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南陵县板石岭一带，地下交通员张七平带着密信赶往灯塔保。他要找的人，是以杀猪匠身份作掩护的束延海。天色已经暗下来，乡间小路看不清脚下，张七平却不敢停步，因为信中涉及人员转移，稍有耽搁，就可能牵连整个联络网。
到了村口，他向一位老农打听束延海的住处。老人抬手一指，说杀猪匠就在村东。张七平没有多问，转身便走。这个看似平常的指路，却把一封关系重大的密信，送进了另一个杀猪匠谷世民手里。
谷世民不是地下党员，也不知道组织上的暗号。他拆开信，只看了几行，脸色便变了。纸上提到敌人的搜查和人员转移，他越看越害怕，连夜把信送到乡公所，想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
敌人很快顺着信上的线索展开搜捕。张七平回到住处不久，便被破门而入的武装人员捆走。另一边，束延海从江对岸亲戚家返回，刚一上岸，也落入了埋伏。
张七平很快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束延海身上。他以为对方已经被捕，甚至怀疑密信就是从束延海那里泄露出去的。这个判断并非没有原因：地下工作中，联络关系必须单线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引发连锁危险。
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乡公所的碉堡里。敌人没有急着处决，而是试图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施压。张七平被打得遍体鳞伤，仍咬定自己只是替人送信的普通农民；束延海则始终不承认参加过地下组织。
审讯时，敌人把张七平带到束延海面前，故意说道：“他已经交代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攻心手段，目的不是让人相信事实，而是制造同志之间的猜忌。束延海看着张七平满身血污，没有接话。
夜深以后，碉堡里只剩风声和守卫巡逻的脚步。束延海躺在稻草上，身上的伤口隐隐作痛。他最担心的不是刑罚，而是敌人借着所谓“口供”继续诱骗其他同志。
门缝忽然被推开了一条窄缝。
来人贴着墙根走近，正是张七平。束延海的神情立刻冷了下来，低声问：“你来做什么？”
张七平凑到他身边，压低声音说：“老束，我其实没有叛变。”
这句话来得突然。张七平解释，敌人所谓的“招供”，只是他承认自己送过一封信，并没有说出组织情况。他坚持自己不知道信的内容，更没有承认束延海与地下党有关。敌人拿他没有办法，便把他当成诱饵，想让束延海误判形势。
有意思的是，张七平并不是来替自己辩解。他从衣服夹层里摸出一小片铁片，又递给束延海一张折叠的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很简短，包含联络暗号和接应安排。张七平还听到看守谈话，敌人可能很快对束延海下手。
“你不怕被发现？”束延海问。
“怕。”张七平停了一下，“可不能把你留在这里。”
碉堡有多层结构，牢房位置较高，门外又有守卫。两人没有贸然撬门，而是先观察巡逻规律。张七平把稻草和破布带进来，准备搓成绳索。材料并不牢靠，却是当时能够找到的办法。
他们只能一点点做。听见脚步声，就立即停手；外面安静下来，再继续搓绳。草叶割破手指，破布也不断散开，张七平几次想重新加固，束延海则负责把绳头系紧。两个人都明白，这根绳子未必能救下所有人，但只要能让一个人逃出去，消息就有机会送回组织。
绳索做好后，张七平坚持先下去。束延海受刑后行动不便，便留在牢房里掩护。夜色遮住了碉堡外的空地，张七平抓住绳索向下滑行。下到接近地面的位置时，草绳突然断裂，他摔在地上，腿部受了伤，却没有出声呼喊。
束延海迅速收回残绳，把散落的稻草铺回原处。天亮后，敌人发现张七平逃脱，立即将他提出来审问。束延海只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还故意表现得惊慌失措。敌人找不到直接证据，只能把怒火发泄在审讯上。
张七平拖着伤腿赶到接应地点，将碉堡结构、守卫换班和束延海的处境一并报告。组织随即重新安排营救。此前那封送错的密信，已经造成了危险；此时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敌人继续利用这场误会。
数日后，夜间接应信号在碉堡外响起。束延海用张七平留下的铁片撬开束缚，在外部同志掩护下离开牢房。撤离途中，几人分散行动，借着村庄和荒地遮蔽行踪，终于把他带到安全地点。
那场误会没有在审讯室里被解释清楚，而是在一次冒险中被两个人用行动拆开。密信送错了人，带来了牢狱和酷刑；一句“我其实没有叛变”，则让彼此重新确认了身份，也让营救行动有了继续下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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