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消毒水的味道顺着鼻子往脑门里钻。
我站在病房门口，隔着半扇玻璃门朝里看了一眼。
白被单底下蜷着个瘦小的老头，下巴缩成一团，眼角挂着一滴浑浊的泪。
他叫董安邦，是我孩子的爷爷。
二十年前那个雪夜他站在屋檐下，嘴里头蹦出一句话，把我整个人都冻成了冰。
如今他瘫在床上，含含糊糊地喊我的名字。我的手心里捏着一封泛黄的信，纸边已经被汗湿软了。
正要转身，儿子兵兵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脚步很轻，眼睛却很沉。
他说：“妈，你别管了。这一段，我来。”
01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天上飘着碎雪粒子，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
我半夜被身边的动静惊醒，伸手一摸兵兵的额头，烫得我手心一激灵。
赶紧拉灯一看，孩子小脸通红，嘴唇干得起了皮，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
体温计一量，四十度。
我吓得手都抖了，翻箱倒柜找出退烧药，掰开他的嘴喂下去。
兵兵迷迷糊糊咽了两口，全吐了出来，紧接着整个身子开始抽搐，眼睛往上翻，喉咙里呜呜地响。
我一把抱起他，光着脚踩在地上，后背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董杰跑长途不在家，整个董家大院就剩我、公爹董安邦和小叔子董飞。
小叔子董飞去年买了辆二手面包车，成天在村里显摆，说这车能拉人能拉货。那车子就停在他院墙底下，钥匙挂在堂屋门后的钉子上。
我抱着兵兵拍响董飞的门，拍得门板哐哐响。
屋里灯亮了，隔着窗户传出他不耐烦的声音：“这么晚了干啥？”
“兵兵发高烧，烧得抽了，你得送我们去医院。”我嗓子眼发紧，话都说不成串。
门开了一条缝，董飞披着棉袄探出半个脑袋，头发乱蓬蓬的，看了一眼我怀里裹着的孩子，皱了皱眉：“我明早五点就要起来，送对象一家去县城办事。今晚要是跑了车，明天路上出点啥岔子，你担得起？”
我膝盖一软，差一点跪下去：“哥，我求你了，孩子都抽搐了，不是小事啊。”
董飞打个哈欠：“你去找咱爸呗，让他想办法。我这车才买了没多久，大半夜雪天路滑的，出了事故算谁的？”
门在我面前关上了，吧嗒一声落了锁。
我抱着兵兵站在院里，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转身又往正屋跑，公爹董安邦的房间亮着灯，他披着衣服坐在炕沿上，正拿旱烟袋往烟锅里摁烟丝。
“爸，兵兵高烧四十度，得赶紧送医院——”
董安邦没抬头，慢条斯理地划了根火柴点上烟：“村东头老李家有架子车，你去借那个拉去吧。”
“这么冷的天，孩子抽着呢，架子车三四个钟头才到镇上，哪来得及？”我的声音带了哭腔。
董安邦吐了口烟：“老大不在家，我一个老头子能干啥？大半夜的，你也知道天冷。孩子发烧嘛，捂一捂发发汗就好了，天亮再说。”
“都四十度了，捂不得——”
“行了行了。”董安邦把烟袋往炕沿上一磕，“我这老胳膊老腿的送你上医院，半道上我自己先倒了，你伺候我还是伺候孩子？”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怀里的兵兵又抽了一下，小嘴发出微弱的呻吟。我低头看他，那白白的小脸憋得发紫，眼睫毛上挂着泪珠子，嘴里含混地喊了声：“妈……”
我咬牙转身，冲出门去。
院门口那辆面包车孤零零地停在雪地里。我跑过去拉了一下车门，锁得死死的。回头看了一眼那亮着灯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着董飞侧身躺下的影子。
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抱着孩子沿着村路往东跑。雪越下越紧，路上的积雪没过脚踝，我跑了半条街，鞋里灌满了雪水，脚冻得没有知觉。
村东头老周家的狗先叫了起来。我把门拍得山响，过了好一会儿，屋里的灯亮了。
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在镇上农机站开过十几年拖拉机。
他隔着门问是谁，听出我的声音后，披着大棉袄就出来了，一看孩子那样子，二话没说套上棉衣，去院子里推出那辆旧三轮车。
车斗里垫了一床旧棉被，他把兵兵裹好放在车斗里，又把他自己那件军大衣脱下来给我：“我穿着棉裤抗风，你抱着孩子，别让他再冻着。”
我连连道谢，翻进车斗把孩子搂进怀里，老周跨上车座，三轮车吱呀吱呀地碾进风雪里。
路过村口时，路边老槐树底下站着一道黑影。
02
三轮车被那黑影拦住了。
老周急刹车，车把猛打了一下，我抱着兵兵在车斗里一晃。
那黑影往前走了两步，是董安邦。他坎肩都没系扣子，敞着个怀，手里拎着旱烟袋，脸色铁青地站在雪地里。
