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下旬，重庆青年路街口，卖桔子的王素珍收摊时，又看见那个穿红毛线裤的小女孩。孩子蹲在摊边，衣服上沾着泥土和草屑，眼睛盯着桔子，却始终没有开口讨要。
王素珍蹲下来问：“小幺妹，你是哪家的孩子？叫啥子名字？”
女孩声音很低：“我叫郭小波，我弟弟叫小可。我是白公馆的。”
这句话，王素珍当时并没有听懂。她只觉得孩子不像普通走失儿童，既没有大人陪伴，也说不清家在哪里。问到母亲时，女孩突然哭了起来：“我妈妈不晓得去哪儿了，弟弟也不见了。”
王素珍没再追问。她把小波领回家，给她端了一碗热饭，又找出儿子的干净衣服。兵荒马乱的重庆，寻找一个没有姓名住址的孩子，几乎等于大海捞针。她能做的，只有继续在原来的地方摆摊，盼着孩子的家人找来。
转机来自一张报纸。
一天，摊位旁有人读《大公报》上的寻人启事，寻找一名四岁女孩，衣着特征与小波完全相符。启事中还写明，孩子与母亲失散前，曾被关押在白公馆一带。
王素珍赶紧跑回家，对着孩子问：“你是不是叫郭小波？”
小波点了点头。
这时王素珍才明白，眼前这个孩子并非普通走失儿童，而是从监狱看守中逃出来的幸存者。她和丈夫立即抱着小波，赶往启事留下的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那里正有人寻找郭德贤母女。
郭德贤见到女儿时，几乎不敢相信。母女失散多日，孩子能够活着回来，靠的不是运气二字能够说尽。王素珍夫妇没有索取任何报酬，只说孩子饿了，就给她饭吃；孩子没衣服，就给她换衣服。
郭德贤1924年出生于重庆云阳。十二岁那年，她目睹哥哥和进步人士在家乡筹划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亲近的老师遭到杀害，这段经历使她很早就接触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义演、募捐。1939年8月，年仅十五岁的郭德贤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暴露后，她奉命离开云阳，转赴万县，后来与蒲华辅结为夫妻，并在成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她的公开身份是家庭妇女，人称“蒲太太”。丈夫在学校任教，她则负责保管文件、传递指示、掩护同志，还要照料两个孩子。1944年，小波出生；1945年，弟弟小可出生。生活拮据，孩子营养不良，她一度想改做教师，减轻负担。
马识途曾劝她：“能让我们在成都住下去，就是党的力量在保存。”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实际。郭德贤继续留在隐蔽战线上，洗衣、做饭、管理经费，也把自家住所作为同志开会和落脚的地方。
1948年“挺进报案”后，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地下党员。1949年1月13日，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被捕，特务当晚闯入郭德贤家中。她抢先焚烧部分文件，将重要材料藏好，随后与两个孩子一同被软禁。
第二天，她趁看守松懈，让院里的丘嫂借买菜之机给马识途报信。马识途后来回忆，自己原本准备去郭家开会，听到消息后立即转移。郭德贤的一个举动，避免了更多同志落入敌手。
1949年1月20日，郭德贤带着两个孩子被押往重庆，关进渣滓洞，后又转押白公馆。牢房里关押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放风时间极短，难友之间仍想办法传递消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狱中，罗广斌、陈然、王朴等人还用被面和黄纸，悄悄做出一面五星红旗。
但屠杀也在逼近。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开始大规模杀害囚禁人员。黄显声被押出牢房时，小波还天真地问：“黄伯伯，是进城吗？”黄显声只回答了一声“嗯”，随后便被带走。枪声传来，牢房里的难友知道，惨案已经开始。
当晚，罗广斌等人趁看守混乱，设法打开牢门。郭德贤背起小可，在周居正帮助下带着小波逃出白公馆。山路漆黑，枪声不断，队伍很快被冲散。周居正体力不支，在乱石中摔倒，起身后，小波已经不见了。
郭德贤带着小可逃到山中一间茅草屋，直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才赶到白市驿机场寻找部队。周居正也在那里，却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小波失踪了。
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后来被一支撤退队伍带到城边，放下后独自寻找出路。她走了很久，最终又回到了王素珍的桔子摊前。王素珍夫妇看报认人，才让这段失散多日的母女重新相逢。
后来，党组织赠给王素珍夫妇每人一套棉军装和十块银元。郭德贤两家此后长期来往，孩子们也一直称王素珍夫妇为亲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