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纯属巧合。
去年九月，我在舟山码头接一个远洋船下来的老船员。
他蹲在马路牙子上，盯着红绿灯看了足足五分钟，绿灯亮了没动，红灯亮了也没动。
我问他看什么，他说他忘了这灯是会变的，在海上只有红白两色的航行灯，不会闪，不会跳，就那么亮着，天亮也亮，天黑也亮。
他一个月挣三万二，在船上待了二百九十一天，上岸第一件事是找一块不会晃的地面坐一会儿。
我以前觉得年薪四十万还招不到人的工作，要么是骗局，要么是人太矫情。
后来我跟他断断续续聊了半个月，又跑了两趟宁波的船员中介所，才知道这钱为什么没人挣。
船上的味道，你站在码头闻不到的。
你得上去，钻进机舱和生活区之间的那道铁门。
柴油味、汗味、冷冻鱼虾的咸腥、铁锈和机油的混合气息，还有那种晾不干的毛巾捂出来的酸腐，全部搅在一起，沿着走廊往前涌。
我上船待了四十分钟，下船以后三天没吃海鲜。
可老赵，就是那个看红绿灯发愣的船员，他在上面待了快三百天。
他跟我说，头一个星期最难熬的不是晕船，是鼻子。
那味道像长在你鼻腔里一样，你睡着它也往里钻，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它，连做梦都是那个味。
后来慢慢就闻不到了，不是它散了，是你习惯了，就像你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一样。
他老婆说他回家以后睡觉还下意识攥着床沿，手攥得发白，那是怕翻身的时候滚下去。
船上的铺位窄，海浪一晃，睡着的人会本能地抓住什么东西固定自己。
他在陆地上睡了两个月，半夜还是会被自己松开床沿的那只手吓醒。
我以前觉得，只要是个人，咬咬牙什么苦都能吃。
后来发现我错了。
有些苦是咬牙咬得住的，比如累，比如穷，比如加班加到凌晨两点。
但有些苦，你咬碎了牙也扛不住，因为它不是冲你来的，它是围着你转的。
出海就是这样。
它不是某一刻特别难，是每一刻都差不多难，难得很均匀，均匀到你把日历撕了都不知道今天是几号。
老赵他们船上二十三个人，清一色男的。
船一开出去，手机信号从四格变成一格，再从一格变成“无服务”。
那个过程他说最折磨人，你看那个信号格一点一点往下掉，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掐断你和岸上的联系。
最后彻底没信号的时候，船上的广播会响一声，通知所有人“进入航行状态”。
没人欢呼，也没人叹气，就那么听着，然后各自回各自的舱。
接下来的日子，白天是白的，晚上是黑的，白的那个是大海和天的反光，黑的那个是船艏灯照不透的虚空。
他说他曾经连着四十三天没见过一个女的，连电视里的都没见过，船上的卫星电视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一个播新闻，一个播动物世界。
有一回动物世界里出来一只母狮子，全船二十多个男的挤在巴掌大的电视前面看，谁也不说话。
后来船长把电视关了，说别看了，再看都成狮子了。
大家笑了一阵，散了，回到各自的位置上。
那个笑话，他记了三年。
我说那你们在船上怎么排解？
他说各有各的法子。
有个广西的，十八岁上船，现在四十多了，每天的娱乐活动是把一张报纸上的字从第一个念到最后一个，念出声来，念完了从头再念。
那份报纸是他上船的时候带的，已经念了六年。
还有一个东北的，手机里存了三百多集《乡村爱情》，看完了删掉，过三个月想起来又重新下载再看一遍。
老赵自己是什么都不干，就是站在船尾看螺旋桨搅起来的水花，有时候看一个小时，有时候看三个小时。
那水花翻起来是绿的，翻下去是白的，一直搅一直搅，没有变化，但他就是挪不开眼。
他说那不是看，是在等。
等什么他也说不清，可能是等一个浪大一点，打上甲板，让他有点别的东西看一看。
我以前不理解这种状态，觉得就是闲的。
后来我自己有一天晚上失眠，盯着天花板的裂缝看了两个多小时，那个裂缝就像船尾的水花，没什么好看，但你停不下来。
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极度信息匮乏之下，人自己给自己找的锚点。
你不能空着，空了会出事，所以你抓着任何一点能抓住的东西，哪怕是一道水花、一份旧报纸、一句念了八百遍的台词。
但真正让人熬不下去的，不是无聊。
是那种时间被拉长以后，人对“日子”这个概念开始模糊。
老赵说在船上不到一个月，你就忘了星期几。
日历有人撕，但撕的那个人也不看上面印的数字，他就是完成一个动作。
后来船长规定每周日加一个菜，大家才慢慢找回一点节奏感。
但那个周日也是乱的，因为船会过时区，有时候往东开，有时候往西开，周日有时候短两个小时，有时候长两个小时。
你刚适应了这周是周日，下一周它又变了。
他说有一回他对着墙上的电子钟看了十分钟，算不明白那天到底是国内时间的几号。