“你今晚要是踏出这个村口，以后就别再回我董家的门。”他盯着我，烟杆子在我面前点了一下，“哪家媳妇像你这样，半夜三更闹得全村不得安生？传出去人家戳的是我董家的脊梁骨。”
我没说话，把兵兵往怀里又搂紧了些。
董飞也赶过来了，大概是在里屋听见动静。
他站在他爹身后，手里提着个手电筒，光柱一晃一晃地打在我脸上：“嫂子，不是我说你。上了医院，医生开一堆七七八八的检查单子，小感冒也给你整出大病来。花那个冤枉钱干啥？”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了，孩子这体质，万一半路上出了事算谁的？我们送你有啥好处？”
风裹着雪，灌进我的领子里。我从头到脚都在发抖，董飞那话像一把钝刀，一寸一寸地往我心上割。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理，每一句话都像刀子。
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董安邦见我不说话，哼了一声，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敲出一溜火星子：“我再说一句，你听不听随你。”
我抬头看他。
他叼着烟嘴子，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口吻带着一丝不屑：“孩子没了就没了嘛，大不了你们再生一个。董杰还年轻，你也不老。真要是路上出了事，大人孩子都没了，那个家还叫个家？”
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咬得咯咯响，眼泪一下子涌上来。那泪水刚涌出眼眶就冻成了冰碴子，挂在下巴上。我使劲眨了眨眼，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
老周坐在车座上没动，但握着车把的手背青筋都暴了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闷声说了一句：“安邦哥，这话说得不地道。娃娃是一条命。”
董安邦瞪了他一眼：“老周，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老周没回嘴，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轻声说：“周叔，走。”
老周猛一蹬，三轮车碾过积雪，擦着董安邦的衣角过去了。
车斗颠了一下，兵兵在我怀里哼了一声，又没了动静。
我使劲捏了捏他的手心，那小手烫得像一块炭，软绵绵的，没有回应。
我一下子慌了：“兵兵？兵兵！”
孩子一动不动。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有一阵没一阵的，弱得像根蚕丝。
老周回头一看，也急了，把车蹬得飞快，链条咯噔咯噔地响。村口那座石桥很快到了，过了桥是出村的土路。
我后来才知道，这座桥成了我这辈子的一个坎。
桥面结了冰，车胎打滑，老周死死地攥着车把，整辆三轮车还是失去了控制。
我只觉得车身一歪，一大股力量把我从反方向掀了出去，我下意识地死死把孩子护在怀里，整个人在雪地里滚了两圈，肩头撞上一棵歪脖子树，痛得眼冒金星。
脑袋嗡嗡响了一阵，我挣扎着爬起来，先看怀里的兵兵。孩子的脸冻得青白，口唇发紫，我把他脸贴在自己脸上，有气。
老周从车底下爬出来，膝盖摔出血，棉裤裤腿裂了一道长口子。他那辆三轮车车把歪了，骑不动了。
土路前后都是黑黢黢的田野，连个鬼影都没有。风呜呜地刮着，雪砸在脸上怎么也睁不开眼。
我心口发凉，坐在雪地里抱着孩子，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就在这时，土路尽头亮起两束白光，一辆大货车鸣着喇叭轰隆隆地开过来。车灯切开的雪幕里，我看见老周站在路中间拼命挥手。
货车刹住，驾驶室跳下来一个矮胖男人，三四十岁，裹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
他看了一眼我们，又看了看歪在路沟里的三轮车，二话没说把车斗里的棉被往地上一铺：“先上车送医院。”
我们被捎到县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03
急诊室的日光灯白得刺眼。
值班医生量了体温，摸了摸兵兵的脖子，脸色一下就沉了。护士推着孩子进了抢救室，我脚下一软，被老周扶住，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医生递给我一沓单子：“你是家属？”
我点头。他指着签字栏说：“孩子高热惊厥，有肺炎的迹象，需要马上住院观察。先把押金交了，三千。”
三千块钱，那是董杰两个月的工钱。
