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茶杯摔在地上，碎瓷片滚到我脚边。茶水泼了他一裤腿，他像没知觉似的，直直盯着春儿的脸。
“爸。”春儿低低叫了一声。
父亲嘴唇哆嗦着，脸色煞白。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走针的声音。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一地碎片，愣在门口。父亲像才缓过气，猛地别过脸去，声音哑得厉害：“进……进屋坐吧。”
我那时没往深处想。
一个在乡下插队四年的知青，带着新婚媳妇回城见父母，谁会料到堂屋那张八仙桌边上，坐着一段二十年前的旧事。
春儿的手还搭在包袱上。
她低着头，微微蹙着眉，像是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口。
我也是后来才晓得，有的人的脸是刻进骨头里的。
二十年前见过一次，到死都忘不掉。
我没有看出任何异样，只觉得她是我从河里救回来的媳妇，是我这辈子要护着的人。
不知道的是，那天的茶杯一落地，有些账就要开始算了。
01
那年我二十六岁，到红柳村插队已经是第四个年头。
红柳村穷，是真穷，一条土路从村头通到村尾，下了雨就变成烂泥塘。
知青点的房子是老仓库改的，墙上还留着“农业学大寨”的旧标语，纸糊的窗户漏风漏雨。
同批下来的五个知青，后来走了四个，顶岗、病退、招工，各自寻了出路。
就剩我一个，跟地里那些红柳条子似的，扎下了根。
家里来信催过好几回，说父亲托了关系，有个纺织厂的指标，让我回去。
我没应。
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在村里待出了感情，春种秋收，一天天的，日子虽然苦，人心里踏实。
那天夏天入伏，下午的日头毒辣得很。我在河滩地锄完草，扛着锄头往回走。走到水湾那段，远远看见河中央像有什么东西在扑腾，忽沉忽浮的。
我初以为是大鱼翻浪。走近两步，才听见水声里有断断续续的动静，像是人呛了水。
那一段水急，前两天才下过暴雨，上游的水还没退尽。
我撂下锄头就往河里跑，水漫到腰际时看清楚了，是个女人。
她头发散在水面上，一双手胡乱拍着水，身体眼看往下沉。
我揪住她胳膊，往岸边拖。
那人跟抓了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攥着我，差点把我也带下去。
我喝了一声“别挣”，她像没听见，依然扑腾。
我只好一手锁着她的肩胛，吃力地把人往岸上带。
等到浅水处，我膝盖一软，两个人一起摔在河滩上。
她趴在沙地上咳了好一阵，吐出来的河水顺着下巴往下淌。
半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眉眼生得周正，颧骨微微高一些。
她全身湿透了，蓝布衣裳贴着身子，头发像乱草一样糊在脸上，看上去十分狼狈。
“能起来不？”我蹲在边上问她。
她点点头，挣扎着要坐起来。
手刚撑住沙地，忽然像想起什么要紧的事，慌乱地在身上摸索。
摸到怀里有个东西还在，她整个人像是松了口气，把那个油乎乎的东西紧紧贴在胸口。
我瞥了一眼，是个油纸包，用麻线扎着，包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面是什么。
“什么东西，这么要紧？”我问了一句。
她没答话，把油纸包往衣襟里藏了藏。嘴唇抖着，像是想说不必谢我之类的话，张嘴半天，只挤出两个字：“谢谢。”
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带着很重的乡音。
这时候岸上传来脚步声。我看见远处土埂上跑来一个人，是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扯着嗓子喊：“春儿！春儿你咋了？”
那人跑到跟前，看见我俩湿淋淋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冲我点头：“郑知青，是你救了春儿？”
我这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叫春儿。村里人提过她，蒋家老大的媳妇，一个寡妇。日子不好过。
那人叫蒋有福，是春儿的族叔。
他伸手去扶春儿，春儿刚站起来，忽然腿一软又要倒。
蒋有福一把扶住她，回头对我说：“郑知青，你搭把手，帮着送回去。”
我应了一声，捡起锄头跟在后面。
走了几步，看见前头路口站着一个瘦高男人。
三十来岁的样子，穿着的确良衬衣，敞开领口，露出脖子上一道暗红的疤。
