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美国纽约，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临行前，他和章含之从零用钱里拿出10美元，买了苏打饼干、夏威夷果，又在巴黎添置了周恩来喜欢的面包。
这件小事，看似普通，却让熟悉乔冠华的人颇感意外。因为周恩来有个规矩：不收礼。乔冠华也一直遵守，从不以私人名义给总理送东西。
早在1971年，乔冠华夫妇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几位年轻同志买了巧克力和饼干，回国后托人送给周恩来，还说是乔冠华送的。周恩来听说后，当着外交部干部的面问乔冠华：“为什么给我送礼？”
乔冠华一头雾水。年轻同志赶紧说明原委，周恩来的语气才缓和下来：“那就分给大家吃，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这不是客套话。周恩年长期主持政务和外交，身边人多，来往也广，若对礼物没有明确界限，很容易形成不良风气。因此，乔冠华夫妇这次买东西，特意通过司机秘密送到医院，并没有直接张扬。
周恩来最终还是知道了。一次会见外宾后，他把乔冠华夫妇留下来，说东西已经收到，“这回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我收下了，很爱吃”。乔冠华听完，只叮嘱了一句：“总理，您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两人之间最后一次带有私人意味的交谈。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外交部原本安排的会见临时取消，章含之询问情况，乔冠华只说：“可能总理情况不好。”当天中午，他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途中从刘湘屏口中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人还清醒，仍惦记着见几位老同志。
乔冠华原本排在下午。只是周恩来当时已极度疲惫，医生建议改日再见，他也同意了。遗憾的是，第二天清晨病情突然恶化，原定的会面再没有实现。
回到家中，乔冠华只说：“总理去了。”话音刚落，便失声痛哭。章含之劝慰他，周恩来最后挂念的人里有他，这至少说明多年的工作关系并非寻常上下级关系。
两人共事近三十年，私人交往却并不铺张。乔冠华从周恩来身上学到的，更多是办事方式：少应酬，守分寸，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一次有人多次邀请乔冠华夫妇参加饭局，他推辞不掉，便提出自己单独前往。章含之不解，他解释道，去了一次，往往就有第二次，还要回请、送礼，牵扯越来越多，“没什么好处”。
周恩来去世后，乔冠华的悲痛还夹杂着一层自责。1973年底，他曾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对周恩来作过不公正的批评，后来当面认错。周恩来没有追究，只说：“不要自责，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情。”
这句话，乔冠华一直记着。
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安排，引发了广泛议论。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更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四五运动”；此前的悼念气氛，已经让乔冠华难以平静。听到群众自发前往广场的消息后，他坚持要去。有人提醒可能惹麻烦，他回答：“悼念总理，何罪之有？”
夜里，广场灯光昏暗，群众打着手电，花圈和悼词不断聚集。乔冠华很快被认出，司机担心他的安全，催促他离开。第二天，他又来到天安门。面对记者镜头，章含之劝他不要留下影像，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现场聚集了大量群众，许多人希望再看总理一眼，甚至不愿火化程序开始。工作人员反复劝说，现场秩序才逐渐稳定。
邓颖超在棺旁作最后告别，工作人员和部长们围在周围。火化时间到了，众人仍舍不得离开。乔冠华扶着灵柩失声痛哭，按照在场人员的回忆，他说：“总理，您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做您的晚辈，送您一程吧！”
这句话刺痛了所有人。有人紧抱棺盖，不愿工作人员将其移走。邓颖超随后让大多数人退到别的房间，乔冠华和几位部长留在火化炉旁，直到程序结束。
火化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工作人员完成消毒，戴上医用手套，将骨灰小心装入骨灰盒，再护送至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后数日，乔冠华坚持守灵。寒冷的大殿里，他已经连续劳累多日，仍不愿离开。
三天守灵结束后，乔冠华因高烧住院。外交部安排会议时，他和两位副部长都病倒了。听到有人讥讽他装病，乔冠华没有争辩，只长叹道：“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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