我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里面装着这半年的积蓄，零零整整共十二张一百的。我看着那沓单子，纸上的字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在爬。
老周从旁边挤过来，从腰上摸出一叠钱，有零有整，数了数递过去：“先拿这些垫上，差的我回去凑。”
我看着他把钱塞进窗口，眼泪又涌了上来。老周回头看了我一眼：“别哭，孩子要紧。”
抢救室的门开了又关上，护士进出好几趟，都面无表情。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凳子冰凉，后背也冰凉，整个人像泡在冰水里。
走廊尽头的挂钟慢腾腾地走着，每一下嘀嗒都像锤子砸在我心口。
我把手机攥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屏幕一亮一亮。
通讯录翻到董杰的号码，停在上面。
他这会应该在湖南边界那边跑货，夜里开不了车，接到信也得明天下午才能赶回来。
我知道他在外面跑车也苦，大冬天蜷在驾驶室里，吃口热饭都不容易。可我还是拨了。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董杰的声音沙哑浑浊：“喂？慧芳？这么晚了，家里出啥事了？”
我不开口。一开口眼泪就往外涌，嗓子堵得发不出声。他急了，追问了好几遍，我才挤出一句：“兵兵发烧进医院了，医生说情况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翻身下床的声音，窸窸窣窣：“在哪家医院？我这就往回赶。”
“你别开夜车，那山路太危险——”
“你别管了。”
电话挂了。我在冷冰冰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老周蹲在门口抽了大半夜的烟，烟头一亮一亮的，像坟地里的萤火虫。
天亮的时候，抢救室的门推开了，医生摘了口罩，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话：“退烧了。人缓过来了。”
我腿一软，扶着墙站住。
走进病房，兵兵躺在床上，胳膊上扎着点滴。小脸上退了些红，嘴唇还干着一层白皮。他睁着眼睛看我，嗓子哑哑地叫了一声：“妈……”
我坐在床边，握住他的小手指头，鼻头一酸。
上午十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是董安邦的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公爹不紧不慢的声音：“孩子咋样了？”
“住院了，高烧引发肺炎，医生说再晚点就——”
“行了行了，”他打断我，“在医院住两天就回来，别学着人家住院乱花钱。我跟你讲，这年头医院都是坑人的，进去容易出来难。大头都让人家捞了去，你自己要做个明白人。”
我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抖。那话就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浇得我浑身发寒。
公爹连孩子退烧了没有都没问，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意思：钱，别乱花。
下午又打来一个。
这回是董飞：“嫂子，你那事我听爸讲了。孩子病好了就赶紧回来吧，别在县城待着了。另外，你走的时候我家院门锁好了没？我那工具箱里有把电钻，你出门前去我那看看。”
电话挂断，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最后把手机翻了过去，扣在桌上。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有些人跟我不是一家人。
兵兵住了六天院。
董杰傍晚赶到了医院，眼睛熬得通红，嘴唇干裂。
他看着病床上的儿子，在床边站了很久，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转头，看见我瘦了一圈的脸，把我拉到走廊里，低声问：“我弟呢？我爸呢？他们有没有来？”
我摇了摇头。
董杰的肩膀一下子就垮了。他靠着墙，头低垂着，指节攥得发白：“我明天回去跟他们说。”
04
兵兵出院回村那天，我没想到董杰真的跟董安邦翻了脸。
他进门就把行李摔在堂屋地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爸，慧芳抱着孩子挨家挨户敲门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董安邦坐在太师椅上，眼皮都没抬一下：“志远不在家，我一个老的，他弟弟又没成家，怎么管你那边的事？再说了，孩子都好端端回来了，还提那些旧账做啥？”
“好端端？”董杰的声音抖了一下，“医生说再晚送半个小时，烧成脑膜炎，孩子这辈子就毁了。”