那人歪着头看着我们，嘴角似笑非笑。
蒋有福看见那人，脚步明显顿了顿。
“二山，你嫂子掉水里了，你也不搭把手？”蒋有福说。
那人就是蒋二山。他斜眼扫了我一眼，哼了一声：“我哪敢碰她。她命硬，回头把我落下了，我可经不起那风言风语。”
春儿低下头，什么都没说。我看出她抓着油纸包的手又紧了几分。指节都是白的。
那个油纸包，我记下了。
春儿住的地方是村东头两间土坯房。
屋顶的茅草已经发黑朽烂，墙上裂着好几道缝，风一吹窗户纸就呼啦作响。
屋里屋外收拾得倒还干净，泥土地面扫得发亮，灶膛前码着一堆劈好的柴火，整整齐齐。
蒋有福帮着把春儿安顿好，没多待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想着也该走了。春儿忽然叫住我：“郑知青，你等一会儿。”
她走进里屋，折腾了好一阵才出来。
头发已经拢好了，换了一身半旧的粗布衣裳，脸上还有点血气不足的苍白。
她手里拿着一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实，线脚匀称，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我听说你在村里这些年，都是穿解放鞋。那鞋烧脚，一年到头捂出味儿来。”她把布鞋递过来，“这双你试试，我也不知道尺寸合适不合适，比着我男人的大概做的。”
我心里过意不去。刚救了她一命，倒像是讨了谢礼。但看她那个认真劲儿，又不好推辞，便接了过来。
那鞋穿在脚上，正好。
春儿见我穿得合适，脸上露出一点笑模样。她笑起来眉眼弯弯的，看着比先前精神了好些。
“你那个油纸包……”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忍住问出口，“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看你在河里那样了还抱着不放。”
春儿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她低下头看着地面，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是我娘留的。”
“你娘留给你的？”
“嗯。”她点点头，没有再多说。我看出她不想提，也就没有追问。
临走的时候，我在门口顿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
春儿站在灶台前，手里又捧着那个油纸包，出神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窗外的光打进来，映得她侧脸那道棱线分外分明。
那个油纸包，像有什么话要说，只是没到时候。
回去的路上，太阳已经偏西了。
田埂两边的稻子正在抽穗，一阵热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卷起土路上的细尘。
我走了几步，忽然想起来，我在红柳村待了快四年，从来没听说过蒋家媳妇的娘是干什么的。
我只知道她的名字。
叫春儿。
一个命苦的年轻寡妇，嫁到红柳村没几年，男人就淹死了，连个带把的都没留下。
村里人背地里说她命硬克父克夫，谁挨着她谁倒霉。
我一开始也信那些闲话。那天之后，慢慢就不信了。
我从春儿眼睛里看见一样东西，说不上来是啥。
像是一根绷得太紧的弦，再一使劲就要断。
可她偏不让人看出来，说话、走路都好好的，腰板挺得笔直。
她越是不让人看出来，我越觉得放不下心。一个人怎么可以苦成那样，还装成没事人一样？
那晚我躺在知青点的竹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想起来父亲的信一直压在我枕下，还剩下最后半页没有读完，信上那句话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该回来找个正经姑娘成家。
城里那些正经姑娘的模样，在我脑子里已经模糊得很了。倒是春儿那张脸，在眼前越来越清楚。
我伸手把枕头下的信推到更深处，翻了个身，合上眼。
02
那个夏天还没过完，我又去春儿家几趟。
头一趟是给她送鱼。
河上游放水，冲了些鱼到回水湾里，村里人都去捞，我也捞了几条巴掌大的鲫鱼。
想着她一个寡妇人家，不好意思到人堆里抢食，就把鱼分了半给她。
春儿接鱼的时候没说什么。
隔了两天，我到地里干活回来，远远看见她蹲在知青点门口。
我走过去一看，墙角那破了一个月的鸡圈竟然修好了，竹篾编得整整齐齐，顶上也重新搭了茅草。
我没跟她客气。她把修好鸡圈的竹条递给我看，说：“你这鸡圈旧了，靠里那根柱子让白蚁蛀了，不修早晚要塌。”
