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下着小雨，我蹲在劳动仲裁大楼门口的台阶上，裤腿湿了半截。
兜里那份材料被我攥得发烫，能闻到纸面上自己手汗的腥味。
三个小时前，老婆彭金娥还拽着我的袖子问我到底图啥。
我说不清。
我只知道，我爸周有才死的那年，我二十二岁，厂里赔了三万块钱，就把人命结了。
二十多年了，没人问过我爸冤不冤。
我属鸡，今年五十七岁，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可就这一回，我得替他把账算清楚。
01
我叫周毅，属鸡的，今年五十七，老机械厂退了休的车间主任。
说是退休，其实是被人顶了岗。
两年前厂里改制，来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说是懂现代化管理。
我干了半辈子车工，带出来的徒弟一只手数不过来，到头来被人一句“技能老化”就给劝回了家。
一个月拿千把块钱生活费，连抽烟都得算计着来。
那天傍晚，彭金娥下班回来，把菜篮子往灶台上一撂，嘴里骂骂咧咧：“隔壁刘桂英她女婿都开上第二家店了，你说你，当年在厂里也是喊得出名号的大师傅，怎么混成这样？”
我没接话。
她叹口气，又补了一句：“今天在市场碰上个算命的，说你今年下半年命里有贵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嗤了一声。算命的见谁都这么说，准能蒙着几个。
本来这话我没往心里去。
可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户口本，儿子周煜要结婚办居住证，说急需。
找了大半天没找着，最后在衣柜顶上一只蛇皮袋里，翻出一个锈得打不开的铁盒子。
那是我妈的东西。我妈走了七年，走之前，这个铁盒子她锁在床板下面，谁都不让碰。
拿钳子撬开，里头裹着好几层旧报纸，翻到底，我爸的一本工作笔记露了出来。
笔记本的封皮是硬纸板的，磨得发白，里头记着各种设备参数，字迹端正，一撇一捺都力道十足。
夹在中间的一页，有张发黄的纸条露出半截。
我抽出来一看，上头用红笔写着一个名字，三个字工工整整，配一串电话号码。丁广明。
我盯着这三个字，脑子里转了半天，没想起来这人是谁。
又翻了翻那本笔记，后头几页好像是账目草稿，记着一些没头没尾的数目，看着不像钱。
我正对着那条红笔字看出神，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周毅在家不？”是我二叔周永寿的声音。
彭金娥应了声去开门。
周永寿拎着一箱牛奶进来，笑呵呵地往茶几上一放，在沙发上坐下，顺手摸了摸茶几上的铁盒子：“这是翻出什么老物件了？你妈的？”
我没答话，把笔记本塞回铁盒里。
周永寿眼光在那铁盒上打了个转，也没接话，可他的眼神分明往盒盖上那片锈迹上多停了一瞬。
他喝了一口茶，才慢悠悠开口：“等下月我退休手续办清了，想把老宅那个杂物间归置归置，里头好些你爸的东西，你要是要，趁早收拾走。”
我愣了一下。我爸的东西，当年不是全部给他拿走保管了吗？怎么还有个杂物间？
“二叔，我爸留下的东西都在？”
周永寿端着杯子，目光从杯沿上方掠过来：“你爸能有什么东西？几本破书旧衣裳罢了。”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说起来，你爸走的那年，厂里的事不都是我替你跑的吗？那时候你们孤儿寡母的，要不是我拦着，你妈连那三万块赔偿都拿不全。”
我咬着牙，没出声。这话他翻来覆去说了二十年了。
“好了，你有空就来拉东西。”周永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又说，“我听说你在打听丁广明？”
我的手心骤然一紧。
“你听谁说的？”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太急了。
周永寿笑了笑，背着手往外走：“上礼拜在厂门口碰见你老同事梁冬生，说你找他帮忙打听个人，我一猜就是丁广明。那人早些年是你爸带过的学徒，后来混得不怎么样。”周永寿在门口停下来，语音略带一顿，“你找他做什么？”
“没什么，”我把铁盒抱起来，“一个老同事随口问的。”
周永寿站在门槛边，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说不上什么滋味，像是打量，又像是掂量。
临走前他撂下一句话：“人都走了二十年，过去的事，翻不出花的。”
门关上了。彭金娥在厨房里切着葱，问我：“你二叔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也在想。
周永寿走后，我坐在客厅里，抱着那只铁盒，顺着盒盖漏进来的灯光，又抽出那张纸条看了一遍。
丁广明，后面一个电话号码，红色墨水，像是怕丢了，又像是怕忘了。
彭金娥端了碗面出来，看我还坐那儿愣神，把碗往桌上一顿：“我说你可别犯轴，你二叔那人，嘴上不说，肚里弯弯道道多得很。”
