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怦然心动，其实都有迹可循|后现代|哲学史|哲学家|爱情|社会学家

所有怦然心动

其实都有迹可循

许多人愿意相信，爱情是生命中最自由、最不可解释的奇迹：一次偶遇、一场月下谈心，就足以让两个人认定彼此。

但当我们把目光从恋人的心跳移向他们身后的世界，便会发现，所谓“命中注定”，也有现实铺设的轨道。

彼得·伯格在《与社会学同游》中，正是从一场浪漫的月下求婚出发，带我们看见爱情背后的阶层、传统与社会期待。

这并不是要否定怦然心动的真诚，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份看似私密的情感，都发生在具体的生活之中；每一个属于两个人的选择，背后也站着漫长的历史与无形的社会。

本文来源：《与社会学同游》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月光下的爱情

也有早已写好的剧本

关于恋人月下喁喁而谈的情景，让我们设想这次幽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男子求婚，女子答应。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凝望月亮的男人和女人》

现在我们知道，当代社会对这样的选择施加了诸多限制。对于处于相同社会经济水平的恋人，这些限制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对于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恋人，这些限制都成为沉重的拦路石。

同样清楚的是，即使活着的“他们”不会有意识地给这出戏的剧中人设置障碍，早已去世的“他们”几乎早已为剧中人的每一步行动写好了剧本。

有人认为，性吸引力可以转换为浪漫的爱情，其实这种浪漫爱情是声音喑哑的行吟诗人为了刺激贵族淑女的幻想而编造的故事，那大约是12世纪的故事了。

一个男人应该永远专一地把自己的性冲动固定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念头是更早时候的神学家阐发的；这个女人与他同床共枕，一道沐浴，在千百次共进早餐时彼此交换呆滞的目光。

《马内塞古抄本》中的宫廷爱情场景，约1305—1315年。我们今天熟悉的浪漫爱情，也有自己的历史源头。

有一个设想是，在这种神奇的安排中，求婚的主动权永远要掌握在男人手中，女人在男人的猛攻之下优雅地屈从。这样的设想可以追溯到史前的野蛮时代，好战的男人袭击平静的母系村寨，掠走惊叫哀号的女儿们，强行把她们拽上婚床。

这些古人决定了我们这一对模范恋人激情发展的基本框架，他们求爱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已经预定、预制好了，也可以说已经“固定”了。

他们应该坠入爱河，应该步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殿堂，女方应该放弃自己的家姓，男方应该耗尽家产；岂止如此，他们要为这场婚恋不惜一切代价，否则相关各方都会觉得不真诚；而且，一旦缔结姻缘，国家和教会都会不安地注视这桩婚姻。

早在这桩婚姻中的主人公出生之前的千百年里，这一切基本的预设就已经策划好了。他们求爱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早已被社会礼仪规定好；即兴的成分有一些，但太多即兴的表现就有坏事的风险。

于是，他们的恋情一步步展开，全在预料之中：双双看电影、上教堂，看望双方家长，从手拉手到初步尝试安排生活，从安排晚上的活动到商量在郊区买房，到为以后存钱——他们那次月下幽会在这一连串的仪式程序里的定位是恰当的。

威廉·荷加斯《时髦婚姻：婚约》，约1743年。当年轻男女被安排进入婚姻，财产、身份、家族与社会声望早已同时入场。

他们两人都不是这场游戏的创始者，都不能发明其中的任何成分，他们只不过决定玩这场游戏仅限于他们两人之间，而不让其他人参与。

至于必要的仪式化问答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家人、朋友、牧师、珠宝商、保险商、卖花人和装修师将会确保其余的游戏遵守既定的规则。

实际上，这些传统监护人也不必对两位游戏的主角施加多大的压力，因为社会对他们的期待早就嵌入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中，他们想要的东西正是社会寄望于他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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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丘比特的箭

也沿着现实的轨道飞行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男女结婚是因为他们相爱。一个广泛流行的传说是，爱情的性质是猛烈、难以抗拒的激情，像电闪雷鸣，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想要达到的目标，而且常常也是青春不再的男男女女心目中的目标，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然而，一旦你着手调查谁和谁实际上结婚了，你立刻就会发现，丘比特风驰电掣的箭杆如有神助，强有力的神秘力量指引着它沿特定的渠道飞驰，这些渠道包括阶级、收入、教育、种族和宗教的背景。

奥托·范·维恩《丘比特向世界射箭》，约1608年。

如果你进一步研究婚前的恋爱行为，研究那种误导人的“求爱”之类的委婉语，你就会发现，双方的互动常常达到了僵硬的仪式化程度。

此时你就开始怀疑丘比特之箭的神奇力量。大多数情况下，造就了双方关系的不是爱慕的激情，而是精心的安排，而且正是这些精心的安排产生了渴望的情绪。

换句话说，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或者某些条件被创造出来之后，当事人才能让自己“坠入爱河”。研究“求爱”和婚姻的社会学家很快就发现，复杂的动机网络和当事人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结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由阶级、事业、经济抱负、对权力和荣誉的渴望组成的制度结构。

现在看来，爱情的奇迹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但我们必须再次指出，这未必意味着，社会学家将要宣告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中，对浪漫爱情的解释是一种错觉。然而我们必须再次说明，社会学家将要超越俯拾即是的、公众意见一致的解释。

仔细猜想一对恋人凝视月亮的心情时，社会学家未必会觉得受到什么解释的禁锢，他不必否认清风明月对恋人情感的冲击。然而，他还要观察构建此情此景、清风明月之外的因素，考虑其背后的机制——两人幽会时所驾的汽车的社会地位指数、决定两人服装品位和策略的信条、决定他们语言和风度的许多社会条件，以及他们幽会的社会场景和意图。

三、从爱情出发

读懂这个社会如何运转

讲到这里有一点大概已经明白：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未必是其他人所谓的“问题”。人们通常所谓的“社会问题”是不能按照官方界定运转的社会事件。于是，他们期待社会学家去研究由他们界定的“问题”，让社会学家提出“解决办法”，以使之满意。

和这样的企盼相反，社会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截然不同，这样的认识很重要。比如，倘若社会学家按照执法部门的界定去集中解决犯罪“问题”，那就是相当幼稚的；或者因为离婚对婚姻道德论者是一个“问题”，社会学家就集中精力去研究它，那也是十分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