我看了看她的手指，指腹上磨出几道血泡。她拿手挡住，装作没事。我把人让进屋里喝水，她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端着洋瓷碗，喝得慢条斯理。
“你娘那个油纸包，我能看一眼不？”我没忍住又问了一回。
春儿拿碗的手顿了顿，过了一小会儿才说：“也没啥好看的。我不识字，里头写的啥我都不知道。”停了停又补一句，“可我娘临死前托人捎话，说这东西让我一辈子贴身带着，别让旁人拿走。”
“你娘那时候……”我斟酌着不知道怎么问。
春儿像是知道我想问什么。
她低头看着碗里的水光，说：“我娘来村里的时候，我还不记事。听我爹说，是从城里下来的知青，后来不知犯了什么事，被大队批斗了好一阵，身子就垮了。”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我娘走那年，我才三岁，连她长得啥样都不记得。”
我看着她平平淡淡地说完这些话，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她又喝了一口水，抬起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像是自觉话说多了，便收了声。
后来我托大队干部打听过。
给我看档案的是村里的会计，姓刘。
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精瘦，说话漏风。
他翻了半天账本，找到一张泛黄的登记卡，递给我看。
登记卡上写着蒋谢氏三个字，出生年份一栏填着模糊的墨迹，能辨认出是一九四几年生人。籍贯一栏写着“县城南关”。
再往下，有一行补填的字，是手写的：因病故去，终年二十六岁。
“人都没了二十来年了，你打听这个做啥？”刘会计翻着眼睛看我。
我说随便问问。他把登记卡合上，往抽屉里一锁，嘴里咕哝了一句：“当年这事闹得可不小。”
“闹得不小？”我追问，“她犯了什么事？”
刘会计摆摆手不肯多说：“都压下来了，那阵子运动搞完，很多事都不作数了。不过我记得她不是偷东西的人。”他想了想，“她刚来的时候还在生产队当过一阵会计帮手，算账利索得很。”
他看我还想打听，就把脸一沉：“你这后生莫多问，都过去的事了，问多了惹祸。”
我心里存了个疙瘩。偷东西的人？登记卡上没有写罪名，但刘会计这话分明暗示，谢薇当年背了个偷东西的名声。
回到住处，我躺在竹床上想了半宿。
春儿说她娘是被批斗后病死的。
刘会计说她不是偷东西的人。
这两句话搁在一起，像有什么东西在暗处拧着劲。
我想不透其中关节，唯一能确定的，是春儿她娘死得冤。
那段时间，田里的活忙。
收早稻、插晚稻，忙得脚跟打后脑勺，我没太多工夫想这件事。
倒是春儿在田头地尾出现的次数多起来。
她不下田干活的时候，常背着一个竹篓在田埂边挖野菜。
有一回我歇工坐在田埂上喝水，她路过来，放下竹篓，从里头摸出两个青柿子递给我：“后山摘的，放两天软了就能吃。”
我接过来道了谢。她没走，踌躇站了一会儿，说：“郑知青，我听说，你家是县城的？”
“嗯，城南街上的。我爸在县里做事。”我说。
“哪个部门？”
“政协退下来的，以前在知青办干过。”
“知青办。”她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字眼，若有所思。我没多想，问她：“咋了？”
她摇摇头，笑了一下：“没啥，就是觉得巧。”背上竹篓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郑知青，你说我娘当年那桩案子，会不会有人知道内情？”
我被她问住了。她看出我答不上来，也没追问，低着头走了。
后来过了大约十来天，蒋二山又开始闹事。
春儿家的房子是蒋家祖产，分家时说好兄弟一人两间，可蒋二山不认这个账。
他不知从哪里听了风，说春儿娘家那边有人来打听老宅的事，怕她想卖屋跑路。
那天晚上我在村里吃完夜饭回来，路过春儿家门口，看见堂屋亮着灯，里面有人声。
我走近一听，是蒋二山的声音，粗喉咙大嗓门地吼着什么。
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去，看见春儿站在屋角，肩膀绷得紧紧的，蒋二山指着她鼻子骂：“你那死鬼男人不在了，老蒋家的屋凭什么你还占着？我告诉你，这房子我已经应了人家，你识相的就趁早搬！”
春儿没吭声，嘴唇抿成一条线。蒋二山见她不动，伸手要去拽她胳膊。我跨上前一步，一把别住他的手。
“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