董安邦腾地站起来，把茶杯往桌上一蹾：“你这是在跟谁说话？我白养你这么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一个外姓的媳妇，就把你亲爹丢到后脑勺了？”
“慧芳是外姓人，那你孙子也是外姓人？”董杰牙关咬得咯嘣响。
“行了，甭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董安邦挥了挥手，干脆亮出了底牌，“既然你觉得我这个当爹的亏待了你们一家子，那就分家。老屋这大院子留给董飞娶媳妇，他在跟前能照应我。你带着你老婆孩子另过去。”
董杰盯着他爹看了半晌：“分家，行。那家里的钱怎么算？”
董安邦眼皮都没动一下：“家里的积蓄都给董飞了。他这两年在外面跑生意欠了人一些钱，我帮他填上了。你们当哥的，总不能眼看着他被人追债吧。”
“积蓄全给董飞了？”
“对，全给他了。”董安邦回身从柜顶上拿下一只铁盒子，从中抽出薄薄一沓钞票，撂在桌上，“这三千，算是你们那一份。外头那间旧仓房也归你们，拾掇拾掇能住人。”
董杰站在堂屋里，忽然笑了。那笑比哭还难看。他没有接那沓钱，转身拽着我就走。
我挣开他的手，走回桌前，当着董安邦的面把钱收起来揣进口袋。
董杰回头看我，我轻声说：“该拿的，为什么不要。”
当天下午我们就搬进了村西头那间旧仓房。
房子不大，墙皮剥落了大半，屋角挂着一片片潮斑。
董杰找了些石灰兑水刷了一遍，又在墙根底下垒了个灶台。
我从娘家带来的旧箱子里翻出一床干净的褥子铺好，兵兵倒很欢喜，在屋子中间跑来跑去，指着墙上一张残留的旧年画拍手。
那天晚上董杰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我端了碗热水在他身边蹲下，他没接，声音闷闷地说了一句：“慧芳，我对不起你。”
我什么也没说，把碗放在他手边，转身进屋去了。
那晚夜深的时候，我又听见他在门槛上坐着，没抽烟，只是听着里屋兵兵均匀的呼吸声。
过了许久，他起身进屋，在我身边躺下。
好一会儿才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那三年里，董杰起早贪黑地跑车，给县城的物流公司拉货。
他拼命地攒钱，说再干两年，就在镇上租个门面，让我和兵兵不用再跟着他过这种搬来搬去的日子。
第三年开春，他和董飞合伙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董飞出了六千，董杰掏了一万二。车子因为董杰没有本地户口，登记在了董飞名下。
我当时就觉得心里不踏实，跟董杰提过一回。他笑笑说：“亲兄弟，还能坑我不成？”
他最后一次出发前，在院子里蹲着替兵兵系鞋带。兵兵搂着他的脖子问：“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董杰想了想：“等爸爸跑完这一趟，回来就带你去镇上赶集。”
那天下午，他往驾驶室里放了一包干粮和一个军用水壶，发动车子，在院门口回头朝我们挥了挥手。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着的样子。
05
出事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在早餐摊上收桌子的时候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说是交警，问清楚我的名字后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董杰在省道往南那段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当场就不行了。
我后来不太记得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
好像有人把我拉上车，又有人把我领到什么地方。
我看见董杰躺在那里，面目模糊，浑身冰凉。
他的那辆货车车头撞得变了形，摊在路沟里，像一团揉烂的废纸。
董飞是第二天才出现的。他在现场转了一圈，没忙着看哥哥的遗体，先找交警把驾驶室的证件和车辆手续要了过去。第三天他就去了保险公司。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车的保险受益人，填的是董飞的名字。
董杰出事前买过一份小额人身意外险，保额八万。那张保单的受益人也写着董飞。
我去找董飞理论。
他坐在老屋堂屋里喝着茶，不急不慢地说：“嫂子，这车在我名下，保险肯定写我啊。至于董杰那份意外险，那是一起买车的时候我替他挑的，他当时也没意见。你看，法律上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也没法子。”
董安邦坐在太师椅上，眼皮耷拉着，从头到尾没替我说一句话。