我吃了几口面，忽然问她：“我妈临终前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彭金娥洗碗的手停了一下，“她拉着我的手说了一整宿话。”她顿住，背对着我，“说你在厂里干活老实，不会看人脸色，让你爸的事，别让你瞎去翻。”
“她还说什么了？”
彭金娥把碗放进碗柜，擦擦手转过身来：“她说你爸死得冤枉。”她的眼眶有点发红，“下辈子再也不嫁厂里的男人了。”我放下筷子，起身把那部老话机拿出来，照着纸条上的号码拨过去。
听筒里传来单调的忙音，已经是空号。
窗外的风卷着落叶在小院里打着旋儿。
我爸走了那么久，可我头一回，觉得他好像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家。
02
第二天下班我没回家，骑着小电驴往城南老厂家属院那边跑。
我爸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老同事多，我想打听打听丁广明这个人。
先找的是梁冬生。
梁冬生比我还大几岁，退休了，在厂门口下象棋，见我来，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扔：“周毅？稀罕啊，找你老哥有事？”
“跟你打听个人，丁广明。”
梁冬生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扭头看了眼棋盘，又转回来：“你怎么想起来问他了？他早就不在厂里干了。当年你爸走后没两年，他就辞了职，后来听说在南边收废品。”梁冬生压低声音，“有人说是他自己待不下去，在厂里名声臭了，谁都不待见他。”
我问他为什么臭的。梁冬生只是摇头，不肯多说。他越这样，我心里越沉。
下午两点多，我赶到城南那片废品街。
街道很窄，两侧堆满了废纸壳和旧家电。
沿着路边打听了一圈，好几个人指给我同一间卖废铜烂铁的门面。
门面不大，卷帘门拉下一半，里面灯光昏黄。
隔着半人高的纸箱堆，我看见一个男人蹲在地上捆扎纸壳。
他很瘦，后背弯成一道弓，头发灰白，看不出年龄。
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丁广明在吗？”那人手上动作停了，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
他的眼睛极其浑浊，看人像在辨认什么。
“你是谁？”
那双眼睛盯着我，忽然缩了一下。
他放下手里的绳子，慢慢站起来：“你找丁广明干啥？”他声音微微干涩，“他不在。”我递过那张纸条：“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他让我来找他。”他接纸条的手僵在半空，嘴微张，像被什么噎住了。
只一眼，他就抬起头来：“你是周师傅的什么人？”
“我是他儿子。周毅。”
他脸色骤变，往后退了一步，被身后的纸箱绊了一下，差点摔倒。
他随即转过脸，有点慌地抓了抓头发：“我不认识什么周师傅，你找错人了。丁广明不在，走了，搬走了。”声音开始有了慌张，说话也没了队形，“他搬哪里去了？不知道。你走吧，别来了。”他弯下腰，把拉下来的卷帘门一把拽到底，金属刮着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愣在门口，心里反复翻搅着方才他看见我时的神情。那不是普通的不耐烦。那是看见了一件不敢面对的东西。
我在门口站了许久，弯腰从卷帘门底缝里塞进我的手机号，往单子背面添了一句：“我在老地方等你。”
回到家，彭金娥已经睡了。我没进屋，坐在阳台上抽烟。周煜从屋里出来，递了杯水：“爸，我妈说你最近到处打听谁？”
“一个以前跟着你爷爷干过的学徒。”
周煜在我旁边坐下，沉默了半天：“爸，我妈她老念叨算命的事，她就是怕你心里有事压太久。”我点了点头。
儿子伸手扶了扶眼镜，说：“我下个月带梦婕回来，妈说想见见。”
我应了一声，又想起那张纸条。
第三天，我又去了废品街。
丁广明没在，隔壁修车铺的说法是“回老家了”，他那间门面重新上了锁。
我没走，侯在对面一棵法桐树底下蹲着。
从日出蹲到日头偏西，又一直蹲到天黑，没有等到他。
第四天下午，下起了雨。
我缩在一家店门口，正琢磨着是不是该回去了，看见一个瘦削的人影从巷子深处朝着废品站方向走来。
他走得很慢，手里撑着把破伞，快到门面的时候，忽然看见了我。
他站在雨里一动不动。
雨点顺着破伞的缝隙滴下来，打在他的肩头。
过了很久，他叹了口气，没跑，也没躲，朝我走过来。
他把伞往我头顶上一斜，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你跟你爸长得真像。眉眼像，连站着的姿势也像。”
我的嗓子一下子堵住了。
他收起伞，掏出钥匙，把卷帘门重新拉开。
铁皮门哗啦啦地响着，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才侧过身让我进去。
