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5日，湘鄂边洞柘湾，贺英在枪声中醒来。她没有选择撤退，而是抄起长枪，指挥游击队掩护伤员和家属转移。此时的她，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地方武装首领，而是许多红军家属和苏区群众眼中的“靠山”。
敌军越逼越近，屋内的弹药不断减少。贺英右腿中弹，腹部又连中两枪，其中一发爆炸性子弹造成重伤。战友想背她突围，她却催促道：“别管我，先把他们送出去。”这句话，成了她留给身边人的最后命令。
贺英把年仅8岁的外甥向轩叫到跟前，交给他两把枪，让孩子赶快去找贺龙。随后，她留下来继续射击。天色渐亮，枪声渐稀，敌人以为屋里已经无人，竟然不敢马上冲进去。
他们从门缝向里窥探，只见贺英背靠墙壁，手中的长枪仍然握着，双眼圆睁。敌人先朝遗体开枪试探，确认没有动静后，才敢靠近。这个细节后来广为流传，并非因为它带有传奇色彩，而是因为贺英生前在湘西一带确实有很强的威慑力。
贺龙得知姐姐遇害时，悲痛难忍。他托人设法收殓遗体。当地群众冒着风险，将遗体收拢、缝合，安葬于洞柘湾。三天后举行安葬仪式，参加者中有红军指战员，也有普通百姓。敌人可以毁坏遗体，却无法阻止乡亲们送她最后一程。
贺英的性格，很早便显露出来。她出生在湖南桑植洪家关，比贺龙年长十岁。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出生后，照料孩子、操持家务的重担，很早就落在她肩上。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香姑，正是乡亲们对贺英的称呼。
她不识多少字，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面对当地强迫女孩裹脚的旧俗，贺英不但拒绝，还劝妹妹们把裹脚布解下来。她曾对家人说，穷人家的女孩要下地干活、挑担养家，脚被裹住，日子只会更难过。
这件事并没有停留在贺家。贺英把附近三十多名年轻女子召集起来，向她们讲裹脚的危害，又请识字的人写标语，逐户劝说家长。洪家关一带后来逐渐废除裹脚习俗，贺英在乡间的威望，也由此建立起来。
1906年，20岁的贺英与表兄谷绩庭成婚。谷绩庭在湘西一带交游广泛，曾组织贫苦农民持枪反抗地方势力。贺英没有躲在家中，而是参与其中，练习枪法。时间一长，她成了队伍里少见的神枪手，被人称作“凤头大姐”。
1922年重阳节，谷绩庭被陈渠珍部下诱骗赴宴后杀害。贺英亲自料理后事，又接过了这支队伍。她明白，丈夫死后，队伍如果失去约束，极可能变成一盘散沙。于是她整顿纪律，联络地方武装，曾一度攻入桑植县城，维持地方秩序，获得群众支持。
真正改变贺英方向的，是1927年前后的政治局势。北伐期间，贺龙驻军武汉，曾写信接她前往。武汉的革命气氛使她逐渐认识到，单靠个人报仇和地方争斗，不能解决百姓受压迫的问题。
1927年离开武汉时，她已经看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危险。她对贺龙说：“那些人只想升官发财，靠不住。我回桑植，把后方队伍稳住。”不久，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革命群众遭到镇压，贺英的判断很快得到印证。
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奉命回到湘西开展武装斗争。贺英见到弟弟后，得知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拥护。她说：“共产党好，你是，我也应该跟着干。”随后，她把自己掌握的一千多人和武器交给贺龙，成为创建湘鄂西革命力量的重要基础。
这并不是简单的“交枪”。贺英还把自己在地方积累的威望、关系和情报网络一并交了出去。主力部队转移后，她重新组织游击队，留在桑植坚持斗争。红军遭遇困难时，她曾带人奔袭几十里，筹集粮食、物资和经费送往主力。
见到战士们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她没有只顾落泪，而是提醒贺龙，带兵必须把人心组织起来，能编一个班就编一个班，能编一个连就编一个连，队伍只有真正团结，才能在山里站住脚。
1930年4月，红二军团主力行动后，贺英奉命留下，负责湘鄂边的地方武装。敌人趁主力离开，反复清剿苏区，搜捕红军家属。贺英知道，后方一旦垮掉，前线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始终坚持掩护群众和伤员。
遗憾的是，叛徒告密使敌人掌握了游击队驻地。那一夜，她带着不足的兵力苦战至天亮，直到心脏中弹才倒下。牺牲时，贺英仍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周逸群等人曾认为，她留在党外更便于团结地方力量，入党手续因此未能完成。
1989年，黄新廷将军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提出应当追认贺英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迟来的愿望，记录的不是一纸身份，而是她把队伍、家乡和生命都交给革命事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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