一直到董飞起身走出去了，他才抬头看了我一眼，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里是五千块钱，拿着回去好好把孩子带大。董飞的生意也不好做，他在外面也有人情要打发，你就别跟他争了。”
我看着那五千块钱，又看看那个坐在太师椅里的老人，一句话都问不出口。
董飞在外面欠了一些赌债，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
董安邦帮他填了一回又一回，最后还是把老本都搭了进去。
如今小儿子拿了这笔钱，把这个家最后的体面都撕干净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很多人说我傻的事。
我请村里的老支书做见证，在村委会办公室写了一份协议：董家在董杰后事期间支付的五千元，算作一次性补偿。
从今往后，董家老宅及名下一切财产与我及我儿子无关，我和兵兵也不再承担对董安邦的赡养义务。
董安邦在那张协议上摁了手印。他摁完之后慢悠悠地补了一句：“写不写都一样，你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能跑到哪里去。”
我带着兵兵离开的那个早上，天还没亮透。
我在仓房门口站了一会儿，从那堆旧物里捡起一张董杰小时候骑在他爸脖子上拍的旧照片，照片边缘已经发黄卷角。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董杰少时不规整的字：我六岁，爹带我去镇上赶集。
我把那张照片放进贴身的衣兜里，背着一个包袱，牵着兵兵，沿着村路往外走。
走到村口那座石桥时，兵兵忽然停下，回过头远远地看了一眼那个灰蒙蒙的村庄。
风把他细细的头发吹起来，他安静地望了一会儿，问：“妈，我们以后还能回来吗？”
我握紧了他的小手：“走吧。”
那一年，兵兵六岁。
06
我再回到这个县城的时候，是十六年之后。
十六年，早饭摊子从一辆三轮车变成了一间小门面，又从小门面变成了两间通开的铺子。
我学会了蒸包子、炸油条、磨豆浆，手指上全是烫伤和常年泡水的茧子。
兵兵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在前列，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走了那条他爸没能走完的路。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跟董家有什么牵扯。
那是暑夏的一天傍晚，天上压着厚厚的雷雨云，闷得人喘不上气。
我刚收了摊，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是村里老支书的声音。
“慧芳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公爹，董安邦，今天中午村口桥头摔了一跤，送县医院急救，查出来是脑梗。人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瘫了，话也说不利索。”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那头老支书等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董飞那小子，前些日子偷了他爹藏起来的存折和老屋地契，跑人了，到现在都找不着。安邦家里没人照料，你看……你是不是回来一趟？”
我终于开口：“他是董飞的爹，轮不到我管。”
老支书叹了口长气：“我知道当年是他们家做得不对。可如今人都瘫了，你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村里已经在凑钱请护工了，可他那情况，到底还是得有个贴心的，端屎端尿擦身子换衣服，外人哪有个细心？”
我说：“叔，你找别人吧。”
挂了电话，我在店门口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梧桐叶，叶尖刮着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回到里屋，翻出那把旧剪刀，收拾了几根菜，坐在案板前择。
手机又响了。隔了十几秒，停了。再隔一会儿，又响。
前前后后打了七八个，我一个没接。
第三天下午，老支书又打来，我深吸一口气接起来。
他的语速很快：“安邦托护士给我捎句话，说他那个仓房里……不对，说是他屋子东墙的墙缝里，有一封信，是当年董杰留下的。他让一句一句地传给你，说你要是不来，那信就让老鼠啃了。”
我的手抖了一下。
“你听听就好，来不来随你。”老支书说完这句话就挂了。
当夜我没睡。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县城稀稀落落的灯火发了半夜呆。
第二天一早，我给店里的帮工交代了一下，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坐了早班车回那个村。