蒋二山扭过头，看我抓住他手腕，先是一愣，用力甩开我的手：“郑向东，这是我们蒋家的事，你一个外姓人管不着。”
“她是我……”
我话说到一半，住口了。我和春儿还没有什么名分，这话说出去站不住脚。蒋二山见我不吭声，气势更盛，索性把桌子拍得山响，一叠声威胁起来。
春儿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稳当：“二山，这房子是爹在世时分给大山和你的。大山的后人不在了，我替他守着这一份。你若要强占，我就去找大队干部、去找公社，总能寻到说理的地方。”
蒋二山愣了一瞬。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这个看着老实巴交的寡嫂会这样硬气地顶他。
他哼了一声：“好，你等着。”转身一脚踢翻了门口一个陶罐，哐当一声闷响，在夜色里格外刺耳。
院子里安静下来。春儿站在门槛里，背对着堂屋的灯光，看不清脸上的神色。
我看了她一眼，见她垂着的手指一直在发抖。
我想不到怎么帮她。
03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完全亮透。我赶在生产队出工前，去了大队支书家。
支书叫周广财，五十多岁，圆脸盘，笑起来一团和气，是个典型的庄稼干部。
我进门时他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喝粥。
看见我来，有些意外：“小郑，这么早有事？”
我在他对面蹲下来，把蒋二山逼春儿搬屋的事说了。
周广财喝完最后一口粥，慢条斯理地摸着嘴：“二山那个人什么德性，村里谁不清楚。可这宅子的事，算是蒋家自己的家务事。队里不好插这个手。”
“大队要是不管，春儿一个寡妇家，只有受欺负的份。”我说。
周广财放下碗，看了我好一会儿：“小郑，你跟春儿，是不是有那个意思了？”
我被他问得一怔，脸上一热。周广财见我这样，反倒笑了：“你别怪我问得直。你要是真有心，我倒有个主意。”
“你说。”
“蒋二山不是说要把屋许给人家吗？他要许给谁咱们管不着，可有一条：他收没收到钱？按当初分家的文书，那两间屋是他哥蒋大山名下的。大山没了，他媳妇是头一个继承人。二山想把房子转手卖人，没有春儿的签字画押，他这笔买卖就是过不了明路。”
“所以问题在，春儿得签字？”
“不是让她签。”周广财又给自己倒了碗水，“她得熬。二山那边要是收了人家的钱，拿不出屋来，到时候他比春儿更急。他急着把春儿嫁出去，好腾出人来跟买家交代。”
我一拍膝盖：“他不就是想逼春儿嫁给那个包工头吗？我娶了她呢？”
周广财端着碗的手顿住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变，忽然长长叹了口气：“你这后生，心肠是好的。可你想过没有，春儿这个命……”
“我不信命。”我说。
周广财放下碗，沉吟了一会儿，说了句公道话：“你要真下这个决心，打算什么时候办？”
“秋收之前。”我说，“热热闹闹摆几桌，让全村人都看着。”
周广财想了片刻，说：“那你得过了蒋二山那道坎。他跟你结了仇，不会轻易点头。”
这话说得不假。
当天下午，蒋二山听说我要娶春儿，跑来找我理论。
他站在知青点门口，堵着门，嘴脸难看得厉害：“郑向东，你的脸够大的。一个外乡人，插队才几年，老蒋家的媳妇你想娶就娶？”
“春儿答应的。你还有啥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
“要你同什么意？你又不是她公公，又不是她爹。”
蒋二山被我噎了一下，眼珠子转了转，说：“要娶也行。二十块聘金。给了钱，人你带走，房子归我。”
“那房子是春儿男人的。”
蒋二山眉毛一挑：“她那个死鬼男人不在了，蒋家的屋归蒋家后人。她算哪门子蒋家人？哪条规矩写的？”
这话说得混账。
我却不好硬顶。
他说的是老理，村里嫁出去的媳妇男人没了，族人收回屋子的也不少见。
春儿嫁进蒋家才两年，大山就走了，没留下一儿半女。
真要按族规办，她还真站不住脚。
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回了一趟县里，从家里拿了钱。
母亲背着我塞了十块，她自己没多少私房钱，全给了我。
父亲的工资交到她手上，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抠出来的。
回到红柳村，我把二十块钱拍在蒋二山跟前。
“钱在这，你签字画押，往后春儿跟你们蒋家再无相干。”
蒋二山盯着那沓钱，眼珠子转了两转。
他想讨价还价，被我一句话堵了回去：“你要嫌少，那咱去找周支书评理。你把人家包工头的聘钱一并算算，看到底是你的理长还是我的理短。”
蒋二山品了一会儿，最终点了头。他拿纸笔写了张字据，歪歪扭扭的字，按了手印。
