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巧珍这个名字在我们那个偏僻的村庄，就是个不能放在台面上说的脏词。村里的女人们提起她，总是先往地上狠狠啐一口唾沫，眼角斜吊着，咬牙切齿地骂一句“不要脸的”。

狐狸精

男人们听到这三个字，则多半会心照不宣地干咳两声，眼神闪烁，嘴角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

巧珍确实和村里那些灰头土脸、成天围着锅台和猪圈转的女人不一样。哪怕是下地干活，她也会在口袋里揣一把廉价的小梳子，干热了，坐在田埂上休息，她就解开头巾，慢条斯理地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

她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裳，尤其是那件红底白花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腰身掐得很紧，走起路来，像风里的一棵软柳树。

其实巧珍刚嫁到我们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她才十九岁，眼睛亮得像刚洗过的黑葡萄，透着一股怯生生的干净。

她男人叫大强，是个老实巴交的闷葫芦，除了干农活什么都不会，偏偏身子骨还弱。两人过着穷巴巴的日子，倒也安分。可巧珍二十一岁那年，大强跟着同村的人去后山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窑洞塌了，大强被挖出来的时候，连个人形都没了。

那黑心窑主连夜跑了，一分钱赔偿都没留下。巧珍哭得几次昏死过去，但眼泪还没干，大强的亲弟弟，也就是巧珍的小叔子，就带着人上门了。小叔子说，大强死了，巧珍一个外姓女人没资格占着老李家的宅基地，要把她和刚满周岁的女儿小满赶回娘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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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珍的娘家在更穷的深山里，她要是被赶回去，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她爹再卖一次，换一笔彩礼给她弟弟娶媳妇，至于小满，多半会被随便扔给哪户人家当童养媳。

那天傍晚，巧珍把小满绑在背上，手里攥着一把生了锈的劈柴斧头，死死堵在门口。她的头发散乱着，眼睛熬得通红，像一头护崽的母狼。

她指着小叔子的鼻子发抖，声音凄厉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谁敢踏进这个门槛一步，她就跟谁同归于尽。小叔子到底是个欺软怕硬的，看她这副拼命的架势，骂骂咧咧地走了，但撂下狠话，说这事没完。

房子是保住了，可日子没法过。屋顶漏雨，墙头倒塌，米缸里连一把碎米都掏不出来。小满饿得整夜整夜地哭，哭得声音都哑了，像小猫叫。巧珍去求村里的亲戚，去借粮，别人不是闭门不见，就是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

在那个时候，村里的泥瓦匠老王敲开了巧珍家的门。

老王是个快五十岁的光棍，平时总爱盯着大姑娘小媳妇看。那天他扛着半袋棒子面，站在巧珍家院子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巧珍的胸口，说要是巧珍愿意，他不仅把这半袋面留下，明天还来帮她把漏雨的房顶修了。

巧珍看着那半袋棒子面，又听着屋里女儿微弱的哭声。她没说话，默默地侧开身子，让老王进了屋。

但没过多久，老王就没再去过他家了。因为巧珍嫌他穷，给的钱和东西太少。后来她搭上了镇上开拖拉机的刘胖子，刘胖子有钱，每次来都给巧珍带几斤猪肉，几尺花布。

村里的流言蜚语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满天飞的，女人们在井台上洗衣服时，把棒槌敲得震天响，骂巧珍是个天生的贱骨头，男人死了还没过百天，就开始勾搭野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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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珍听见了，她从不躲也不辩解。有一天，她甚至破天荒地去镇上的小卖部买了一支最便宜的口红，劣质的油脂散发着浓烈的香精味。她对着破镜子把嘴唇涂得鲜红，然后穿着那件掐腰的红衬衫，大摇大摆地从村口走过。

从那天起，巧珍变了。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媳妇，她变成了一个对流言刀枪不入的女人。

她换男人的速度，确实比换衣服还勤。刘胖子新鲜劲过了，她又跟了邻村包鱼塘的暴发户；暴发户老婆找上门来撕打，她反手一盆脏水泼过去，转头又坐上了镇上收猪老板的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