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3日，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养老院内，82岁的张国焘被发现死在床上。前一夜，他翻身时将棉被弄落地面，因身体瘫痪，始终没能把被子重新盖好。加拿大冬季寒冷，老人就这样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离世。
这个结局，很难与他早年的身份联系起来。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参加过中共一大，也曾掌握过红四方面军的大量兵力。许世友后来评价他：“除了毛主席，没人是他的对手。”这句话说的不是品行，而是他的能力、手腕和权力欲。
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家庭条件优越。1916年，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逐渐接受新思想，并在北大接触到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那时的毛泽东只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国焘则是出身较好的学生，两人都受到李大钊影响，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有意思的是，张国焘很早就显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有组织能力，也敢于争论，在党内事务中常常表现得强势。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担任组织方面的工作。后来，他与中央其他同志在路线和权力安排上多次发生冲突，个人威望也随之起伏。
关于他与李大钊遇害一事，历史材料中存在不同说法，不能简单概括为“张国焘出卖了李大钊”。可以确认的是，1924年后北洋政府加紧搜捕共产党人，李大钊最终于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张国焘与李大钊曾有密切交往，但把李大钊的牺牲完全归咎于张国焘，属于过度简化。
真正改变张国焘政治命运的，是1935年的红军会师。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多，因此在军事和组织问题上拥有很强话语权。他主张南下，中央则决定北上，双方矛盾迅速尖锐化。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称作一段极其艰难的经历。张国焘曾另立中央，造成党和红军内部的严重分裂。南下部队在川康地区遭遇困难，兵力损失很大，事实证明南下路线难以打开局面。1936年，张国焘被迫同中央会合，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已经难以弥合。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以参加祭黄帝陵活动为由离开延安，随后抵达武汉。他临走前没有同妻子杨子烈商量，只给中央留下电报。周恩来曾当面劝阻，毛泽东也发电挽留，但张国焘已经与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方面取得联系。
“你真的决定走吗？”周恩来曾劝他再考虑几天。
张国焘没有改变主意。后来，杨子烈得知丈夫已经叛离，曾一度想把他带回来。但她当时身怀六甲，最终还是带着孩子去了武汉。毛泽东对她说，问题在张国焘本人，她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内。这既是政治上的劝告，也是对家属处境的照顾。
投奔国民党后，张国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信任。蒋介石和戴笠看重的是他的经历，以及他可能掌握的党内情况，而不是把他当作平等的政治伙伴。戴笠对这类人的态度，后来被概括为“尊而不敬，用而又防”。
张国焘曾在军统系统中任职，也试图利用旧日关系搜集情报，但实际作用有限。一次审讯地下党员时，对方认出了他，却始终没有屈服。那名党员说：“我到死也不会说。”张国焘没有继续强逼，只留下一句：“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抗日战争结束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内部的价值迅速下降。1948年，他辗转到台湾，创办报纸的计划又被有关方面接收，处境十分尴尬。1949年后，他前往香港，靠写文章维持生活，后来还为海外报刊撰写批评大陆的文字。
张国焘并非没有想过回头。1953年和1958年，他先后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返回大陆。毛泽东没有把门彻底关上，提出的条件却很明确：承认错误，作出检讨，停止与海外反共机构的联系。张国焘始终不愿真正承担政治责任，两次机会都没有继续下去。
晚年，他在加拿大与儿子生活，因身体状况恶化而进入养老院。经济拮据时，他曾写信向蒋经国求助，获得过一万美元，但这笔钱很快用于治病和生活。1979年那个寒冷的夜晚，棉被落地后无人相助，曾经在党内叱咤风云的张国焘，最终没能等到天亮。其妻杨子烈为他料理了简单后事，墓碑上只留下姓名与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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