我拿着那张字据去找春儿。
她蹲在灶前生火，听我说完，手里的火钳一下子掉在地上。
她仰起头来看我，眼眶红了一圈，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在她面前蹲下来：“你要是不愿意……”
“我愿意。”她截断我的话，声音有些颤，“我就是……”
她低下头，拇指用力摩挲着衣角，半晌才轻声说：“我就是怕拖累你。你又年轻又有文化，城里的姑娘什么样的找不着。我一个乡下寡妇……”
我伸手把她递到灶膛里的那截柴火抽出来，在地上顿了顿，火苗子腾地蹿起来。
“你活着，我也活着，就谁也没拖累谁。”
我没读过多少书。这句话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
春儿没接话。
可她没有再拒绝我。
第二天一早，她把油纸包从箱底翻出来，用干净的麻布包好，放回衣箱最深处。
锁好箱盖，她出了门，走到我屋前，说是来看看鸡圈修得牢不牢。
秋收到的时候，那天我趁天晴，在谷场上摆了几张桌子。
没有办得多热闹，但来的人不少。
村里人热热闹闹地嗑瓜子，大声吆喝着灌米酒，有嫂子拉着春儿的手说话，说她好福气，遇到我这个知冷知热的读书人。
春儿没穿红衣。
她穿了一身半新的蓝布罩衫，胸口别了一朵红纸扎的花。
站在人堆里，有些拘谨地笑着，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忙里忙外，端菜倒水。
她偶尔抬头，隔着人声看我一眼，又垂下眼帘。
那天的太阳不算烈，谷场上晒着一垛垛扎好的稻草，泛着亮黄的光。
有人起哄，让我们说几句。
春儿躲在我身后，不肯开口。
我只好自己说，说以后在红柳村，就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还没说完，有人带头起哄起来。
我攥住春儿的手。她的手不算软，粗糙，指节处磨着薄茧。
我收拢五指，握得紧了些。
04
婚后没几天，我就察觉春儿夜里老睡不踏实。稍有风吹草动就惊醒。有时我半夜醒来，看见她睁着眼，出神地望着窗外。
我起初以为她是换了地方不惯，或者还没有从蒋二山逼她的事情里缓过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白天在院里忙前忙后，喂鸡、洗衣、腌咸菜，傍晚又去自留地里浇菜，整个人没有一刻闲着。
但夜里那点动静，始终没有消停过。
有一晚我睡到后半夜，被一阵噩梦惊醒了，梦见春儿在河里扑腾。我惊出一身冷汗，翻身看她，她就坐在床沿上，抱着膝盖，不知坐了多久。
窗外月光照进来，映出她单薄的影子。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轻声问她：“做噩梦了？”
她顿了顿，摇头说：“没有，睡不着。”
“想家？”
过了良久，她说：“想我娘。”
她说完这三个字，很久没有开口。我没有打断她。
“我总梦到她。”春儿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有时是她年轻时的样子，站在院子里晒衣裳，我看不清她的脸，可我知道那是我娘。有时是她生病那阵子，半夜咳嗽，咳得一下子一下子往上顶。我被咳声吵醒了，她从床上欠起身来，给我掖被角。”
她说到这儿，顿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后来我爹也没了。我十来岁就住在叔伯家，旁人都说我不祥，克父母。我那时候总想，要是我娘还在，她会不会就不同。”
我心里酸得慌，说不出话。只知道从被窝里伸出手去，攥住她放在膝上的手。她的手冰凉的，指头细得像一把干柴。
“那个油纸包……”我斟酌了一下，“你就不想找人看看？”
“我不识字。”春儿的声音沉了沉，“后来也想过找人看。可我怕。”
“怕啥？”
“怕里头写的，是我娘不要我了，嫌我累赘。”
那四个字落在我心口，哽住了。她一个三岁失娘的孩子，揣着母亲留下的唯一东西过了二十来年。不敢看、不敢问，怕里头是那样一句。
我翻身把床头柜上那盏煤油灯点着，从她手里拿过油纸包。
春儿没有拦我，只是定定看着。
我在灯下小心拆开麻线，纸卷很旧，泛着黄，边角都脆了，捏着轻轻一碰就要碎。
我一点一点展开，露出内里一张折叠的纸。
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水洇过，模糊成一片。
我凑在灯光下辨认，笔迹很吃力，但勉强能看出内容。信里没有多少字，简简单单的话。写明了一些家务事，末尾有一行字，笔画细弱，写着：“春儿，娘最放不下你。你要好好长大，不必替娘喊冤，只替娘记得。”
