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街头多了一群没有家的孩子。宁波商人竺梅先看到这一幕，写下“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绵力所及，倾倒不辞”。第二年，他和夫人徐锦华在奉化泰清山办起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先后收下600余名灾童，最小的只有4岁。

这间教养院不是简单的收容所。孩子们要学《古文观止》、英语，还要背诵《满江红》《正气歌》。竺梅先夫妇定下的规矩是“教养兼施、德智体技并重”——文化课之外，每个孩子都得掌握一门能立身的技能。用他们的话说，“下之使其立身，上之乃能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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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二字是护身符

战乱里办学校，最难的是让日军不来找麻烦。竺梅先想了个办法：邀请外国友人出任校董，再把“国际”两个字放进院名。宁波博物院研究部副主任陈茹指出，这种特殊办院方式在战乱中起到了保护作用，是教养院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

1941年宁波沦陷后，经费彻底断了。竺梅先抵押自家产业筹粮，第二年积劳成疾病逝。遗孀徐锦华拒绝汪伪接管，独自苦撑一年，到1943年秋送走最后一批院童。这些孩子后来有人上了抗日前线，有人投身救死扶伤，也有人实业报国，部分去了台湾。

沉入水底的记忆，被重新打捞

1953年，教养院旧址因修建水库沉入库底。37年后，海峡两岸的院童集资建起梅华亭。近年来，当地系统梳理史料，建成陈列馆，出版书籍和纪录片。竺梅先的孙子竺士性每年给当地孩子讲这段历史。有院童说，教养院是“爱国主义教育启蒙的基地，抗日教育的启蒙基地”。

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听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600多个孩子在战火里活下来、长大成人，靠的不只是几间教室和几袋粮食，而是一对夫妇把“家国”两个字拆开，又缝进日常教学里的笨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