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公开司法文书和权威媒体报道创作，涉案非公众人物使用化名，办案人员的心理活动、私人对话以及非公开场景，属于以公开资料为基础的艺术推演，不违反已知的事实，不反向虚构案件的关键情节，没有对犯罪内容进行任何美化，本文已做到最大程度事实核对，但仍难免可能存在的错误和偏差，请读者悉知，最终结论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2005年1月4日，上午十点来钟。广州增城，石滩镇，沙庄，江龙大道边上一栋出租楼的305房。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的时候，于晓莉正站在灶台前，锅里的饭刚焖上。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没回头，说了句：饭就快好了。身后没人应声。她察觉不对转过身，看见2个人站在门口。一个穿着蓝布工装，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还有一个手里攥着一卷透明胶带。

2个人都没说话。前头那个一步跨进来，伸手捂住她的嘴，把她抵在门框上，后头一个抬脚踹向里屋的门。里屋的床上，申聪被门声惊醒，刚要哭，另一边，胶带已经缠上了于晓莉的手腕。有人用膝盖顶住她的背，辣椒水的瓶子在眼前一晃，一股呛人的辣味扑进眼睛，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见里屋的哭声，哭了两声，忽然没了。

她挣着往里屋挪，膝盖磕在门框上，又被人拽回去。那些人始终没出声，动作很急。她听见脚步声进里屋，听见床板响了一下，然后是脚步声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停。有人压着嗓子说了句什么，口音很生。

楼下有摩托车响，轰轰的，响了好一阵才走远。

这个上午之前，这间屋里住着的，是一户再普通不过的人家。

她住进来不到一年。这栋楼里住着河南的、四川的、湖南的、贵州的人，做瓦工的，踩缝纫机的，在镇上的厂里上三班倒的。楼道里有一股潮气混着煤油味，墙角堆着各家的蜂窝煤和旧纸箱。她一开始不习惯，后来也习惯了。二楼住着个四川来的裁缝，姓罗，楼里人都喊罗大姐。罗大姐踩了二十年缝纫机，做裤子最拿手，于晓莉带孩子没空出门，罗大姐隔三差五上来坐坐，抱着申聪逗他笑。沙庄这地方，房租便宜，厂子多，外地人来了先找房，找了房再进厂，一住就是好几年。楼里的人说起来，都是同一个打算：攒够钱，回老家盖房子。

头天晚上，于晓莉跟申军良商量，说这几天天气好，想带孩子去镇上照相馆照张相，寄回周口老家，让爷爷奶奶看看孙子长成什么样了。申军良说行，等这个月发了工资就去。照相的事还没去，孩子先没了。

申聪是2003年农历腊月初七生的。生下来白白净净，圆头圆脑，见人就笑。满月那天，申军良托人从镇上买回一对银手环，套在孩子手腕上，又给脖子上挂了块绿玉观音。银手环是申军良在厂里干了一个月攒下的钱买的。他那时候在增城的一家厂里做工，早出晚归，于晓莉在家带孩子，一家三口挤在江龙大道这栋出租楼的305房里。

他们是从河南周口出来的。申军良1977年生人，家里兄弟多，地少，出来打工是村里年轻人的一条路。先是在东莞，后来又到增城。石滩镇这地方，纺织厂、五金厂、纸箱厂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外地人一批批地涌进来，出租楼的房间一批批地住满。白天街上全是骑自行车赶工的人，铃铛响成一片；晚上出租楼里亮起灯，楼道里飘着各家的饭菜味，河南的胡辣汤，四川的豆瓣酱，湖南的辣椒。于晓莉刚来那阵子不认得路，去一趟菜市场要问两次人。后来她学会了，出门左拐，过两个路口，卖菜的在街尾巴上。

申军良在厂里上白班，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回来。于晓莉带着申聪，白天在出租屋里，晚上抱到楼下跟人乘凉。楼里人都认得这个孩子，白白胖胖，见人就笑，两只胳膊一伸一伸的，要人抱。罗大姐没事就把申聪抱到自己屋里，拿碎布头给他叠小玩意儿。

申聪丢的那天下午，罗大姐在二楼听见楼下乱糟糟的，下来看见于晓莉坐在地上，衣服上全是土，头发散着，嘴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孩子，我的孩子。那天下午，沙庄街上来了好几辆警车。民警把江龙大道两头堵了，一家一家地敲门问，有没有看见一个一岁大的孩子，白白胖胖的，手腕上戴着银手环，脖子上挂着玉观音。五金店的老板说，上午十点来钟，看见两个生面孔上楼，没看清脸。再问，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那年代，江龙大道这条街上没有监控探头。镇里的治安监控，要到好几年后才装起来。办案民警后来反复回忆，那条街，那栋楼，当时能用的线索，只有几双眼睛，和几句说不清的方言口音。

申军良中午接到消息。厂里的人跑到车间喊他，说他家里出事了。他骑自行车往回赶，骑到江龙大道口子上，看见警戒线，看见围了一堆人，看见罗大姐站在人群外头抹眼泪。他扔了自行车跑过去，于晓莉看见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说：他们把孩子抱走了。

申军良那时候脑子里空了。他后来能记住的，只有几个画面：305房的门敞着，里屋的床空着，申聪的枕头掉在地上；灶台上的铁锅还盖着盖，锅里的饭已经糊了；于晓莉的手腕上有一圈胶带勒出来的红印子，又肿又亮。