屋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和旧纸壳混合的气味。
他给我搬了张塑料凳，又拿搪瓷缸倒了一杯水，才在那堆纸壳旁边坐下。
他低头看着自己沾着泥水的鞋，半晌道：“有些事压在我心里二十年了，夜里天天往回翻。见到你这张脸，我就知道翻不过去了。”
我问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没有正面回答，转而问了一句：“你知道你爸留下一份协议吗？”我摇头。
他点点头：“你爸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叫我去他家里，拿了一个信封，说替他保管一天。我问他啥事，他说——明天厂里要谈技术承包的事，别让人占了便宜。”
他抬起头，看着我：“第二天早上，车间就起了火。周师傅没能出来。”
我攥着搪瓷缸，手指微微发白。
他长叹一口气：“那份文件我后来偷偷翻看过，是一份技术成果提成协议。签了字，按了手印，内容写得很明白。周师傅的技术，厂里要用他改进的图纸，就有他一份比例的钱。按理说，他应该一直拿到那项技术淘汰为止。”他顿了顿，“我当年不懂里面轻重，后来才知道，这份东西能值多少。”
“东西呢？”
“我留着。”他看我的目光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干涩，“我还给你。”他弯下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工具箱，撬开锁，拎出一只密封塑料袋，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把信封递到我面前：“你爸的东西。我替他守到今天。”
我伸手去接，指尖碰到了纸张的毛边。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那只信封里装着的不是纸。那是一个人留下的一口气，存在这世上二十多年了。
03
我从丁广明那里拿到那个牛皮纸信封，没敢直接拆。
他叮嘱我别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老厂那拨人。
我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了半晌，说：“当年你爸火化那天，厂里就定了他的责，三天时间，赔偿金都下来了。周师傅的家属后事，从头到尾都是你二叔在办。我在葬礼上多站了一会儿，第二天班长就找我谈话了。他说周有才的事，厂里已经下了结论，谁的记性也别太好了。”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第二年我就离开了厂里。一直到现在，我都梦见你爸站在那台机器旁边，弯着腰给我们看图纸。”
我问他：“你觉得我爸的事，是有人害的吗？”他低下头，过了很久才说话：“你爸那天早上本来没有班。他后来的班，是临时跟人换的。”丁广明声音哑沉着，“我当时不知道。也是过了好些年才想明白。可那时候再想明白，什么早都晚了。”我又问他知不知道换班的人是谁。
丁广明却摇头：“我不认识。你爸跟谁换的班，车间考勤本上应该有记录。但那种本子，出事后肯定已经被收走销毁了。”
我捏着那份信封，感觉像握住了一捧散不掉的灰。
从废品站出来，天已经全黑了。
我没有回家，直接骑着小电驴往城郊方向走。
陈振国。
丁广明告诉我的老会计的地址。
到城郊时大约晚上八点，陈振国住在一片老旧的自建房区。
我敲门的时候，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头来开了门。
他戴着老花镜，看清是我时微微愣了一下：“你是哪家的？”
“周有才的儿子。”
他周身明显一僵，打量了我好一会儿，才往里头让了让身子：“进来吧。”屋子里有一股中药味。
陈振国已经七十三了，退休快二十年，如今靠帮人代账挣点买菜钱。
屋里灯光昏暗，一张旧写字台上摊着一堆账本和计算器，烟灰缸里堆着烟头。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自己坐回写字台前，摘下老花镜看我：“你找你爸的事？”
“丁广明让我来的。”
他沉默了片刻，弯腰从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里摸出一只信封，又从里面抽出几张纸。
纸张已经发黄，边缘卷曲，折痕深得像要把纸割断。
他犹豫了一下，递了过来：“复印件。你看看。”
我接过来，纸上的字是油墨打印的，抬头一行大字：技术成果提成协议。
下面正文列着分成比例、支付期限，时间线清晰。
最后面，落款的位置，有一行手写的签名。
我爸的字。
我认得那字迹。
我爸写“周”字的时候，那一竖总是特别长，像刀竖着割了一下。
“这份协议，”我声音有点哑，“是有效的吗？”
“当时有效。”陈振国把眼镜戴回去，声音平缓，“如果厂里按协议执行，每年应该给你爸一笔分成，金额是逐年递增的。我看过你们家的境况，这些年你们应该一分钱没见过。”他顿了一下，“你爸去世那年，厂里没有提过这份协议的存在。”
