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3日，河北武安伯延公社，周恩来一下车，先注意到的不是欢迎队伍，而是道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按常理，羊只能吃低处的草叶，树梢上的叶子却很难够到。干部说是“羊吃的”，这个解释听起来轻飘，却让周恩来立刻意识到，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紧张，群众生活艰苦，公共食堂又把有限的口粮集中起来统一供应。伯延是革命老区，群众过去为抗战作出过牺牲，可到了这个时候，许多人连玉米面糊糊都不能敞开吃。周恩来没有当面追问那几棵树，而是决定住下来，亲自看、亲自问。

抵达当天中午，公社安排了一顿相对丰盛的饭菜，有馒头、红薯、面条和几个素菜。这样的饭在普通社员眼中已经很难得，但周恩来心里明白，这很可能是专门为接待中央领导准备的。他没有批评，只按规定留下粮票和饭钱，随后离开了食堂。

第二天中午，他临时提出到别的社员食堂吃饭。消息来得突然，公社干部措手不及，没法再提前布置。周恩来走进先锋街第六食堂时，社员已经散去，灶台上只剩一锅快见底的玉米面糊糊，里面漂着几片菜叶。

干部赶忙劝他回公社用餐，说锅里的是炊事员的饭。周恩来指了指锅：“那我就和炊事员一起吃。”随行人员见碗不太干净，想拿手绢擦拭，他摆摆手，端起碗几口喝完，又照样留下粮票和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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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顿饭的分量并不大，却比一堆汇报材料更有说服力。前一天的饭菜说明接待可以被安排，第二天的锅底则暴露了普通人真正能吃到什么。调查研究要取得实情，不能只看准备好的现场，也不能只听干部转述。

下午的座谈会上，社员代表起初仍然说食堂好、饭菜够吃。周恩来没有急着打断，而是观察每个人的神情。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蹲在旁边抽烟，始终低着头。干部介绍说他是“落后分子”，这个标签反倒让周恩来更加留意。

张二廷终于站起来问：“总理，您是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周恩来说当然听真话。张二廷随即把话挑明：“食堂根本吃不饱。”他算了一笔账：每个人的口粮本来就少，司务人员、炊事员和干部还要分出一部分，普通社员真正拿到手的只剩几两，干活自然没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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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一时安静下来。有人担心张二廷说得太直，悄悄提醒周恩来他是“落后分子”。周恩来没有顺着这个评价，而是认为，敢把困难说出来，恰恰说明群众把调查者当成自己人。话匣子一打开，其他社员也接连发言，有人说到激动处，当场哭了起来。

周恩来听完后，承认中央和地方的工作没有做好，食堂如果办不好，就不应勉强维持。张二廷仍不放心，追问是不是又在糊弄群众。随后他放出了一句在场人都没想到的话：“你要是糊弄我们，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

这句话听着尖锐，背后的道理却很实在。群众吃不饱，劳动就没有力气，粮食产量下降，国家征不上粮，库存总会有用完的一天。张二廷并非在诅咒谁，而是在说明生产、口粮和国库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听后没有恼怒，反而称这话说到了要害，还与他交了朋友。

调查期间，周恩来又到张二廷家中，得知他妻子已经去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便提出可以替他养一个女儿。张二廷想到亡妻临终时的嘱托，最终没有答应。这个细节没有改变政策，却说明调查并不只是填表统计，也包括对一个家庭如何过日子的直接了解。

5月6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干部和社员代表开会，明确要求伯延公社调整公共食堂安排，尽快把社员生活安顿好。5月7日凌晨，他回到邯郸后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伯延调查情况。半个月后，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食堂办不办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等原则。

此后直到1966年前，周恩来仍年年派人到伯延了解情况，并代他看望张二廷。2012年，伯延调查被拍成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当地群众还参与了群众演出。那几天留下的，不只是一次下乡记录，也是一锅见底的糊糊和一句没有经过修饰的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