当天晚上，增城警方立了案。这起案子报到市局，市局又报了省厅，最后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办案的民警把那栋楼里住过的人一个一个地问，把江龙大道附近的出租屋一间一间地翻。那时候办案，靠的是两条腿，一张嘴，一份一份地做笔录，一条线索一条线索地跑。孩子丢了的头几天是黄金时间，民警带着申军良跑遍了增城的长途车站、客运站、码头，拿着印好的寻人启事，见人就问：见过这个孩子没有？银手环，玉观音。

专案组把协查通报印了厚厚一沓，发到增城周边的县市，连惠州、东莞都发了。那时候跨县查案子，靠的是传真和电话，通报到了哪个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就组织人查。江龙大道方圆几公里的出租屋、工地、砖窑，民警带着照片一处一处地走。有人提供过线索，说在博罗那边见过一个像的孩子，专案组连夜赶过去，到了地方，扑了空。这样的线索，头一年里申军良跟着跑过十几条，没有一条是真的。

没有消息。

申聪丢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一个月，没有消息。罗大姐把缝纫机从二楼搬到了窗户边，白天踩活儿，眼睛一直盯着楼下的院子，盯到天黑收摊。她盯了两年，盯到丈夫在别处找了房子，才搬走。搬走那天，她到305房门口站了站，于晓莉问她怎么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就是看看。后来听楼里的人说，罗大姐搬走以后，还经常托人来过，那个孩子，找回来没有。

于晓莉的精神状态从那天起就开始出问题。头几个月，她整夜整夜不睡觉，一听见外面有孩子哭，就光着脚往外跑，跑出几步又停下来，蹲在门口，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申军良把她送回周口老家住了一阵，医生说，这是受了刺激，得慢慢养。她把申聪的衣服和小玩具收在一个纸盒里，谁也不让碰。每年农历腊月初七，申聪的生日，她的身体先于记忆做出反应：头疼，睡不着，坐不住，天不亮就起来，把家里里里外外擦一遍，然后坐在门口，不说话。

申军良没敢当着她的面哭。他把厂里的活辞了，收拾了一个黑色旅行箱，装了一沓寻人启事，开始往外面跑。他跑的第一站是增城的车站，第二站是惠州，第三站是东莞。他后来跑遍了大半个广东，把寻人启事贴到哪，就把于晓莉一个人留到哪。他那时候还抱着一个念头：孩子几天就能找回来。快的话，一两个星期。慢的话，一两个月。他万万没想到，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十五年。

寻人启事是他自己写的：申聪，男，2003年农历腊月初七生，一岁，圆脸，失踪时手腕戴银手环，脖子挂绿玉观音。有知情者请与……他每到一个地方，先在纸上把明天要去的地方写下来，车站、市场、镇医院、长途客运站，然后一笔一笔地划掉。划掉的地方，就是没有消息的地方。

那年春节，申军良带着于晓莉回了周口。村里人问他，孩子怎么没带回来？他说，孩子还小，路上折腾。问的人多了，他答不过来，索性躲着人走。除夕夜，家里的电视放着春晚，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天，心里算着日子：丢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了年，初五他就出了门，背着那个黑色旅行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上人多，他靠着过道站着，把箱子抱在怀里，箱子里装着印好的启事，重得坠手。

开春以后，他往广州火车站跑了一趟又一趟。他把启事举在胸口，一张一张地发，发到双手发麻。有人接过去看一眼，摇摇头走了。有人骂他，说他拿假照片骗钱。他站在出站口的风里，把散落在地上的启事一张一张捡起来，拍干净，重新举起来。有一次他连续三天在候车室长椅上休息，夜里梦见申聪坐在里屋的床上咿呀说话，他伸手去抱，一碰就没了，人醒来发现只有冰冷的长椅。

那一年报纸夹缝中经常出现寻人启事，照片一寸大小，几行字，一个电话号码，他们大多数像申聪一样消失在出租楼、街角或者菜市场的拐角处，当时没有全国联网的DNA比对库，没有天网监控系统，也没有一键发布寻人平台。孩子丢了之后，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印刷启事，张贴、询问和奔走，跑的地方越多，找到的概率反而会变小，这种方法靠的是运气，在人口流动量大的年代里，什么比它更稀少呢？

申军良第一次听说人贩子这个词的时候，是在派出所民警告诉他的，如果是被抱走，多半是拐卖，孩子很可能已经被人贩卖到别的地方了，让他做好长期寻找的准备。他说他不信，他儿子一定就在附近，他一定能找到，民警看着他也说不出更好的话，给他倒了一杯热水，那杯水放在桌子上一直没喝，后来凉了。

那天晚上申军良回到305房，屋里还和以前一样，床空着、枕头掉在地上没人捡，灶台上的铁锅还盖着盖，他掀开锅盖，锅里的饭已经结成硬壳，于晓莉坐在里屋的床边，手里抱着小衣服，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对他说，又像是对自己说：

她听到楼下有摩托车的声音，她没有看，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申军良把这句话记在纸上。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句话，要等十一年，才有答案。

下一章《邻居》：这个孩子消失的四天前，另一个孩子在一个院子里，被一颗糖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