“那这份复印件是哪里来的？”
陈振国沉默了一会儿。
“你爸出事那天早上，车间烧起来之前，曾经有一个工人拿着一份文件先去厂办登记过。”他看着我，“那天厂办的登记簿上，记着一份同样的文件名。我当时在财务室，管厂账。那份东西后来被人拿走了，但登记簿上的记录我见过。”
我问他能不能找到登记簿。
陈振国却摇头：“登记簿第二年就不见了。厂办换过一茬人，很多东西都没了。”他看我，目光很沉，“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另一件事。你爸出事后，厂里为什么那么快下了结论？因为有人提供了你爸‘违规操作’的证据，一份书面材料。提供材料的人，就是你爸带的那个学徒。”
“丁广明？”
他点了点头。我脑子里嗡的一下。丁广明？丁广明明明说他是被袁刚指使写材料的，又怎么会在陈振国嘴里变成举报者？
“你见过那份材料吗？”
“见过。”陈振国说，“我当时觉得不对劲。丁广明那份材料上写的检查时间和整改记录存在跳跃，看起来是有人帮他整理的。他那水平的文化，写不出那么专业的措辞。可白纸黑字上，签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从陈振国家出来，已经夜里十点多了。
我骑着小电驴往回赶，迎面吹来的凉风却吹不散心里的乱麻。
为什么丁广明说自己是被人利用，可陈振国却说那份材料上的措辞专业得不像他写出来的？
存疑，就得自己去看清楚。
04
第二天一早，我又骑着小电驴去了废品街。
丁广明正在把收来的废铁往三轮车上搬，见我来了，放下手里的活儿。
我开门见山：“当年你签过的那份书面材料，现在还能找到吗？”他脸色变了一下：“什么材料？”
“厂子定性我爸事故责任的依据。”
丁广明没有立刻说话。
他弯下腰搬起一只铁桶，又放下，站在那里背对着我，肩胛骨在旧汗衫下面凸起。
隔了半晌，他说：“你来问这个，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我没瞒他：“老会计陈振国，说那份材料是你签的名。”丁广明慢慢转过身，脸上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疲惫。
他抬头看了一会儿天，声音干涩：“那份材料，是我签的。”他诚实得让我一时语塞。
“可你昨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压住火气，“你说你是被人利用了，怎么又成了你签的？”
他艰难地组织着语言：“那天袁刚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厂里要写一份检修反映材料。他们说我是周师傅带的学徒，最懂设备情况，让我口述，他们来整理，我签个字就行。”他越说越慢，“我小学都没念完，太多专业词我不懂。他们写好了我并没有细看，我看了一眼觉得大概没错就签了。后来在事故调查庭上，原件被人调换过，上面的措辞大不一样，内容直接从'反映设备检修问题'变成了'指控周师傅操作不当'。”他的声音开始打抖，“我没有文化，光签了个字，可他们动了手脚我根本没察觉。直到你爸的赔偿定下来，我才知道那封材料成了定他责任的关键证据。”
“那你为什么不澄清？”我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你签了字，白纸黑字，你说你是被人骗的，有谁能作证？”丁广明垂下头，“我去找过你妈。你妈不见我。我跪在她家门口，她把门关上了。”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口气上不来。
他守着我爸的协议二十年，可他的签名也压着我爸出事的证据。
这到底算什么？
我转身就走。
“你到哪去？”
我头也不回：“我想静静。”
在河堤上坐了一整个上午。
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也不能全信。
陈振国说材料措辞专业，丁广明说是袁刚指使的，袁刚又有资格调换内部文件，一根绳子串起来了。
可真正在文件上落名的，还是丁广明自己。
中午回家，彭金娥见我灰头土脸，一边给我盛饭一边说：“你上辈子欠你爸的？这辈子来还债？”我没吭声，扒了两口饭。
她放下锅铲，又来瞄我：“那个陈振国，靠谱吗？你别病急乱投医。”
“人家跟我爸非亲非故，图我什么？”
彭金娥张了张嘴，又想说什么，最终把话咽了回去。
末了她叹口气：“周毅，我给你提个醒。你非要查，就认认真真查到底，别查一半被人吓住。你二叔那人吧我看着也不太对劲。”她凑过来压低声音：“他不是跟你说了老宅有间屋子装着你爸的东西吗？你趁他不在，先去把那间屋子翻了再说。你爸的东西在哪，你这个亲儿子最有资格收。”
我一想也是。
下午两点多，我骑车去了老宅。
二叔没在家，二婶买菜去了，大门虚掩着。
推开院门，杂物间在院子最西头，门锁着，铁锁已经锈迹斑斑。