村口那座石桥还在，桥面补过几道水泥，桥下的水已经干了大半。
我穿过村路，在许多人躲闪的目光里一路走到董家老院。
老远就闻见一股异味，酸臭味混着尿臊味，顺着门缝飘出来。
我在门口站了十几秒，推开那扇半掩的木门，进了里屋。
屋里光线黯淡，老人蜷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下巴塌了，腮帮子凹下去，眼窝深深地凹陷，眼角挂着一滴浑浊的泪。
床头小桌上放着一只铁盒子，锈迹斑斑。
他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把那铁盒子往我的方向推了推。
我从铁盒里拿出一封信。
信纸泛黄发脆，折痕处已经磨得起了毛边。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吾妻慧芳亲启”。那字迹歪歪扭扭，一笔一画写得用力，是董杰的笔迹。
我拆开信，站在那张病床前，看了下去。
07
信纸很薄，灯光从窗外照进来能透过去。
董杰没读过多少书，写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还涂改过。
我认识的字里，有一半是他跑车途中在驾驶室里趴在方向盘上写出来的。
“……慧芳，这一趟从北边回来，过了襄阳加了个油，路上雪停了。天气还冷，车里没歇脚的地儿，我穿着你的棉背心，暖和。想跟你说，等我把这趟活跑完，换了钱，就把咱爸还给董飞的那个老宅再赎回来。那宅子本来就该留给咱们家兵兵，他姓董。”
“老周那五百块钱今年杀猪的时候还上了，还有隔壁村老张媳妇借咱家的三百块，明年开春还她。账也差不多快还清了。等还清了账，我想在县城租个小门面，你来卖早点，娃在旁边写作业。我在门口支个摊子修车补胎，凑合着也能过日子。”
“你别怨爸了。他年纪大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这些年没在跟前尽过孝，他偏心他弟弟，我也没心思计较。等我们把眼前的日子过起来，再回去看看他。他要是不愿意见我，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就走……”
信的最后几行字迹变得潦草起来：“……我在这世上没存下什么来，就存了一个你，一个兵兵。你们好好的，我在外头跑再远心里都觉得踏实。”
“要是哪天我不在了，你带着兵兵，一定要好好的。”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贴身的口袋。
整个动作做得很平稳，没有一声抽泣，连胳膊都没有颤。
站在病床前，董安邦蜷在那儿，浑浊的眼珠跟着我的动作转了转，嘴唇艰难地蠕动着，含含混混地挤出几个字，像是“……他从小就懂事的……”
我没接话，转身走出了那间屋子。
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来来往往的人推着轮椅、提着药袋从我面前经过，有家属低着头抹眼泪，有孩子在哭闹。
我就坐在那里，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近前来又远去。
过了很久，我站起来，去住院部收费窗口交了三千块钱押金。
交完钱我没有再回病房，直接出了医院大门。
当晚回了县城的铺子，帮工已经下班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上，把那封信掏出来，摊在膝盖上，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看完一遍又看一遍。
灯熄了很久，我还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店门刚开，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柜台，说：“老板娘，你是董家那个家属吧？我是你们村隔壁的，我爸跟你公公住一个病房。老头今天一早就念叨你名字，话说不清楚，护工听不懂他急得直砸床。你看你是不是再去一趟？”
我低头揉面，没应他这句话。但那天下午，我还是去了。
到了医院，我没有直接进病房。
在住院部楼下花坛边上坐了半个钟头，才上了楼。
护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女人，见我来了，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大妹子你可来了，你陪他说会话吧，他一个人整天望着窗外，就念叨一个名字。”
我站在病房门口朝里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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