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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鱼碑
蒲江往事里的官民之约
大李板斧
蒲江县寿安镇上有一条老街叫灰窑街，这条街也可以称为半边街——一侧是一堵绵延数百米的高墙，其实是隔壁粮站的围墙。高墙上嵌着几块碑，街中有一株不知长了多少年的黄桷树。树荫遮盖了小半条街，碑在墙里沉默着，就这么一年一年地等着。
蒲江县寿安街道灰窑街旧景，街巷左侧是粮站及其高墙，有七通碑早年被砌进墙里。远处，是灰窑街标志性的大黄桷树 图片来源：罗国建/摄
院墙斑驳，荒草半人高。有一块红砂石碑并不起眼，高不过一米三，宽不过七十公分，若不细看，只当是砌墙的普通石料。碑额上一行字密密麻麻，刻的是“钦加运同衔即补军粮府署理邛州直隶州蒲江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梁”。大清官员的官衔向来讲究，这一长串不过是说：一位姓梁的代理知县，头衔不少，级别不低，在蒲江地面上说了算。时间是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
街上的人们日日打此经过，大都知道墙上有这么几块石头，但停下脚步去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的，大概没有几个。
那一年，这个姓梁的知县在蒲江只待了五个月。五个月能做什么？寻常人大概交接文书、熟悉民情，一年半载都未必能留下痕迹。可这位梁知县在五个月任期中，立了一块碑——不是为自己立，是为蒲江河里的鱼立的。
碑文往下读，才发现这不是官府自上而下的一纸禁令，而是五十个寿安镇百姓联名上书的结果。领头的叫王汉昭，是鹤山书院的山长，蒲江地面上的名士，曾参与蒲江诸多公共事务，在乡间颇有声望。他们联名向知县递了一纸禀文，说的是石鱼沱的事。
还在粮站墙上的护鱼碑 图片来源：罗国建/摄
石鱼沱的规矩
石鱼沱是蒲江河流到寿安场镇下游的一处河湾。蒲江多水，这样的河沱在水系密布的蒲江本是寻常景致——回水湾处，水深流缓，鱼喜欢待的地方。但石鱼沱又有它的不寻常之处：从合江桥到汪家堰，这片水域自古以来就是放生之所，当地人相信“鱼伏沱之石，石卫沱之鱼”。民间更相传，石鱼夜半浮水吐月，鱼群环游不去。人与鱼，石与水，相生相守，已成多年规矩。
今日蒲江河上美丽石鱼沱，水质良好，鱼虾众多 图片来源：大李板斧/摄
可偏偏有人不守这规矩了。禀文里写得痛心疾首：“近有财利之徒，不体生物之心，罔遵戒杀之谕，或则羡起临渊退结网而求密，或则餍难垂钓急假獭以为敺，藉捕捉为生涯。卜其昼又卜其夜，以鱼鳖甘口腹，鬻于市，复鬻于塗。种种恶习孳息虽多，势不至数罟罹尽焉不止。”说白了，就是有人滥捕滥捞，白天黑夜不歇手。捞上来的鱼鳖，集市上卖，路边也卖。再这样下去，不到把鱼全部捞光、一条不剩的地步，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梁积楩接了禀文，没有推诿，判得也很干脆：“自示之后，尔等应知该沱原系放生之所，自宜保护永遵示禁，不得再行捉捕垂钓，有伤生命。”违者，随时查拿，严惩不贷。末了又补了一句：“不许挟嫌妄禀。”既撑了腰，又划了底线，分寸拿捏得刚好。
这桩事的关键就在这里：老百姓递了禀文，知县批了，再刻到石头上——官与民，就这样在一个河沱的禁渔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官府的法度与民间的规矩，被一块石碑铸在了一起。
蒲江寿安粮站墙垣 图片来源：蒲江文博
碑文里引了两个典故：“商汤解网”和“郑相蓄池”。“商汤解网”典出《史记》，商朝开国始祖成汤出游，见猎人四面张网，下令撤去三面，只留其一，给鸟兽逃生之机，后世以此喻为政留有余地，不赶尽杀绝。“郑相蓄池”典出《孟子》，郑国相国子产使人放鱼于池，见鱼悠然游去，说它“得其所哉”。两句并举，一个讲“解网之仁”，一个讲“护生之心”，寿安镇的贡生、廪生们信手拈来，写得自然妥帖，借先贤故事倡导善待水生，为石鱼沱禁渔提供道义依据。一纸禁渔令的背后，不光是官府的法度，更是一种民间的惜生传统。放生习俗从佛寺里走出来，变成了河滩上的规矩，又变成了石碑上的禁令。