我在墙角翻到半块砖头，砸了四下才把锁砸开。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陈年木头和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
屋子不大，三面墙上钉着架子，堆满了旧纸箱。
我逐个翻找，大部分是我爷爷奶奶留下的旧衣裳、旧鞋、旧被褥。
翻到最底下一层纸箱的时候，摸到一本硬壳册子，外面用牛皮纸包着。
拆开一看，是一本工作笔记，封面写着“周有才，1976年—1980年”。
我爸的字迹。
我翻开第一页，纸张脆得像枯叶。
笔记里记录着各种设备数据，尺寸、型号、维修记录，非常详细。
我翻了一个多小时，在笔记本的最后三页，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记录的不是设备维修，而是一笔一笔的账目。
账目边上，有一行竖排小字：“厂里议定成比例，袁厂长未予答复，待续。”后面画了一个问号。
我爸生前已经把某些问题记在笔记上了。
我再翻，翻到倒数第二页，看到一段话：“今日商议，袁某提出设备改建须交出全套图纸供其使用，我心存疑虑，请教师傅后得知，技术成果如无书面协议即归厂属。袁某提协议，我拒绝签署。次日丁广明来劝说，说他见袁某办公室内已有整套图纸副本，疑为从车间窃取。问其来源，丁说不知。第三日，袁某再次提出协议，答应签一份分成合同，我才有签署意愿。”
我盯着这段文字，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被重新点亮了。
我爸出事前一天，他本来是要去厂里签协议的，可他在前一天晚上把协议交给了丁广明保管。
为什么？
如果他信任袁刚，为什么还要把协议交给别人？
他分明不信任袁刚。
因为他知道对方要求他签的那份分成合同，是早就做好了套的。
而丁广明那晚来干什么呢？
是来劝他签字的。
这件事我一直没细想，现在想起来，脊背发凉。
05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那本笔记本摊在饭桌上，一页一页地看。
彭金娥坐在旁边剁姜末，看我这个样子，忍不住说：“你看就看，也别太晚了。”我应了一声，又从铁盒里翻出那张字条。
丁广明，红色笔，一串电话。
我当时一直没想过一个问题，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我妈不识字。
我爸走后，她连包货的纸都舍不得扔，更不会专门记一个电话号码。
那这字条只有可能是我爸生前自己写的。
我盯着那串电话号码看，看着看着，忽然觉得不太对劲。
那个号码位数，比一般座机号码短了一个数字。
我特地数了三遍，数完以后，心提了起来。
这应该不是一处电话号，而是抄漏了一位数字。
我爸写这个号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查完整号码，只能凭记忆写下残缺的一串数字。
他为什么不直接写在笔记本里，而是单独夹一张纸条？
因为这张纸条，是在事发紧急的时候匆匆记下的。我握着那张纸条，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厂里的档案室。
档案室在厂部二楼东侧，管档案的是一个姓刘的年轻女人，听我说要找旧设备记录，她头也不抬：“档案室的东西都数字化了，老资料找不到。”我站在走廊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时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丁广明。
他那边声音很嘈杂，像是在路边：“周毅，你昨天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想了一晚上，有个事得告诉你。”他顿了顿，“当年你爸出事那天早上换班的事，我昨天忽然想起来一个人。袁刚有个侄子叫袁寿昌，也在车间干过。你爸换的班，好像就是跟袁寿昌换的。”我手一紧：“袁寿昌？他还在厂里吗？”
“退休了。”丁广明说，“退休后回乡下住了，听说在老家养鸡。”
我记下地址，挂断电话。
如果我爸那天本来不上班，为什么早上突然换了班？
如果换班对象是袁刚的亲侄子，那前一天晚上，袁刚约我爸第二天签协议，我爸又临时换了个白班，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巧合？
我骑着小电驴往城郊赶，骑了四十多分钟，在一个叫袁家沟的村子边上，找到袁寿昌的老宅。
院子门开着，一个六十多岁的瘦老头正蹲在地上喂鸡。
听见脚步声，他抬头看我。
我报了名字，袁寿昌脸色明显变了一下，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没端稳。
他顿了很久才说：“我知道你会来。”
他弯下腰，把鸡食盆放下，站起来：“你爸走那一年，我就在干活的那台机器旁边。”我的呼吸一下屏住了。
