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孩子第三天,我婆婆就开始喊胸口疼。

那天下午,月嫂刚给我换完药,我还躺在床上没缓过劲儿来,就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哼哼声。我男人陈建国蹭地从椅子上弹起来,三步并两步冲了过去。

"妈,你咋了?"

"哎哟,我这心口疼得厉害,怕是心脏出了毛病……"

我侧耳听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窗外七月的蝉叫得正欢,热浪一阵一阵往屋里涌,我身上的汗还没干透,奶水也还没下来,孩子在旁边哇哇哭着要吃奶。

建国进来,脸上带着为难:"秀梅,我妈身体不好,你看……"

我看着他,没说话。

月嫂姓王,四十多岁,做这行十几年了,见过的事多。她低着头叠尿布,眼神往我这边瞟了一下,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我坐月子婆婆也跟着"病"了。

建国每天两头跑,一会儿给我端红糖水,一会儿给他妈量血压。婆婆的"病"来得奇怪——吃饭的时候好好的,能吃两碗米饭,一到需要帮忙带孩子,就开始喊头晕。王嫂私下里跟我说:"我见过不少,你婆婆这病啊,是心病。"

我懂她的意思。

那枚金手镯是我妈给我的。足金的,二十四克,我妈攒了三年的钱打的,说是压箱底的东西,让我留着傍身。手镯上刻着细细的云纹,戴在手腕上沉甸甸的,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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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放在床头柜的小抽屉里,用一块红布包着。

满月那天,亲戚们来了一屋子,热热闹闹的,孩子被抱来抱去。我忙着招呼人,等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回到房间,打开抽屉——空的。

我以为自己记错了地方,翻遍了整个房间,没有。

我去问建国。

建国脸色变了变,说:"是不是你自己放哪儿忘了?"

"我没忘。"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去问问。

后来他回来告诉我,是他妈"借"去了,说要去庙里还愿,给孩子祈福,过几天就还。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借"这个字,他说得很轻巧。

那枚手镯,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问过一次,婆婆说找不到了,可能是在庙里弄丢了。建国在旁边劝我:"不就是个镯子嘛,孩子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我没再说话。

有些话,咽下去,就是一辈子的事。

这件事过去整整十二年了。

孩子上初中,建国的生意做得还算稳当,我在镇上开了个小裁缝铺,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也不难。婆婆一个人住在老家,逢年过节我们回去,该买的买,该送的送,面子上的事我从没少过。

上个月,建国回来跟我说,他妈腿脚不好了,想来城里住。

我坐在缝纫机前,手里的布料停了下来。

窗外飘进来一股槐花香,隔壁小孩在院子里跑,笑声清脆。我想起那枚手镯,想起我妈打手镯时候的样子,想起月子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听蝉叫的那些下午。

建国说:"妈年纪大了,我们做儿女的……"

"我知道。"我打断他,"但我有个条件。"

他愣了一下。

"让她把手镯的事说清楚。"我的声音很平,"不是要她还,就是说清楚。我妈给我的东西,我想知道它去哪了。"

建国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说:"我去跟她说。"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三天后,建国回来,递给我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一枚金手镯——不是原来那枚,是新打的,比原来的轻了几克,云纹也不一样。

"她说对不起。"建国说,"当年是拿去换钱了,家里那时候有笔债……"

我接过手镯,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

不是原来那枚了。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换一个新的,也填不回那个位置。

但我还是把它收下了。

不是原谅,是放下。

婆婆最终还是来了。我给她收拾了间朝南的屋子,买了软一点的床垫。她进门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

有些账,不是不记得,是懒得再算了。

日子还长,我得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