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西藏樟木口岸附近，成都军区组织边防建设视察，空军司令员候书军随队前往。两架直升机先后起飞，第一架平安飞行，第二架却在途中与地面失去联系。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普通的边防视察，竟成了候书军军旅生涯的转折点。
高原天气说变就变。云层、山谷、气流交织在一起，飞行员即使经验丰富，也很难完全排除风险。搜救人员经过连续寻找，最终在山崖附近发现失事直升机残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
事故发生后，军队立即展开调查。公开资料显示，失事原因与复杂天气、突发气流以及高原飞行条件有关。但在军队指挥体系中，任务一旦出现重大伤亡，责任并不会只停留在直接操作环节，组织者、指挥者和主要负责人都要接受审查。
候书军是这次视察行动的负责人之一，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也承担相应领导责任。调查并没有认定候书军亲自操纵飞机，更没有说他直接造成事故，可领导责任依然必须追究。最终，候书军和张太恒被免去职务，候书军也由此退出现役。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惋惜，是因为三年前的候书军，正处于军旅生涯的高峰。1988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在许多人看来，这位从战火中走出的老飞行员，已经成为人民空军的重要骨干。
他的军旅起点并不轻松。1943年，候书军参加革命。抗日战争仍在继续，空军建设几乎从零起步，能够进入航空部队，本身就意味着要面对极高风险。1946年，他前往东北，进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当时的训练条件十分简陋。学校使用过日军遗留下来的飞机，零部件短缺，地面设备也不齐全。飞机能不能正常起飞，往往要经过反复检查和临时修整。飞行员面对的不是完善的训练系统，而是一场场拿生命作代价的摸索。
东北冬季严寒，机场条件又差，飞行训练常常在困难中进行。候书军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退缩，反而把大量时间用在钻研飞行技术上。1949年，他完成学习并毕业，随后进入人民空军部队服役。
真正考验很快到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投入作战。候书军当时实际飞行经验并不算多，却被派往前线。第一次执行任务时，他驾驶的飞机遭到敌方火力攻击，仪表盘被打坏，返航途中甚至无法准确掌握油量。
飞机最终安全降落，但这次经历让他明白，战场上的空战没有“差不多”。一个判断失误，代价可能就是生命。此后，他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夜间飞行和夜间作战技术，回国后担任夜间作战部队指挥员。
1952年，在一次夜间作战中，候书军驾驶战机升空迎敌，并击落一架敌机。相关资料将其记载为中国空军较早取得夜间击落战果的飞行员之一，他因此荣立一等功。这个战果的意义，不只在于击落敌机，更在于人民空军开始逐步掌握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抗美援朝结束后，候书军没有离开航空部队，而是继续参与空军训练、指挥和建设。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期间，他担任空军第二军副军长，负责西线方向的空中支援与侦察任务。西南地区山高谷深，天气变化快，空中行动必须与地面部队密切配合。
有一次，他在任务准备中对部队人员说：“飞行员是空军最宝贵的财富。”这句话并非简单的口号。飞行计划、气象判断、航线选择和返航条件，任何一项出现疏漏，都可能给飞行员带来危险。候书军长期在一线工作，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
1983年，他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负责东南沿海空防。两年后，百万大裁军展开，军队编制大幅调整，福州军区也在调整范围之内。许多干部面临重新安排，候书军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调整结果是，他转任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成都军区辖区辽阔，西南方向地形复杂，空防和边境保障任务都很重。候书军到任后，重视飞行训练质量，也关注装备使用和部队协同，继续把多年积累的实战经验带入日常指挥。
然而，军人的履历并不只由战功书写。1991年那场高原直升机事故，让一个经历过抗美援朝和边境作战的中将，突然离开了服役多年的岗位。对候书军而言，免职不是因为战场失利，而是因为一次重大事故所对应的领导责任。军队的功过可以分开评定，责任却不能因个人战功而被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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