它们承担海上执法任务，吨位、航速和装备都明显超过普通渔船。“闽晋渔5179号”全长约33米，排水量约166吨，船上没有武器。两船力量悬殊，詹其雄却没有选择一味退让。
当时的现场视频显示，日方巡逻船多次靠近并试图阻挡中国渔船。中国方面称，渔船是在正常作业；日本方面则称，渔船冲撞了执法船。双方对责任的表述并不相同，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海上交通事故，而是钓鱼岛主权争议在海面上的直接碰撞。
詹其雄出生于1969年，福建晋江人。17岁时，他便跟随父亲出海，后来成为渔船船长。对闽南渔民而言，钓鱼岛附近海域并不陌生，那里既是传统渔场，也牵动着渔民长期形成的海上记忆。
有意思的是，詹其雄起初也曾试图转向离开。日本巡逻船速度更快，先后采取蛇形航行、横向拦截等方式，限制渔船前进。面对扩音器传来的“这里是日本领海，请立即离开”，詹其雄据报道回应：“钓鱼岛是中国的。”随后，渔船与日方船只发生碰撞。
第一次碰撞后，日方巡逻船受损。约40分钟后，另外两艘巡逻船赶到现场，对“闽晋渔5179号”进行包夹和拦截。双方再次碰撞，最终中国渔船被迫停下。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登船，将詹其雄和船员控制，并把他们押往冲绳石垣港。
这件事之所以迅速升级，与钓鱼岛争议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中国有关钓鱼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明代航海文献。1885年，日本内务部门曾讨论是否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但外务大臣井上馨的相关意见中，已经注意到该岛存在中国名称，担心贸然行动引发外交问题。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被割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依照战败安排应放弃通过战争夺取的领土。1951年《旧金山和约》及其后美国对琉球的行政管理，改变了钓鱼岛周边的实际管控格局，也为后来争议留下复杂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不断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管理，引发中国方面抗议。1996年，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前往钓鱼岛途中遇难，随后民间保钓行动进一步扩大。那一代人用船只、旗帜和公开行动表达立场，詹其雄则是在普通渔业活动中，撞上了这条高度敏感的政治边界。
被押往日本后，詹其雄没有承认所谓“进入日本领海”和“妨碍执法”。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中国海域作业，并对船员承担责任。据当时报道，他曾向日方表示：“船是我开的，和船员没有关系。”这句话，反映的是船长保护船员的本能，也避免了日方把全部人员都作为案件对象。
中国政府随后连续交涉。2010年9月8日至12日，中方多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立即放还中国船员和渔船。9月13日，日本方面释放14名船员，他们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包机回国；詹其雄则继续被扣留，案件因此更加紧张。
日本国内一度有人主张以本国法律处理詹其雄，试图把一次海上冲突转化为所谓“日本领海执法”的案例。中方明确反对这一做法，认为日本无权在中国钓鱼岛海域进行司法管辖。詹其雄本人也始终没有在承认日本主权的文件上签字。
9月24日，那霸地方检察厅宣布释放詹其雄。9月25日凌晨，他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福州。至此，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扣押风波暂告结束。其背后的外交博弈，则远没有随着人员回国而消失。
回国后的詹其雄受到社会关注，但并未长期活跃在公众视野中。关于他后来经商、直播或带货的说法，网络上曾出现不少传闻，不过公开可靠信息有限，不能把未经证实的内容当成确定事实。可以确认的是，撞船事件后，他逐渐淡出媒体，生活恢复了相对低调的状态。
对詹其雄而言，那次出海原本只是一次普通捕捞，却因钓鱼岛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他没有军舰，也没有武器，能够依靠的只有船只、经验和对海域归属的判断。事件留下的，不只是一次碰撞记录，还有一场围绕主权、执法与外交底线展开的现实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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