只干了五个月的知县
梁积楩是陕西长安人。他的七世祖梁化凤，是大清江南总督，打过仗、立过功，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父亲梁瀚是翰林院庶吉士，书香门第。这样的家世，在清代算是很体面了。梁积楩是廪生出身，又有二品荫生的资格，到四川候补，历任茂州、蒲江等州县事。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川总督丁宝桢上奏，蒲江知县陆汝衔病故，朝廷命梁积楩署理蒲江县事。那一年，他大概是带着几分底气来的——祖上的功业、父辈的学问，都在身后撑着他。
可命运没给他太多时间。
到任才三天，就因为一桩民妇失窃案“限内获犯未半”，被四川总督刘秉璋参了一本（此时丁宝桢已于是年四月病逝，刘秉璋接任四川总督）。这其实算不上什么大过，但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而且，那风浪早在一年前就已埋下伏笔。
光绪十一年（1885年），蒲江县的哥老会首领林管事率众劫牢，将关在大邑县监牢里的袍哥头目高红鸡公救出。谁知高红鸡公脱了身，林管事自己却栽了跟头，被捕后囚于蒲江县城监狱。
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到光绪年间已遍布城乡，势力庞大。“反清复明”的旗号下，既有底层百姓抱团求生的一面，也有对抗官府的另一面。梁积楩上任后，对治下袍哥势力的底细未必不知，只是还没来得及应对。
高红鸡公是条重义气的汉子，这口气他憋了整整一年。据地方文献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初八夜里，他聚集了百十名袍哥兄弟，趁着沉沉夜色杀向蒲江县衙。刀枪声、呐喊声撕裂了县城的宁静，众人砸开监狱大门，成功救出林管事。临走之前，一把火烧了衙署。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时全川震动。
此番劫狱案发，距梁积楩刻立禁渔碑的日子仅仅半个月。梁知县站在被焚毁的衙署废墟前，望着冲天的浓烟和仓皇奔逃的乡民，内心该是何等悲凉。半个月前在石鱼沱畔推行仁政的美梦，在枪声和大火中化为了泡影。
护理（代理）四川总督游智开（刘秉璋虽已受命接任，尚未到任，由游智开暂时代理）闻讯震怒，立即上奏朝廷，请将“不能豫防”的知县革职。《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里冷冷地记了一笔：“梁积楩着即行革职。仍勒限将逃匿余匪并逸犯林管事等，按名拏获。”
八月二十八日，新任知县凤全接篆。梁积楩的蒲江仕途，前后不过百余日。
凤全是满洲镶黄旗人，同治年间举人出身，以干练著称。他一到蒲江便迅速调集官兵，在城郊较场坝将高红鸡公及其二十八名同伙悉数捕杀。一夜之间，这场轰动全川的劫狱风波才算彻底平息。此后凤全在蒲江“修县治，葺城垣，养士教民，利兴弊祛”，还曾在寿安镇金银沟处理过水利纠纷、立过碑。而梁积楩在蒲江，正史上大概只有“革职”两个字与他相关。
袍哥的刀光与石鱼沱的波光，在同一个夏天交织在蒲江的天空下。一边是暴力与混乱，一边是百姓与官府携手守护一条河的安静。乱世之中，官府的权威尚且朝不保夕，一纸禁渔令能有多大分量？可梁积楩偏偏做了。也许正因身处动荡，那些平静的、可持续的、需要官民合力才能做成的事，才显得格外珍贵。梁积楩夹在二者之间，终究没能保住自己的官印，却为蒲江留下了一块关于护鱼的碑。
这块碑，立在六月二十二日——来不及修城墙、办学堂、断积案，却来得及替五十个寿安人守住一条河。不知道他刻碑时是怎样的心境。也许他根本没想那么多——接到禀文，觉得合理，就判了。一个官员的本分，不就是这个么？