最后几个字，笔迹几乎认不出来。
我捏着那页纸，心里像被泼了一瓢凉水。春儿一直盯着我的脸，见我变了神色，声音有些发紧：“那个……里头写了啥？”
我把信纸放下来，避开她的目光。
她把油纸包里这位母亲最后的字迹等了这么多年，要我怎么把那行字念给她听？
说什么？
说娘让你好好长大，还是说娘说她没有做错事？
这两样加起来，不是安慰，是刀。
信纸在我手上很轻，落在心口却是沉甸甸的。
春儿见我不答，也不再问。
她从我手上拿过那张纸，小心翼翼折好放回油纸包里，重新压在箱子底。
她做完这一切，背对着我躺下来，把被子裹得很紧。
第二天清早，她面色如常，倒是早饭桌上，炒菜咸了一些。
我心里那点疙瘩没有放下，隐约觉得那行字里藏着什么事，只是说不清。
后来，我趁着赶集，偷偷把那张纸拿去镇上一个老会计家里，求他把全文念了一遍。
他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看了许久，说这信光这么看也不齐整，落款处还写着一句话，墨迹洇了，费劲辨认才勉强认出来，像是“替娘去问一问”。
具体问什么，看不清了。
我捏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那“去问一问”几个字是个千斤坠，压着什么要紧的真相。
那阵子，队里正好有个去县城拉化肥的差事。
我说自己要回去探望父母，搭着拖拉机上县城。
回到家里，父亲不常在，母亲独自张罗了一桌饭。
晚饭吃到一半，我放下筷子，试探着问了一句：“妈，你知不知道，红柳村早年间有个女知青？”
母亲拿筷子的手明显停了停。她没有问我为什么问这个，过了片刻才说：“你爸过去在知青办干了那么些年，底下几百个知青，谁记得清那么多。”
“那个女知青姓谢。”我又说。
母亲放下筷子，没接话。她站起来去盛汤，背着我站了好一阵，连汤勺都没有舀起来。
我直觉她有事瞒着我。可是问了，她不肯说。她端着碗转身，脸上又恢复往常神情：“你吃了饭早些歇着，明天还要赶车回村里。”
我应了一声没有再追问。
但心里那个疙瘩，像一根被拉了线的针，越收越紧。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起來上茅房，经过父亲书房门口，看见地板上漏着亮光。
父亲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只放大镜，正低头看着什么。我悄悄走近几步，瞥见他手底下压着一张底片，看不清照的是谁。
他听见动静，手忙脚乱把底片塞进抽屉里，回过头看见我站在门口，脸色变了一下：“怎么还没睡？”
我说起来喝水。他“嗯”了一声，闩上抽屉，没再多言。
那时候我心里装着春儿的事，竟没在父亲那张慌张的脸上多做停留。
直到许多天以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他在看的那张底片，就是二十年前春儿她娘谢薇的照片。
05
秋收一过，地里的活总算松了。我打了个报告请假，带着春儿回城探亲。
走前一天夜里，春儿坐在床边收拾包袱。
她把自己那件七成新的碎花罩衫叠得平平整整，放进包袱里，想了想又拿出来，换了一件灰蓝色的。
那是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出门衣裳，从红柳村到县城，她要体体面面去见公婆。
她低头摩挲衣角，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爹妈会不会嫌我是个乡下寡妇？”
“不会。”我说。
她没再多问。可那一晚，她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实。
坐了大半天拖拉机加长途汽车，下午三点多才到县城。
城南街的巷子窄，两边挤着层层叠叠的老房子。
我家门楼是座青砖老宅，地方不大，院子里种着两棵石榴树，入秋正是挂果的时候。
我推开院门，喊了一声“妈”。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系着围裙，手在围裙上揩了两下，笑着迎出来：“回来了？路上累不累？饭快好了，先进屋歇歇。这位就是……”
她话说到一半，已经看见春儿。春儿站在我身后，手里拎着包袱，微微低着头。
母亲打量她一眼睛，脸上堆起笑来：“哟，这就是春儿？快进屋坐，路上累了吧。”她伸手去拉春儿，春儿叫了一声“妈”，声音带着几分拘谨。
母亲应了一声，拉着她进屋。正堂屋的八仙桌上，已经摆了几碟凉菜，扣着防尘罩。父亲郑学仁坐在里侧，手里端着一杯茶。
他正抬起头来。
眼光落到春儿脸上。
我没法形容那一眼的变化。
