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一处隐蔽联络点，地下党员吴群敢奉命前来接头。门刚推开，他抬眼便看见了父亲吴仲禧。父子相对，谁也没有立即说话。一个是秘密交通线上的年轻党员，一个是国民党军中的中将，这场意外相逢，差点让两个都善于保守秘密的人同时失去镇定。
吴群敢1924年出生于福建。读中学时，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参加了地下工作。家中长辈对他的政治选择并不知情，至少在组织纪律上，他不能主动透露。
更复杂的是，吴仲禧并非普通军人。
他早年出身寒微，受辛亥革命影响弃文从军。1912年进入军校学习，后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与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校友。北伐期间，他凭借战功逐渐升任高级军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的中将。
军装和身份给了他活动的便利，也给他带来了危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吴仲禧对国民党内部的变化产生强烈不满。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他参加了反蒋行动。事变失败后，他受到追捕，只得辗转各地，生活一度十分窘迫。有人劝他说，凭北伐时的关系，投靠哪位旧部都能过得不错，他只是笑笑，没有接话。
这份沉默，并不代表没有选择。
在广州期间，吴仲禧结识了进步人士王绍鏊。两人往来增多后，吴仲禧逐步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抗日救亡形势日益紧迫，他又与张发奎系统发生联系，出任相关职务。借着一次谈话，他试探道：“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机会参加共产党吗？”
王绍鏊没有立即公开答复，只说：“可以代为介绍。”
抗日战争前夕，吴仲禧经王绍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员。按照组织安排，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并与潘汉年等人保持单线联系。表面上，他仍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许多行动都服务于抗日和革命事业。
1940年，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吴仲禧获悉搜查计划后，没有公开出面，而是安排亲信提醒办事处人员，设法护送他们离开。事后，国民党方面怀疑他“袒护共党”，蒋介石还曾要求彻查。幸亏张发奎有意周旋，才以“查无实据”暂时压下此事。
危险没有因此消失。
1941年，吴仲禧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不少地下人员面临暴露风险。他曾利用住所和职务上的掩护，为一些同志提供接头、转移的条件。那段时间，家中来客增多，但家人很难知道这些人真正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吴仲禧还曾设法影响另一名国民党将领吴石。
吴石毕业于保定军校，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长期感到仕途受阻，对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斗争颇为不满。吴仲禧没有贸然亮明身份，而是从军务、时局和个人遭遇谈起，慢慢取得信任。他用自己的经历说明，真正的抗战并不等于无原则地服从派系，吴石的态度也由此发生变化，并在后来对吴仲禧的工作给予掩护。
1946年，吴仲禧接到任务，要求了解白崇禧所辖“华中剿总”的军事部署。他前往吴石处联络时，恰好遇到曾任吴石学生的胡宗宪。对方带来一份军事材料，请老师帮助分析。材料中涉及国共双方的兵力、番号和部署，正是地下组织急需掌握的内容。
吴仲禧没有声张，只把能记下的情况迅速整理。为了传递方便，他对吴石说：“这些作战分析，先寄给我的大儿子吧，我常在外面走动，怕途中遗失。”
吴石答应了。
那时的吴仲禧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加入共产党；吴群敢也不知道，父亲早已在另一条更深的秘密战线上工作。父子二人彼此隐瞒，并不是感情疏远，而是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身份不能因亲情而泄露，关系不能因信任而越线。
直到上海党组织出于工作需要安排两人见面，这层误会才被揭开。吴群敢后来才明白，父亲并不是站在革命事业之外的国民党将领，而是长期隐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那一刻，震惊之外，更多的是对组织纪律的理解。
1948年，吴仲禧调任国防部任职，后被派往徐州“剿总”系统。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掌握着国民党军的重要作战计划，吴仲禧设法接触并了解相关部署，经过多次转递，将“徐州剿总情况”等重要情报送往解放区，为中共中央判断战场形势提供了参考。
1949年全国解放后，吴仲禧的真实身份逐渐公开。曾经穿着国民党中将制服的他，长期承担的却是隐蔽战线的任务；而那个在上海接头点与他意外相逢的年轻人，正是他的儿子吴群敢。父子两人直到组织安排下才知道彼此同属一个阵营，这段经历也成为隐蔽战线中极少见的亲属双重保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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