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近科研圈最大的新闻应该不是谁发了什么论文，获得了什么奖项，而是“耿同学”被招安了。
那个今年突然闯进中国学术圈的“耿同学”，本名耿洪伟，日前宣布已经落户杭州，并获聘为浙江传媒学院科普产业学院特聘讲师。
9月初举行的首届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上，他获得了这个新身份；
9月7日，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又发布消息，介绍了他落户杭州后的工作设想。
当然特聘讲师和正式编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可如果我们把“招安”理解成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比喻，那我觉得这个词还真有点意思。
因为一个人在体制外说话，和一个已经拥有体制内身份的人说话，面对的世是不一样的。
02
今年4月以来，耿同学通过“耿同学讲故事”持续举报高校学者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
相关举报引发了大量关注，多所高校也对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处理。
那个时候的耿同学，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属于任何人”。
他不需要给哪个学院领导面子，也不需要考虑自己所在单位的名声，更没有一个上级领导需要维护。
看到论文有问题就研究；觉得事情不对就举报。
谁被卷进去，都不影响他第二天继续发视频，继续打假。
在他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的时候，才真的敢把事情说到底。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个月里，很多人会把他看成一个“孤勇者”。
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未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改变。
浙江方面公开发布的信息同样提到，他未来仍会关注科研诚信问题。
所以我并不认为现在就可以下结论说：耿同学被收编了，从此不打假了。
这种判断既武断，也低估了一个成年人自己的选择，更低估了耿同学的热枕。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一个孤立的监督者开始拥有身份之后，他还能不能保持过去那种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监督能力？
03
我们都说招安，可究竟什么是招安？
古代的招安故事之所以反复出现，并不是因为英雄一旦穿上官服就必然变坏。
人不会因为换了一身衣服，第二天就突然失去理想。
梁山好汉不会因为突然穿上了官服，就变成了贪官污吏。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利益关系，是你所处的位置。
以前你只有一个目标把事情做好。
后来你多了一个单位，多了一群同事，多了领导，多了职业发展。
你多了很多很多需要维护的关系，多了一个你舍弃不下的能轻易砸掉的饭碗。
于是很多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微妙。
假设未来某一天，耿同学发现某个高校教授的论文存在问题，而这个教授恰好是合作单位的人；或者被质疑的科研团队恰好和他所在学院正在合作。
这个时候，他还会不会像过去一样，拿起手机就干？即使他愿意拿起手机继续举报那么他的学校还能容纳他吗？
今天他说某个教授有问题，大家说他是勇敢的监督者。
明天他说某个教授有问题，可能有人先问这个人和你们学校有没有关系？
再过一天，他说某个科研项目有问题，可能有人开始提醒：你现在也是高校老师了，说话要注意影响。
他需要考虑的东西已经比过去多了，这就是身份带来的改变。
到最后他甚至不需要被谁明令禁止。
只要他知道什么话说出去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他就会开始自己筛选。
这才是最隐蔽的约束，这也就是招安对古典主义英雄最大的压制。
04
当然我并不认为他做错了，或者说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我都尊重并且祝福。
人毕竟不是文学作品里的梁山好汉。
人需要吃饭，需要工作，需要家庭，需要职业，需要未来。
我们不能一边要求一个人永远当孤勇者，一边又把所有改变社会的责任都压在孤勇者身上。
这不公平。
耿同学过去做的事情，本身已经有足够的价值。
他让很多普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论文也可以被普通人质疑，原来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学术头衔，也不是天然免检的。
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喜欢他，就要求他一辈子保持那个最锋利的样子。
一个人可以有理想，也可以想要稳定生活。
可以追求社会认可，也可以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正式的承认。
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耻的，甚至都是应该得到尊重。
真正应该被追问的从来不是耿同学，而是为什么我们总需要一个耿同学。
为什么科研诚信问题，要等一个网红跑出来之后，才有这么多人关注？
为什么一些学术不端问题，需要靠一个体制外的人不断曝光，才推动处理？
为什么监督机制不能自己发现问题？
如果我们永远都只能等待侠客来惩罚贪官污吏，那么贪官就永远不会被解决。
人会疲惫，会改变，会妥协，会成家，会想要稳定，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真正期待的从来不是耿同学不要被“招安”，而是这个系统真正学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永远拥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英雄，而是有一天说真话不再需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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