袁寿昌看着远处的田野，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飘来：“那台机器起火之前，有人提前把安全阀关掉了。”他缓缓转过脸来看我，“那个人不是我。”
“那是谁？”
袁寿昌没有立刻回答。
他走进屋里，从柜子底下翻出一只旧帆布包，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递到我面前。
我展开一看，是车间考勤表，日期栏里，事故当天的记录用红笔圈了一个名字。
名字那栏写着：周有才。
“这张是考勤表，”袁寿昌说，“但不是原始的那份。原始那份当天就被收走了，这是我从车间主任本子上偷拍的。你看日期后面有个东西。”我凑近看，考勤表日期后面有一行钢笔小字：“早班，周有才（替班，原班袁寿昌）。
我爸是替我眼前这个人的班。
不，是替袁刚侄子的班。
袁寿昌说，他前天晚上本来上白班。
前一天傍晚，袁刚给他打电话，让他隔天不要来上班，让他的师傅周有才替过来。
原因是袁刚说有事要跟周有才谈？
但袁刚却不约在下班后，非要让人在车间里换班，又偏偏是在签协议前夜？
袁寿昌说：“我当时也觉得奇怪。但袁刚是我本家堂叔辈，我不听他还能听谁的？”他看着我，“后来出了事，我也怕了。我知道那台机器的安全阀被人动过，但我若是敢说出来，死得可能比你爸还快。”
“那你今天为什么告诉我？”
袁寿昌叹了口气：“我今年六十三了，晚上老是喘不上气。我怕我要是把这些带进土里，遭报应。”
他回屋又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是一张车间合影，前排蹲着一排工人，我爸站在第二排靠右的位置，笑得憨厚。
我爸旁边的年轻小伙子，眉目间依稀能认出是袁寿昌。
我把考勤表拍照存好，又翻回去把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回家路上，风从耳边刮过，我的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个念头。
如果袁寿昌说的是真的，那这个局，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全部布置好了。
而我爸浑然不觉，还带着他准备好要签的协议，踏进了那间车间。
晚上到家，我试着按袁寿昌给的地址去找陈振国提到过的老登记簿的另一份线索，却扑空了。
正站在门口发愣时，手机又响了。
这一次，是彭金娥打来的，声音压得低急：“周毅，你二叔刚才来家里了。他问你最近是不是在跑东跑西的，我说不知道。他临走前留下话，说让你别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他的语气不太好。”
我握着手机，站在秋天傍晚的路灯底下。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像有人跟在我身后。
06
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八点多。
彭金娥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机开着，她根本没在看，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拧来拧去。
见我进门，她站起来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话说了出来：“你二叔晚上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烧鸡。他说是路过买的，非要放下走人。”她看了看我脸色，又说，“我知道他是来打探的。”
“他说什么了？”
“就问你最近出门勤快，是不是在准备周煜结婚买房的事。”彭金娥声音低了，“我说是，他也没追问，坐在沙发上喝茶，眼光把你的铁盒看了好几遍。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说你爸的事，都处理干净了，让活着的人别替死人操心，该干什么干什么。”她说着神色微变，“你二叔这话，我怎么听着心里发毛。”
我没接话，心里也毛了起来。我二叔周永寿是厂里退休干部，当年我爸出事时，他全程经办了后事。如果袁刚是那只幕后推手，那谁是递刀子的？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市劳动保障局。
在咨询窗口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
我把协议复印件和笔记本复印件一起递了进去。
窗口的工作人员翻了翻，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这个，按流程应该走劳动仲裁申请。”她打开电脑敲了几下，“不过你这个协议上写的分成时限是'技术使用期间'。项技术现在还在用吗？”