父亲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棍。
他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
然后那只杯子就从他手里脱出去，哐当一声砸在青砖地面上。
茶水泼了一地，碎瓷片蹦到门框边。
他没有低头去看，也没有弯腰去捡。
整个人像被定住了，直愣愣地望着春儿的脸，张着嘴巴，想说什么，喉结上下滚了滚，却怎么也说不出声。
屋里静得可怕。连厨房里锅铲翻炒的声音都停了。春儿被他这样盯着看，有些无措，轻轻叫了一声：“爸。”
那一声“爸”像针刺在父亲耳朵里。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他急促地喘了两口气，侧过身，一把扶住八仙桌角。
我看见他的手指节都泛着白。
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你们……先坐。我……我去加件衣裳。”
他转身走进里屋，背影有些晃。里面的门关了，再没出来。
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锅铲。
她看着父亲的背影，又看了看春儿的脸，脸上表情复杂得难以辨认。
最后低声说了一句：“你爸这几天有点着凉，不太舒服。”
我信了。
春儿信了。
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屋里那个“着凉”的老头，此刻正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浑身抖得像个筛子。
他看见的那张脸，已经在记忆里压了二十年。
那眉眼，那棱线，跟当年站在红柳村大队部、被他一纸结论压下去的年轻女知青谢薇，几乎长了同一张模样。
他躲了大半辈子，到头来，那个人的女儿还是站在了他家堂屋里。
晚饭时，父亲从里屋出来了。
他加了件毛背心，神色已经恢复如常，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饭桌上他话很少，只问了问村里收成，说了几句让春儿别见外的话。
只是他夹菜时手微微抖着，筷子尖磕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响声。
春儿坐在我对面，低头吃饭，并不多言。
我偶尔抬眼，看见她朝父亲那边悄悄投去一瞥。
夜里我陪着春儿在客房里安顿好了。看着她闭上眼睛，才轻轻带上门出来。
父亲的书房门缝里漏着光。
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推开门。
他坐在书桌前，背对着门。
面前摊着一本旧相册，他没有在翻，只是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夜色。
“爸。”我叫了一声。
他没有回头。
“春儿她，你可是看不中？”
沉默了很久。父亲的声音从黑暗里传出来，低得像闷雷：“没有，挺好的。人长得秀气，看着也本分。”
“那你怎么……”
“我是高兴的。”他打断我的话，语气古怪地顿了一下，“你成了家，我不该高兴吗？”
他回过头来，冲我扯出一个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等我带上书房的门走了，他呆坐了一盏茶的工夫，才慢慢拉开书桌抽屉。抽屉最底下压着那枚旧底片。他拿出来，在灯光下看了一会儿，又收回去。
就在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红柳村的河水漫过了河堤，春儿站在河中央，水没到她腰际。
她在喊什么，我听不清。
我拼了命想跑过去，脚下却被什么缠住。
用力一挣，醒了。
窗外天刚蒙蒙亮。
春儿披着衣裳坐在床边的木凳上。
我睁开眼，看见她在微光里望着墙上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出了好一阵神。
她听见我起身，转过头来。
我们目光对上一瞬，她低下了头，像在自言自语：“他年轻时，也在红柳村待过？”
“谁？”
“你爸。”她说，“那照片上的样子，像是在村里拍的。”
我爬起来，凑近那张黑白照片看了看。
照片上父亲穿着旧军装，站在一片茅草屋顶前。
背后是一排又一排，怎么看都像是村里那种大队部房子。
只是看不出是哪里的村。
春儿没有再说话。但她的眼睛在晨光里，亮得有些怕人。
06
第二天一早，父亲说单位有老同事办事，早饭也不吃就走了。
母亲追出来喊了两句他也像没听见。
我站在院子里看见他拐出巷口的背影，脚步有些踉跄。
他又躲了。
