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正在厨房炒菜，油烟呛得眼睛发酸，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手机突然震了，是我男人刘建国打来的。
"秀梅，今晚你过来一趟。"他压低声音，像是在外面不方便说话。
"过来哪儿？我正做饭呢。"
"王总请客，在醉仙楼。你收拾一下，穿那件红裙子来。"
我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王总，就是刘建国单位的大领导，听说最近在考虑提拔人。刘建国盯着那个副科长的位子已经盯了两年了。
"我去干什么？"
"陪着喝点酒，说说话，又不是什么大事。"他语气轻描淡写，"王总喜欢热闹，你嘴甜，去捧个场。"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硌得生疼。
"建国，你说清楚，你让我去陪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有些不耐烦："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就是吃个饭，喝点酒，王总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喜欢席面上热闹。你去了，他高兴，我的事也好办。"
我把火关了，站在厨房里，闻着满屋子的油烟味，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和刘建国结婚十一年了。当年他穷得叮当响，是我娘家贴了两万块钱才把婚事办起来。
这些年我在镇上的布料店帮人看摊，他在单位熬资历，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也算安稳。我以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不去。"我说。
"秀梅——"
"建国，你听清楚，我不去。"
我挂了电话。
锅里的红烧肉已经有点糊底了，我重新开火，加了点水，用铲子慢慢翻着，眼睛却有些模糊。不是哭，是油烟。我告诉自己是油烟。
刘建国半夜才回来，身上一股酒气，走路带着点飘。我装睡，听见他在黑暗里换衣服，动作很重，故意弄出声响。
"睡着了？"他问。
我没应声。
"秀梅，你今天让我很没面子。"他在床边坐下，弹簧吱呀一声，"王总问起你，我说你身体不舒服，你知道那多尴尬吗？"
我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块发黄的灯渍。
"你让我去陪酒，我不去，这叫让你没面子？"
"你就是不识大体！"他声音突然高了，"我在单位熬了多少年？这次机会多难得？就让你去喝两杯，你摆什么架子？"
"架子。"我把这两个字在嘴里滚了一圈，"建国，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站起来，在黑暗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别的人的老婆，人家怎么做的？你看看张副科长的媳妇，人家——"
"你闭嘴。"
我坐起来，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点陌生。
"你要升官，我支持你。你要打点关系，我们省吃俭用，我也支持你。但你让我去陪酒，让我去讨好那个男人，这件事我不做，以后也不会做。你要觉得我不识大体，那就不识大体吧。"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偶尔传来一声狗叫。
刘建国没再说话，躺下来，背对着我。
我也躺下，闭上眼睛。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变得更硬了。
后来的事，说起来也没什么戏剧性。王总那顿饭，刘建国没能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副科长的位子最终给了别人。刘建国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偶尔看我的眼神里有埋怨，有委屈，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别的什么。
有天晚上，他突然说："秀梅，那件事，我不该那样跟你说话。"
我在纳鞋底，手里的针穿过厚厚的布层，用力拉紧。
"知道就好。"我说。
就这么几个字，什么都没原谅，什么也没追究。日子还是要过的，锅还是要烧的，这条船还得两个人一起撑。
只是有些话，说出口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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