那一刻他心里特别慌，不是慌日子过了多久，是慌岸上的日子还在不在等他。
他妈生日他记着的，五月十二号。
但船过赤道那几天他把日期搞乱了，等他算清楚了，五月十二号已经过去四天了。
他站在甲板上，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永远不动的信号格，想打个电话，但什么也打不出去。
他说那次他是真的想跳下去，不是因为苦，是因为他知道那四天里他妈一定坐在电话旁边等过，等不到又去忙别的，忙完了又回来看一眼。
他想告诉她他记着呢，他没忘，但他没办法说。
那种话，在邮件里写不出来，写出来就像矫情。
可你不说，心里就压着一块铁。
这就是那种“说不出口的苦”。
它在外面看来什么都不是，不就是错过一个生日电话吗，回去补上不就完了？
但老赵那天晚上在铺上躺着，听见隔壁舱有人叹气，对舱也有人叹气，连着三四声，像是约好的一样。
谁也没跟谁说话，但大家那一刻想的是同一件事。
他说那晚全船没人打呼噜，安静得只剩机舱底下的嗡嗡声。
那种共振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坑里，各蹲各的角落。
我后来找了一个中介所的老板聊，他姓陈，做了十七年船员派遣。
他说现在最难招的不是船长，不是大副，是普通水手。
一年四十万是到手的，包吃包住，没有花钱的地方，干五年攒两百万很正常。
但来报名的人，十个里面有七个在培训阶段就退了。
不是学不会，是受不了那种封闭式的模拟训练。
训练基地有个封闭舱，十五平米，八个铺位，灯二十四小时开着，模拟航行状态。
最长的一个人待了十一天，出来的时候抱着门框哭。
最短的两个小时就砸门了。
陈老板跟我说，年轻人现在要的是即时反馈，刷一条短视频三秒没意思就划走了，游戏打一局十五分钟就能赢或者输，连追剧都要开两倍速。
你让他上船，一上去就是大半年，信号都没有，发一条朋友圈要等靠岸，等靠岸了那条朋友圈早过期了。
他拿什么熬？
我以前觉得是钱没给够，给够了总有人去。
但四十万对于很多内陆出来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可他们还是不去。
我后来想通了，不是钱的问题，是你给他四十万，他得拿三百天的人生去换。
而三百天的人生，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比四十万值钱。
二十五岁你让他失去三百天的社交、三百天的恋爱可能、三百天的家人相处，他换不起。
三十岁的时候呢？
三十岁他开始缺钱了，但三十岁的人多了家庭，他更不敢走。
四十岁倒是能走，可四十岁体力跟不上，船上的活他干不了。
所以就卡在这里了。
能去的看不上，想去的去不了，四十万就悬在半空，一年一年地挂着。
我认识一个河南的，二十七岁，上了一条远洋鱿钓船。
合同签了三年，他干了七个月就跑了。
怎么跑的？
船靠秘鲁补给的时候，他直接买了张机票飞回来，押金两万不要了，剩下五个月的工资也没结。
他跟我说，哥你不知道，我第七个月开始对着舷窗外面喊我自己的名字，喊完左边喊右边，没有人应。
他说我不是疯了，我是怕自己不说话会忘了怎么跟人交流。
船上有人说，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家里寄没寄钱、哪个港口姑娘好看、上次放假去哪了。
三个月以后这些话题全部说完了，再说就是重复，重复到每个人都知道对方下一句要说什么。
后来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了，吃饭就吃饭，干活就干活，偶尔有个人开口，其他人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去了。
他说那种沉默比海浪还重，压得你胸口发闷。
他开始数甲板上的焊缝，一条一条数过去，数到四百多条的时候数乱了，又从头数。
数到后面，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第几块甲板有锈斑。
这不是闲，这是人在没有新鲜信息输入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制造信息量。
我对他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在船上，最可怕的不是孤独，是你开始习惯孤独。
你习惯了，就说明你的某一部分已经死掉了，就死在那些数焊缝的下午。
我后来陪老赵去了一趟他以前跑船的劳务公司，拿最后一批没结清的补贴。
办公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女文员，穿着碎花的裙子，头发散在肩膀上，老赵进门以后看了她一眼，然后迅速把目光挪开了。