我被问住了。“那台设备，”我说，“二十多年前就烧了。”
“烧了等于这技术已经报废了，协议失效了呀。”工作人员指着条款给我看，“协议里写了，分成期限以设备实际使用周期为准。如果你的设备已经毁了，那分成协议就自动终止了。除非你能证明对方在设备毁损之后，仍在持续使用这项技术获利。”她顿了一下，“否则这个，恐怕不太好仲裁。”
从劳动保障局出来，我站在门口的马路边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我蹲下来，点了一根烟。
风一吹，烟灰卷着扬起来，糊了我一脸，手突然烫了一下。
《技术成果提成协议》的秘密，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
它的价值不在于那张纸上写了多少分成比例，而在于那台设备在谁手里继续转动。
袁刚后来开了一家公司，主营建筑机械租赁。
他的机械租赁公司，老本就是对旧厂设备的技术改装。
如果袁刚一直在用我父亲的技术图纸改造翻新设备，那协议不但有效，而且一直都没有停过。
我把烟头按灭在水泥地上，掏出手机给陈振国打电话。
响了很久，陈振国才接。
我把仲裁窗口的答复跟他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爸那套技术，袁刚那家公司不但一直在用，而且这套图纸在市场上还值不少钱。他已经申请了专利。”
“专利？”
“三年前申请的。”陈振国的声音带着疲态，“我查过。专利申请人，是袁刚的公司。发明人，是公司研发部的一个工程师，姓魏。你爸的名字连提都没提过。”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巨响。
我爸的图纸。
我爸的手艺。
被大大方方贴上了别人的标签，在市场上滚动赚钱。
这些年来，他们用我爸的东西挣了多少钱啊。
我没有再问下去。
挂断电话，我蹬着小电驴，直接往袁刚的公司方向骑。
袁刚的公司开在城东工业园，我一楼大厅的牌子找到他的办公室楼层。
前台小姐拦住了我，说没有预约不能进。
我说找袁总谈以前老厂的事，她犹豫了一下，打了电话进去。
片刻后她领着我去了一间会客室。
会客室里摆着一套红木沙发，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公司简介展板。
展板上印着设备的照片，醒目地写着“自主研发技术”几个大字。
袁刚，五十五岁上下，红光满面，穿着一件挺括的白衬衫，笑着从门外走进来。
“周毅是吧？你爸当年的事我还记得。周有才师傅，手艺确实好。”他笑着坐下，沏了一杯茶推过来，“你来找我，是想问问厂里有啥补贴政策？你退休了，内退的补助应该还能再往上提一提。”
我说的不是这个：“袁总，我爸当年造了一套设备技术，后来厂里改造时你用到了这套技术。我找到了一份协议。”
袁刚端的茶杯悬在半空顿了一下，随后又稳稳落回桌面。
他脸上的笑容没变，眼睛里却多了一丝玩味：“协议？什么协议？我跟老厂签的协议多了，周毅，你也知道厂里这么多年下来，文件换了一茬又一茬。”
“我爸签的，技术成果提成协议。”我盯着他的眼睛，“协议上写得很明白，每年支付分成，直到技术停用为止。”
袁刚没有说话。他看了我几秒钟，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他把茶杯放下，靠到沙发背上：“你确定你手上那份是真的？”
“真不真，你自己心里清楚。”
袁刚笑了一下，笑意没有到达眼底：“周毅，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你自己回去看看协议上写的分成期限。你爸走的那年，厂里买断了所有职工手上的技术成果权，一次性买断。后面的事，跟周家没有关系了。”
他说完站起身，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你年纪也不小了，该吃吃该喝喝，日子怎么舒坦怎么过。”门被关上。
留下我一个人坐在红木沙发上，闻着茶叶的香气，胸口像压了一块磨盘。
买断，一次性买断。我爸死了，谁替他签的买断协议？谁有这个资格替一个死人签字？
答案只有一个。
我妈。
她签的每一份文件，都是别人递到面前告诉她“这是你该拿的钱”就按了手印的。
我爸去世第三天。
厂里派人来家里处理赔偿事宜，那个人带着一叠文件，我妈没有读过。
也没人给她读过。
她按了三个手印，领了三万块钱。
那三万块里，就已经包含了一次性买断我爸全部技术成果的价钱。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墙上的公司简介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自主研发”四个字像一排钉子，钉进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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