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绢帛，长二米二，宽二十厘米，上面密密麻麻抄满了字。
米粒大小的蝇头小楷，一行一百一十字，挤在一块黄色绢布上。
这是古代一个考生的夹带，他把四书五经、帖诗、策问答案全抄了上去。
今天的人拿在手里得凑到眼前才看清。
可这还不算完。
海南某藏家手里有一卷三十二页的绫书，双面四栏，每页万余字。
一部中篇小说的体量抄在一块白绫上。
作者在自己觉得重要的地方用红笔点了点，考试时一眼就能扫到。
你想想，三十多万字。
一个考生考前要抄完这些，光是手腕就得肿半个月。
这东西叫夹带，就是小抄。
从唐朝起，科举考场上的作弊就没断过。
唐人的笔记里写，“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十个考生里三四个不是本人。
枪替，就是雇人代考，干这行的人叫枪手。
到了清代，枪手职业化了，甚至出现了专门承揽作弊业务的中介，叫私局。
据野史笔记记载，光绪年间浙江萧山县有个举人马星联，楷书写得好，名震一时。
有人找他代考，他说：“若肯费八百金者，包取第一。”
对方掏了钱，发榜果然第一。
马星联大宴宾客，在聚宝堂摆了数十桌。
喝到兴头上拍着桌子说：“诸公仅能包取耳，若我则包第一即不爽。”
隔壁包间坐着一个御史，听见这话第二天就参了一本。
马星联连夜逃跑，县令念他是得意门生，悄悄塞了一百两银子让他逃往南洋。
那年他二十一岁。
你算算，八百金包第一，这买卖比今天的中介狠多了。
比枪替更高明的，是飞鸽传书。
考生把信鸽带进考场，考题发下来绑在鸽子腿上放出去。
考场外的枪手接到题写好答案，鸽子再飞回去。
据《江南贡院》载，一个考生家里训练了一只鸽子，晚上飞进号舍。
考生把题绑上去带回家，家里请高手答卷再让鸽子送回。
家人怕抄漏了，还在纸条上做了标记。
这套流程，跟今天用手机拍题传出去找答案几乎一模一样。
作弊的招数多，反作弊的也跟着卷。
唐朝搞了搜身制和糊名制。
糊名是武则天发明的，把考生名字糊起来，防止考官认人给分。
宋朝又加了誊录——专人把试卷重新抄一遍再送阅卷，字迹和暗号全废了。
宋太宗还搞了锁院——考官接到任命当天就进贡院关门上锁，跟外界隔绝直到考完。
搜身更绝。
顺治规定入场必须细加搜检，谁敢私带片纸只字，先到考场前戴枷示众一个月。
乾隆更严：帽子不准双层，皮衣去掉面子，毡衣去掉里子，衫袍全是单层。
袜子单毡，鞋子薄底。笔杆镂空，砚台不能太厚，连糕饼都要切开检查。
入场时两个搜检人员同时搜一个，一门口搜一次，二门口再搜一次。
发展到后来，考生得脱光衣服洗澡。
清代连辫发都要解散检查，连肛门都不会放过。
一个读书人，为了考功名，得先被人从头到脚摸一遍。
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考生发明了银盐变黑法：把衣服夹里用盐水密密麻麻写满字。
混进考场点蜡烛用火一烘，字就显出来了。
搜身查的是实物，查不出盐水。
还有人把八股文刻在鞋底夹层。
清代已经有了金属探测器，叫铁剑。
可架不住花样多，绑头发里的、塞蜡烛里的、藏馒头里的，防不胜防。
安徽某藏家手里有一件麻布坎肩，五十厘米宽、五十五厘米长。
写了六十二篇八股文，四万多字。
用的笔是鼠须笔，老鼠胡子做的，细到能在一粒米上写好几个字。
一块手帕大小的丝绢上能写数万字。
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册子印了数千字，每个字只有一毫米。
可这些东西再精巧，终究是工具。
作弊更高级的玩法，不用带任何东西进考场。
纪晓岚干过一票。
那年顺天府乡试，他老家一批子侄要考举人。
据传主考官来拜访，暗示可以帮忙。
纪晓岚说：“纪氏子侄们大都不成器，写个‘也’字连钩都不会挑，我断定他们不能题名。”
主考官听懂了。
纪晓岚转头写信回家：凡是今年赶考的，写“也”字一律不许挑钩。
乡试放榜，纪氏子弟同科中了八个举人。
整张试卷上万个字，只有一个“也”字不挑钩。
阅卷官一天看几百份卷子，谁能注意到？
唐代“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清代“考场作弊案以清为盛”。
一千三百年科举，作弊和反作弊较劲了一千三百年。
朝廷把考生的衣服扒光、笔杆镂空、糕饼切开、肛门都不放过，可作弊从来没断过。
你禁了夹带，他搞枪替；你查了枪替，他飞鸽传书；你把鸽子打下来，他直接在试卷上改一个“也”字。
那些两米多的绢帛、四万字的坎肩、刻了八股文的鞋垫，全都没能帮它们的主人考上功名。
它们变成了一千三百年后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展品。
柜子里的夹带静悄悄的，玻璃反光里映着来看展的人。
制度从来防不住想作弊的人，它只能让作弊变得更贵、更险、更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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