但细细想来，又觉得不全是。梁积楩出身将门，祖上刀头舔血挣下的功名，到他这一辈变成了笔墨和官印。这样的人，心里多半有一根弦：为官一任，总得留下点什么。不是给上司看的，是给自己看的。而他做这件事的方式，恰恰是回应民间的诉求，而不是代替民间做主。这大概就是“官民一体”最朴素的样子。
关帝庙墙上的蒲江往事
寿安关帝庙早已不是庙了。它变成过粮站，砌在墙里有七通碑刻，禁渔告示碑只是其中之一。紧挨着它的，还有一块著名的刻于同治四年（1865年）的义渡碑。这些石头挤在一起，像一部被拆散的地方志，散落在荒草和砖缝之间。
蹲下来，试着辨认碑上的名字。王汉昭、叶长青、罗江、戴联魁、熊怀章……共五十个人。其中：“贡生”二人，“廪生”二人，是学问最高的，替这件事注入了“理”；“文生”八人，“武生”一人，“监生”一人，是功名在身的，替这件事撑起了“势”；“吏员”一人，是衙门里的人，替这件事接通了“官”；“文童”三人，是还没入场的读书少年，替这件事留住了“未来”；“约保”四人，是乡间管事的，替这件事铺好了“路”；“粮民”二十九人，是河边种田的普通人，替这件事填满了“人”。
这几乎就是晚清蒲江基层社会的一个切片：读书人牵头，乡绅附议，吏员奔走，约保执行，普通百姓联名。一层一层，从读书人到庄稼汉，从县衙到河滩，一张完整的乡土关系网，五十个名字就这么密密地织在了一起。
义渡碑 图片来源：蒲江文博
鹤山书院山长王汉昭的学问和声望，大概就是这五十个人能够拧成一股绳的原因。而“约保”熊怀章这四人，则是清代最末梢的“村干部”——“约保”是“乡约”与“保甲”的合称，负责催粮、捕盗、调解纠纷。禁渔令能不能真正落到河滩上，靠的就是这些人。
熊怀章的家应该在石鱼沱下游不远处熊姓聚居的河畔，因早年间河边架着水车，人们叫这个地方：熊车坎。说来也巧，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寿安镇一个基层兽医站当兽医，我的一个师傅叫熊本康，他老家就在熊车坎。后来翻族谱、算排行，“约保”熊怀章要高我的师傅熊本康四辈。至今，熊姓族人仍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碑文里有一个细节让人感慨。他们描绘石鱼沱的景象，用了四个字——“圉圉之形”“洋洋之势”。圉圉（yǔ yǔ）是困而未舒的样子，洋洋是悠然自得的样子。这一放一收之间，你能感受到他们是真的在河边看过鱼的人。不是官员在衙门里凭空想象的“生态保护”，而是一群每天与河水、鱼鳖打交道的人，心疼了，急了，才去找知县说话。
蒲江的鱼，不只是一个“多”字能说完的。据地方志记载，县域内鱼类有59种之多。除了四川盆地常见的鲫鱼、鲤鱼、草鱼、鲶鱼，还有许多带着山野气息的名字——黄辣丁、桃花鱼、翘壳鱼、土凤、三角峰、花公子、红尾子、石岗鳅，甚至还有娃娃鱼。
成都鱲（liè），属鲤形目鲤科，蒲江俗称“桃花鱼”。体长可达16厘米，体侧具红色斑点，鳍呈红色与绿色斑纹交织，色彩艳丽。常栖息于清澈溪流中。仅分布于长江上游岷江、沱江水系，蒲江水系多见，为中国特有种。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为易危，系四川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图片来源：《成都鱼类志》，丁瑞华、周立新等编著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种叫“成都吻鰕虎鱼”的小家伙。当地人有些叫它“踏巴子”——体小如钉，攀石而居，用吸盘状的腹鳍牢牢附着在石壁上。它是蒲江溪流的土著，也是长江上游的特有种。人若把河弄脏了、把鱼捞光了，这世上就再也没有这种鱼了。
成都吻鰕（xiā）虎鱼，属鲈形目鰕虎鱼科，蒲江民间俗称“踏巴子”，体长仅3至5厘米，腹鳍愈合成吸盘，牢牢攀附石壁，正是碑文“鱼伏沱之石，石卫沱之鱼”所指的鱼类。该种仅栖息于长江上游岷江水系，如今在蒲江河、临溪河和众多山溪支流广泛分布。它与成都鱲、成都䱀，是仅有的三种以“成都”命名的原生淡水鱼。成都吻鰕虎鱼已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是蒲江山水间最独特的生灵之一 图片来源：北京农业数字信息资源中心・水产品种数据库