出来以后他跟我说，他已经在岸上待了四个月了，但看见年轻姑娘还是不敢直视。
不是因为害羞，是在船上待久了，看任何异性都觉得不真实，像屏幕里的人走出来了，他怕自己眼神不对，把人家吓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声音很轻，像是在承认一件丢人的事。
我没接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告诉他这没什么，但我知道这有什么。
这有的东西是一条船给他的烙印，不是靠几句安慰就能抹掉的。
那个下午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在码头旁边一家沙县小吃。
他点了碗拌面，吃得很慢，一口面嚼很久。
我说你以前在船上也这么慢吗？
他说船上吃饭都是十分钟解决，端起来就往嘴里倒，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个浪就来了。
但现在在岸上，他故意吃慢一点，为了多坐一会儿，多感受一下凳子不晃是什么感觉。
他说他老婆不理解他为什么回家以后老待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四十分钟。
他说我不是躲她，是厕所那个空间小，跟船舱差不多，我在里面觉得安全。
我听着他说这些，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
我以前觉得人活一世，要么吃身体的苦，要么吃心里的苦，你总得选一样。
但老赵让我看到第三种，你吃了身体的苦回来，心里的苦才刚开头。
他在海上赚的每一分钱，都对应着一段岸上他错过的东西。
女儿的家长会他一次没去过，老婆做手术他是在卫星电话里知道的，父亲走的时候他在南太平洋，等靠岸已经是第七天了。
这些他全补不回来。
钱他是赚到了，但他活在那些缺口的缝隙里，往前走是钱，往两边看全是空的。
我问他，那你后悔吗？
他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
然后他说，不后悔，因为没得选。
如果有得选，谁愿意拿三百天换四十万。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的筷子停了，看着窗外一辆公交车开过去，车上坐着七八个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
他盯着那辆车直到看不见，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面。
我没再问。
那天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还反复琢磨的话。
他说，哥，船上的男人其实不怕没女人，怕的是上了岸以后不知道怎么跟女人相处。
怕的是老婆给你倒了杯水，你说谢谢。
怕的是女儿叫你爸，你第一反应是答应慢了会挨骂。
我们不是熬不住寂寞，是熬完了寂寞回来，发现家变成了一个需要重新学习的地方。
我站在码头边上，看着那些船靠岸又离港。
有一条船正在装补给，几箱冻肉、几袋米、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工人用传送带往上送。
船长站在舷梯边抽烟，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他的船下一次靠岸，是九个月以后。
那九个月里，他的工资照常打进卡里，手机没有信号，电视只有两个台，船上二十多个人，一整年见不到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姑娘。
我转身走了。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码头上有人在卖橘子，三块钱一斤。
我买了五斤，回家路上剥了一个，很甜。
但我心里在想，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选的话，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拿三百天的沉默去换四十万张钞票？
我以前觉得很多，现在不觉得了。
因为我们终于开始承认，有些东西比钱贵。
虽然贵在哪，谁也说不清。
但那种说不清的东西，正让四十万躺在招工启事上，一年又一年，发着光，没人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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