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的悲剧,在欧洲上演了近两千年,至今没有落幕。
这两年看欧洲新闻,心里总不是滋味。伦敦的街头,一位戴小帽的犹太老人被人指着鼻子羞辱;巴黎的地铁里,犹太学生不敢张口说母语;柏林一家犹太餐馆的橱窗碎了一地;曼彻斯特的赎罪日,会堂门口竟然见了血。海牙国际反恐中心最近的分析说得很透彻:极右翼、极左翼、极端伊斯兰势力,三股水搅进了同一条河。
有人会问,欧洲挨过两次世界大战,立了那么多反歧视的法,建了那么多纪念馆,怎么这把邪火还是隔三差五地烧起来?答案藏在骨子里。这不是哪个疯子一时兴起,这是整套社会机器在运转。每当瘟疫、萧条、战败这些大祸临头,总有一只手习惯性地伸向街角那户犹太人家。
这一切的起点,得从公元33年前后说起。耶路撒冷钉死了一个叫耶稣的木匠。彼拉多手下的处决多了去了,这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可随着基督教兴起,一个神学分歧被无限放大:基督徒认定耶稣是救世主,犹太人偏偏不认这个账,坚称弥赛亚还没降临。搁在学术圈里,这不过是场辩论。四世纪基督教成了罗马国教之后,性质彻底变了。整个欧洲的教堂、主教、圣经故事,铺天盖地压下来,一个“杀了我们主”的群体,成了众矢之的。这句话在讲道台上讲了上千年,连不识字的农夫都能倒背如流。
经济上的算计更阴暗。教会法不许基督徒之间收利息,可借贷这活儿社会离不了。怎么办?甩给犹太人。他们被排除在行会之外,买不了地,只能窝在指定的街区里,靠放贷、典当过日子。宗教上的“异端”帽子,配上经济上的“吸血鬼”骂名,两块石头压在头顶,一压就是千年。底层的百姓恨的真是犹太人吗?他们恨的是还不清的债,是歉收的田,是主人的鞭子。可这些东西惹不起,街对面那个放贷的邻居,下手最容易。
中世纪的君王把这套把戏玩得炉火纯青。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纸敕令,把犹太人全部赶出英伦三岛,债权财产顺手笑纳,这一禁就是三百六十多年,直到克伦威尔时代才松动。法国更狠,从菲利普二世到查理六世,驱逐、召回、再驱逐,来回折腾了四回,每次赶人之前先把钱袋掏空,国库见底了再把人请回来继续薅。1492年,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签下《阿尔罕布拉敕令》,二十多万犹太人被赶下海,同一年,哥伦布扬帆去了美洲。荒诞吗?历史就爱开这种玩笑。十字军东征更是让人不寒而栗,1096年第一次东征,队伍还没走出欧洲,莱茵河边的沃尔姆斯、美因茨、科隆,犹太社区已经被血洗了一遍。
1348年的黑死病,把这套逻辑演到了极致。瘟疫卷走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约两千五百万条性命。恐慌中的人们急需要一个说法,“犹太人往井里投毒”的谣言瞬间蔓延。真相如何?犹太教的饮食洁净、洗浴律法极其严格,社区死亡率反倒更低。可这个“反常”没有救他们,反倒成了所谓“铁证”。斯特拉斯堡1349年一年烧死约两千人,美因茨、纽伦堡、巴塞尔的社区几乎被连根拔起。看明白了吗?财政吃紧时放血,瘟疫来时背锅,民怨沸腾时泄愤,欧洲不是讨厌犹太人,是在“使用”犹太人。
十九世纪,仇恨完成了一次致命升级。1879年,德国记者威廉·马尔造出“反犹主义”这个词,矛头从“信什么”转向了“是什么”。过去改宗还能保命,如今血统论宣判你生下来就有罪,一辈子洗不白。社会达尔文主义、颅骨测量学这些伪科学,当年竟是学术界的时髦货。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一位犹太军官被诬叛国,整个社会撕裂成两半,也在赫茨尔心里种下了复国主义的种子。这条路的尽头,所有人都知道,1935年《纽伦堡法案》、1938年“水晶之夜”、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六百万条生命,消失在流水线般的屠杀机器里。
二战之后,反犹成了明面上的禁忌。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之后,加沙的战火烧了两年多,欧洲街头的反犹事件断崖式反弹。这回动手的不只是光头党:极右接着讲种族老调,极左把“反以色列政府”和“恨犹太人”搅成一锅粥,极端伊斯兰势力借巴以冲突煽风点火。
这里必须把话说清楚。批评一国政府的具体政策,与仇视一个民族,根本是两码事。前者是正当讨论,后者是集体污名化。中国主张“两国方案”,反对一切种族歧视,也反对践踏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益。这个立场恰恰点破了死结的所在:一个社会只要还需要制造“内部敌人”来消化矛盾,被选中的那群人就永远悬在刀口上。
两千年的血泪,本该是全人类的功课,不该是随取随用的工具。下次再看到街头那些涂鸦和暴行,别急着问“他们怎么又开始了”,先问问自己,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又在找替罪羊了?想通这一层,历史才算没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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