成都䱀（yāng），属鲇形目钝头鮠科。2022年作为新物种正式发表于中科院期刊《动物学研究》，模式标本采集自成都邛崃西河。是第三种以“成都”命名的鱼类。体呈棕黄色，胸鳍刺后缘具锯齿。因发现时间较晚，保护级别尚在评估中。据蒲江邛崃钓友称，这种鱼俗称“米胡子”，在蒲江溪流中亦有分布 图片来源：取自新种原始发表论文，刊载于《动物学研究》2022年第43卷第4期
一方水土养一方鱼，也养出了一方人对水土的珍惜。
石鱼沱这个地名，至今还在。今天的蒲江县寿安街道，有个村子曾叫石鱼沱村。“沱”是回水湾，水深流缓，鱼喜欢待的地方。蒲江多水，这样的河沱在蒲江河、临溪河以及诸多的小河子上还有很多。这种保护水生态的智慧不独属于石鱼沱，而是遍及蒲江每一条河流的朴素共识。
除了这块碑，蒲江还有不少石头会说话。飞仙阁的摩崖造像从唐代刻到清代，西来文风塔上刻着“三英战吕布”——但那些说的多是神佛与英雄，只有寿安这块碑，说的是鱼，是一条河，是一群普通人想留住的东西。
清代地方治理，常有此路数：百姓觉得什么事该管，士绅牵头递禀文，知县觉得合理便批了，刻石为禁，等于将乡规民约化为官府法度。寿安人高明处在于，他们把佛教放生习俗转化成了制度性的保护。“鱼伏沱之石，石卫沱之鱼”——鱼与石相互依存，人与河也该如此。这份默契，不是官府强压，也不是民间硬扛，而是官民之间商量着办成的。这不是一个“清官为民做主”的故事。是百姓先说话，知县再回答。官与民之间，不是谁替谁做主，而是一起商量着把事办了。
放眼全国，这样的禁渔碑并非孤例。四川叙永、古蔺有光绪年间的官府禁渔告示，浙江开化、安徽呈坎有民间宗族立下的“公禁河鱼”碑。它们或倚重官府权威，或依赖乡约自律，但都印证了传统社会官民共守一方水土的共识。
回望蒲江，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知县纪曾荫巡视寿安镇宝积山，发现明代僧人所植柏树被砍伐殆尽，“仅存二百余株”。他当即批示严禁砍伐，次年乡民二十五户捐资立碑，将禁令与各家姓氏同刻于石。纪曾荫前后治理蒲江二十余年，百姓称他“纪蒲江”——蒲江人用这样的称呼，记住了一个肯为山水说话的父母官。（点击查看详情）
护鱼与护林，相隔百年，遵循的却是同一套逻辑：百姓心生忧惧而陈情，知县予以裁断，将约定镌刻于石。官府与民间，彼此呼应，相互成全。两者守护的，都是同一方山水的生机。
碑迁走了，清流如昨
这块碑如今已不在那面墙里了。它被小心翼翼地起出，迁入了蒲江博物馆。蒲江博物馆新馆预计今年国庆节正式开馆，届时它或许会在馆中某处静待观众的注视。但我仍时常回忆起和它的第一次相遇，还是在那个荒草丛生的粮站墙边，像一个被遗忘的老人，嵌在砖缝里，沉默地晒着太阳。
蒲江县城公园坝据拓片复刻“护鱼碑”，原碑已收藏入蒲江博物馆 图片来源：大李板斧/摄
石鱼沱也还在。蒲江的水系依旧丰沛，河水流淌，鱼仍然多。从光绪十二年至今，朝代更迭，人事代谢，但蒲江的水还在流，鱼还在游——“踏巴子”还在石壁上攀着。那条官民共同守护的河流，比任何一代人的任期都长，比朝代的更迭更坚硬。那个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梁积楩，如果不是这块碑，早就被蒲江人彻底忘记。可偏偏是这块碑，替他留住了最后的体面——不是作为成功的知县，而是作为一个认真回应民间诉求、与百姓一起守护一条河的人。
如今到寿安，灰窑街不在了，粮站也搬了，粮站那面墙上的碑也迁走了，但那株黄桷树还在。不远处传来蒲江河的潺潺水声，和一百四十年前梁积楩站在石鱼沱边时大概是一样的。碑不在这儿，约定还在。一代又一代的蒲江人，依然守护着这片山水。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大李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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