春儿是个心细的人，她看出来了。她没有问我，只是默默地拿着抹布，把八仙桌擦了一遍又一遍。那只摔碎的茶杯已经被母亲收走了。
我去了趟父亲的书房。
我在他屋里翻了一通抽屉，除了些文件纸张，找不到别的东西。
正要合上抽屉时，指尖碰到一个硬角，是张暗袋里的旧纸片，被压在皮垫底下。
我摸出来一看，是一个褪了色的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写着一行地址，“红柳村第六生产队”，墨迹已经发黄。
信封内空荡，一张底片滑出来。
就是那晚他看的那张。
我攥着那张底片，心跳一下子鼓起来。我拿着去了照相馆。
照相馆的师傅是老街坊，一看底片的成色便说：“这个老胶卷，少说也有二十来年了，洗出来怕是不大清楚。”他戴上眼镜忙活了一阵，把照片洗出来递给我。
我看到照片那一刻，整个人都愣住了。
照片上是三个人的合影。
背景是一座村子，土坯墙，茅草屋顶，跟现在红柳村的老房子一个模样。
中间站着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根麻花辫，穿着旧碎花衣裳，眉眼弯弯，嘴角含笑。
照片洗得有些花了，可那张脸依然能看分明。
那眉眼，跟春儿几乎一模一样。
我捏着照片出了照相馆的门，在门口站了很久。心里那个原本模糊的猜想，此刻猛地清晰起来。
父亲怎么会有春儿娘的照片？她和父亲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藏了二十年？
回到家里，父亲还没有回来。
我拿着照片进了客房。
春儿正坐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件灰蓝色罩衫，低头缝着破了一道口子的袖口。
她抬起头来，看见我手里的照片，手上的针一下子扎进指肚。
她没有叫疼，放下衣裳，慢慢站起来，走近接过照片。
她只看了一眼，眼睛便红了。
“这是我娘。”
那三个字像一把钝刀，慢慢划开我一个口子。她抬起头来看我，目光里有说不出的东西：“你从哪拿的？”
“我爸书房里。”
春儿的脸色慢慢变了。她没有说话，攥着照片的指节青白，好半天才放轻声音说：“你爸，认得我娘？”
我说不出来。
到了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厨房里。
她坐在灶台边，拿火钳夹着柴火，半天没往灶膛里塞。
“你爸年轻时在县知青办干了四年，管的就是你们红柳村那一带。”
“那谢薇的案子……”
母亲的火钳停在半空。
她沉默了很久，说：“妈就跟你透个实底。你爸那个人，胆子小。他从年轻时候就胆子小。”她顿了很久，“那回县里来了指标，你爸想回来。可我那时候正怀着你了。他不愿一辈子待在那个乡下地方。有人就拿着这个指标跟他说了条件。”
“什么条件？”
“让他做个顺水人情，把那女知青的结论给签了。”母亲的嘴唇有些发白，“你爸起初不想签。可那边逼得紧，说指标只有一个，他不签，有的是人签。”
屋里安静了很久。灶膛里的火光一跳一跳，映在母亲脸上，她的眼窝有些潮。
“你爸签完字回到家，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后来就收了那张底片，再也没拿出来给人看过。”母亲说，“我知道他心底一直不好过。可这种事，当着人的面，他又怎么能认呢。认了，就是从根上把自己给否了。”
“可春儿她娘是冤枉的！”我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他明明知道她是被冤枉的！”
母亲没有接话。她低着头，只用火钳把灶膛里一根柴火捅了又捅。火光烧得很旺，照得两个人脸上都是通红。
夜里父亲回来了。
他手里拎着一瓶酒，进了门也不多话。
饭桌上，他给自己倒了一盅，一仰脖灌下去。
又倒了一盅。
春儿坐在他斜对面，低着头慢慢扒饭。
父亲的目光落在她脸上，迟疑了很久，终于哑声问了一句：“你娘……走的时候，你几岁？”
“三岁。”
春儿低着头，声音却很清楚。
父亲握筷子的手微微攥紧了一些。
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那话大约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没有出来。
他放下筷子，站起身走进书房，又关上了门。
春儿坐在原处，碗里的饭没吃完。她搁下筷子，侧过头去望窗外。院子里的石榴树结了果，在月光下沉甸甸地垂着。
她半晌，轻声说了一句话。那话不是说给谁听的，像自言自语。
“他认得我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