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9日，北京，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谈到党内所谓“这一派”“那一派”，说起了自己早年在江西苏区的经历。
他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这句话看似是在解释个人经历，实际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支持某种正确主张，究竟是因为认同事实，还是因为依附于某个人。
邓小平接着谈到，党内不能形成小圈子，要能够容纳各方面、团结各方面。他也没有把自己说成从不犯错的人，而是承认“不是完人”，同时强调自己“从来不搞小圈子”。这份自我评价，分量并不轻。
江西苏区时期，党内确实出现过把不同意见简单归类的现象。1932年底至1933年间，中央苏区在军事部署、地方工作和群众动员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当时受到排挤，军事指挥权一度被削弱，他关于灵活机动、依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也没有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认同。
福建方面的情况，后来被概括为“罗明路线”问题。罗明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在闽西地区开展工作时，比较重视根据地方实际保存力量、发动群众，而不是机械执行一套整齐划一的办法。
有意思的是，这类分歧并不只是书面文件里的争论。闽西一些地区反复遭受国民党军队“围剿”，群众时而转移，时而返回，基层组织和武装力量都很难稳定。如果只要求地方完成任务，却不考虑敌我力量和群众承受能力，命令越坚决，实际效果可能越差。
罗明曾向中央反映地方困难，也提出应当重视毛泽东在反“围剿”中的经验。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很容易被理解为“对中央不满”，甚至被进一步上升为路线问题。
“罗明路线”并不是单纯针对某一份报告，而是把地方工作中的不同做法，扩大为政治上的分歧。福建及中央苏区部分干部因此受到批评、撤职或调整。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也被扣上了所谓“毛派分子”的帽子。
这里必须说清楚，“毛派分子”并不是一个正式、稳定的党内派别名称。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干部因为赞同毛泽东在军事和地方工作上的具体主张，便被归入这一标签。标签一旦形成，个人原本的理由反而被遮蔽了。
邓小平后来否认自己是“毛派”，并不等于否认毛泽东当时的正确意见。他支持毛泽东，是因为反“围剿”的实践已经证明，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依靠根据地和群众等办法更符合战争实际，而不是因为加入了某个私人圈子。
这两者差别很大。一个人可以赞成某位领导人的判断，却不必成为他的“门生”；可以在某件事情上支持某种意见，也不意味着此后所有问题都必须无条件附和。把政治判断变成私人依附，恰恰会损害独立思考。
邓小平在江西时期的遭遇，也说明党内称谓有时会被当作斗争工具。毛泽东后来重新取得重要领导地位，并非靠建立一个封闭集团，而是靠战争实践、组织检验和事实结果逐步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晚年谈及这段往事时，特意把“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放在突出位置。革命队伍不可能只有一种性格、一种经历和一种意见。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把不同意见放到实际工作中检验，而不是先给人划圈子。
张爱萍晚年也曾反感别人把干部称作某位领导人的“干将”。他表达过一个意思：干部首先是组织培养的干部，是人民的干部，不能把自己说成某个人的工具。这样的说法，和邓小平所说“不搞小圈子”，其实指向同一个原则。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个人威望不可避免会出现，但组织不能靠私人关系运转。若把“谁的人”看得重于“事情对不对”，就容易形成门户之见；若把服从某个人误认为忠诚，把提出不同意见视为背叛，决策便可能失去纠错能力。
邓小平那句“没有什么毛派”，说的不是要抹去历史上的具体影响，而是拒绝用派系标签解释自己的政治选择。他愿意承认错误，也坚持说明：支持正确的东西，依据应当是事实、原则和人民利益，而不是私人关系。ે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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