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后来影响深远的讲话，这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有人说毛主席当年“炮轰公知”，这个说法挺抓眼球，但说实话不太严谨。1956年那会儿，根本没有今天网络语境里的“公知”这个标签。毛主席讲话针对的也不是某个固定的知识群体，而是在谈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该怎么走自己的路。
那今天重新聊这个话题，到底在聊什么？
这事儿，可能比“公知又回来了”复杂得多。
当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讨论了十组关系，最后一组就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篇讲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时中国刚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但这里最容易产生一个误解。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外国的东西不要学”。
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学习本身，而是“盲目地学”“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换句话说，毛主席当年真正反对的，是那种“看到别人就觉得别人天然高级、自己的东西天然低一等”的心理。
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学习别人。不学习才危险。
真正麻烦的是，把学习变成了服从，把参考变成了标准，把别人的问题意识直接变成了自己的问题意识。放到今天的学术环境里看，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
过去几十年，中国现代学术取得了巨大进步。研究方法越来越规范，大学和科研体系越来越成熟，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绩。
问题出在另一头。当“国际化”“规范化”慢慢变成评价中的硬指标以后，一部分研究就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
原本应该问“中国现实里发生了什么”，最后却容易变成“国际期刊最近讨论什么”；原本应该寻找能够解释现实的理论，最后却可能变成先拿来一个理论，再到现实里找能塞进去的案例。
顺序一颠倒，味道就变了。
这才是今天最值得琢磨的反常现象。
可打开互联网就会发现，只要涉及就业、房价、生育、教育、算法、婚恋这些问题，“专家”两个字有时候甚至带上了点调侃的味道。
怎么回事？难道大家突然开始反智了？恐怕没那么简单。
真正的问题，是过去一些年知识生产中出现了一种“指标化”倾向。教师评职称要看成果，学校考核要看成果，申请课题要看成果——指标本身不是问题，没有评价体系，学术没法运行。
麻烦在于，指标一旦从“评价研究的工具”变成“决定研究方向的目标”，整个逻辑就可能倒过来。
研究者最先考虑的，不再一定是“什么问题最值得研究”，而可能变成“什么问题比较容易发表”“什么理论比较热门”“哪个选题能体现创新”。
真正优秀的学者从来不会害怕把问题讲明白。能把复杂问题解释清楚，才是真本事。
互联网出现以后，有一个巨大变化经常被低估。过去知识生产最重要的一道门槛是什么？不是智商，而是资源。
现在完全不同了。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0.1%。更值得注意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已经达到6.02亿人，普及率42.8%。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掌握在少数机构手里的部分知识工具，正在迅速平民化。
一个做制造业20年的工程师，可以公开讲产业链；一个程序员可以拆解平台算法；一个基层从业者可以告诉你政策真正落到执行端以后是什么样；一个长期研究历史的普通人，也可能利用数字数据库查阅过去难以接触的资料。
他们当然未必都正确。网上错误信息、情绪判断、伪知识一点也不少。可真正改变格局的是：他们现在有资格加入讨论了。
而AI又把这道门槛往下推了一截。以前一个普通人进入陌生领域，最难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现在AI可以辅助解释术语、整理资料、比较观点、处理数据。
AI当然会出错，不能代替人的判断。但它已经足够完成一件事：让“知识生产的入场券”变得便宜。过去的问题是普通人没有工具，只能听专家解释。现在的问题开始变成：专家凭什么让普通人相信？
这反而未必是坏事。因为真正健康的知识社会，本来也不应该靠“谁的帽子大”来决定谁正确。
70年前，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面对外部经验，中国必须学习，但不能失去自己的判断。
70年以后，问题换了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国外理论还能不能解释今天的中国现实？大学里的评价体系能不能鼓励真正重要的问题？专家的权威究竟来自头衔，还是来自能够经受检验的知识？
互联网和AI又把越来越多普通人拉进了知识生产现场。这意味着“公知”“专家”“民间学者”这些身份标签，将来可能都会越来越不重要。
真正决定一个观点能不能站住的，只会越来越回到几个最朴素的问题：材料是真的吗？逻辑通不通？能不能解释现实？敢不敢接受反驳？
如果一种知识只能依靠术语维持高级感，只能依靠身份维护权威，那么AI时代到来以后，它的日子恐怕只会越来越难。而真正需要解决的，也从来不是“谁来消灭一群人”。
而是一个更现实、也更难回答的问题：当普通人已经能够自己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的学术界还能不能拿出真正值得他们相信的答案？
这个问题，70年前有人在思考，70年后，依然值得每个人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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