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上海一所监狱的中队办公室里，约60岁的石圣钰接受记者采访。几个月前，他还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此时，却已经成为一名因受贿罪服刑的囚犯。记者问起往事，他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我很后悔，已经晚了。”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和他的前半生形成了强烈反差。石圣钰并非一开始就靠关系起步，也不是没有吃过苦。他从工厂学徒做起，靠技术和胆量走上管理岗位，曾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肯定。偏偏到了临近退休的关口，他没有守住底线。
石圣钰出生于浙江慈溪农村。15岁那年，他因身患脓疮到上海投奔姐姐，病治好后便留在城里。姐夫经营五金厂，他在那里当学徒。三年时间，他跟着师傅学习钳工、锻造和设备操作，进步很快。
1953年，18岁的石圣钰接替突然离开的师傅，承担起维持小厂生产的责任。年纪不大，担子却不轻。那时的工厂规模有限，设备也很简陋，许多工艺只能靠工人反复摸索。
机会出现在1956年前后。国内无缝钢管研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有关钢管企业被组织起来协作攻关。石圣钰所在的五金厂改为异型钢管厂，技术任务随之压到了他的肩上。
他没有退缩。经过数月试制，工厂研制出国内第一根76毫米口径无缝钢管。这个成果让石圣钰受到重视，也使他从一名普通技术工人，逐渐走进了上海工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成名以后，他并没有停留在原地。白天处理生产，晚上补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后来完成了半工半读的工业大学学业。设备改造、工艺更新、产品扩展，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周恩来视察异型钢管厂时，石圣钰负责陪同。面对询问，他一一作答。视察结束后，周恩来握着他的手，称赞工厂环境虽普通，却培养出了难得的人才，并说“草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这句鼓励，后来被广泛传播。
此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曾到厂视察，刘少奇还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过石圣钰。对一名工人出身的干部来说，这些经历无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构成了他后来长期受组织信任的基础。
1978年，石圣钰由异型钢管厂党委书记升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职务变了，工作作风一度没有变。他在总工会任职十多年，处理技术协作、职工福利和下属单位事务，手中逐渐掌握了项目审批、资金安排和人员调动等权力。
问题出在家庭变故和利益诱惑交织之时。1983年，石圣钰的第一任妻子因病去世。再婚后，夫妻性格不合，家庭矛盾不断，最终分居并离婚。临近退休时，他又准备组建家庭，购置家具、操办婚礼都需要开销。
一名福建烟糖公司女经理曾以“投资”名义给他好处，石圣钰投入2万元，半年得到6000元回报。尝到甜头后，他不再把这种往来视为危险信号。一次吃饭时，他向女经理提出借6000元买家具，几天后又要了1.4万元购买彩电。
真正越过红线的，是他开始用职权替对方办事。女经理以丈夫经营企业缺少资金为由，请求获得100万元借款。石圣钰便让市总工会有关机构通过虚假合同拨款。随后，他把此前收取的2万元说成“好处费”，不再归还。
1994年7月，女经理又以经营白糖为名提出融资请求。石圣钰安排两家下属单位继续以假合同放款，并收取约定的好处费。从1994年春节至1995年3月，他先后6次收受对方贿赂，共计5.3万元。
另一条利益链，则牵涉吴月英夫妇。吴月英曾请求石圣钰帮助丈夫调入总工会，随后又提出住房和承包项目要求。石圣钰不仅批示安排工作，还让单位出资购买两室一厅住房，并批准40万元给对方承包珠海实业公司。项目没有上交利润，资金也未追回，吴月英夫妇却送来2万元表示感谢。
1995年，上海检察机关将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列为反腐办案重点。针对石圣钰的举报信进入侦查人员视线后，案件开始突破。吴月英夫妇先后被查，福建女经理也于当年8月6日被捕。
石圣钰听到消息后，曾把3万元交给女经理保管，试图把已经收受的钱暂时转移。8月10日，组织找他谈话，要求如实说明经济问题，他仍辩称：“我工作这么多年，不会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
侦查人员没有只看他的功劳，也没有因其年近退休而放弃原则。面对证据和政策教育，石圣钰的心理防线终于松动。谈话中，办案人员提醒他，组织培养一名干部并不容易，违法行为不仅损害公职形象，也会给家庭带来后果。
石圣钰随后失声痛哭。那一刻，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此前形成的侥幸心理已经把他推得太远。他误以为没有直接侵吞国家财产，就不算严重问题；又相信收钱办事属于熟人往来，事情不会败露。
1996年2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石圣钰有期徒刑10年。他没有提出上诉。入狱后，监狱根据他的年龄安排较轻劳动，主要做拆信封等工作。石圣钰对管教人员说：“我不怕劳动，我本来就是从劳动里走出来的。”
当记者问起妻子和女儿是否来探望时，他只是摇头，低声说：“无所谓，无所谓。”这位曾经站在工厂讲台上讲技术、讲管理的干部，晚年面对的已经不是设备故障和生产难题，而是失去自由后的漫长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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