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日晚，中南海菊香书屋，80岁的毛泽东接见了阔别半个世纪的老友李振翩。书房里没有正式会谈的拘谨，话题从身体状况谈到长沙往事，又从医学谈到早年的思想转变。
李振翩当时已是美国医学界颇有影响的专家。夫人汤汉志陪同他来到北京，距离他上次离开中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而距离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并肩活动的岁月，则更久。
两人的交往，起点并不在高位，也不在什么重大场合。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长沙学生运动兴起，毛泽东深入学校发动青年，李振翩参加了5月25日在楚怡小学举行的会议，由此与毛泽东相识。
那时的李振翩还是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他从乡村来到长沙求学，最初只想钻研医学，后来却逐渐意识到，医生面对的不只是病人的身体，也包括一个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
《新湖南》创办后，李振翩与龙伯坚、张维等人希望改变刊物的面貌。他们想到毛泽东主持《湘江评论》时的文章，便相约到图书馆请他接编。那是一间简陋的阅览室，毛泽东正在埋头读报，见客人进来，才放下报纸起身相迎。
毛泽东接手后，《新湖南》的文字明显变得锋利，关注的问题也从校园事务扩展到社会变革。李振翩参与其中，既做编辑，也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后来湖南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他还随代表团赴北京请愿，并被列入张敬尧方面准备逮捕的名单。
这段经历让李振翩看见了政治斗争的风险，却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判断。1921年，毛泽东准备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邀请李振翩同行，但李振翩最终没有成行。两人的道路，正是在这一处出现了分岔。
几年后，李振翩决定继续学医。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同学陈自宝因天花去世。这个年轻人思想活跃、性格豪爽，却没能逃过当时常见而致命的传染病。李振翩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改变政治制度固然重要，但若百姓仍被疾病夺去生命，新的制度又如何真正惠及众人？
这不是逃避时代，而是另一种选择。此后半个多世纪，李振翩专注医学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放下海外工作回到中国，参与抗日救亡，并利用医生身份为一些地下工作者提供掩护。1949年后，他返回美国，继续从事医学研究，后来参与小儿麻痹疫苗相关工作。
毛泽东并未因两人道路不同而忘记这位旧友。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转圜契机，李振翩作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华裔学者，曾向美国方面介绍中国立场，尤其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1973年7月，李振翩携夫人回到中国。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安排会见。重逢时，毛泽东先谈起自己的身体：“腿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为他检查后认为，主席听力尚可，脉象平稳，思路也很清楚。
毛泽东却不完全认同：“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说到视力，他指着书说道，大字还能看，小字已经困难。谈话并不沉重，反而夹杂着旧日朋友之间的随意打趣。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责怪有关方面没有及时把李振翩的信送到自己手中：“其实一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这样。”一句话，既是埋怨，也说明他一直惦记着这位长沙时期的朋友。
谈及早年的思想，毛泽东没有把青年时代说得过于高深。他回忆说：“那时候，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反帝、反军阀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李振翩也承认，当年的自己主要是爱国主义和反军阀思想。
毛泽东还说，自己曾读孔夫子，也读资本家的书，后来当小学教员，连马克思、列宁都不知道。这样的自我回顾，显出他对思想转变过程的清醒认识。革命者并非一开始就站在成熟的理论高度，许多判断，都是在现实冲突和实践摸索中逐步形成的。
临别前，李振翩提出，希望把中医介绍到美国，也把美国医学带回中国，推动中西医结合。毛泽东听后连说“好”，表示支持。谈话持续到夜色深重，汤汉志提醒主席休息，两位老友才依依告别。
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又提出合影。李振翩临行时说，明年还要回来给主席祝寿。遗憾的是，这个约定没有实现。1984年11月16日，李振翩在美国去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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