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哈夫达尔、凯莉・弗洛伦斯
上映年份：2019年
导演：乔丹・皮尔
编剧：乔丹・皮尔
主演：露皮塔・尼永奥、温斯顿・杜克
制作成本：2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2.496 亿美元
复仇是一个自古便存在的概念。《圣经・出埃及记》21章23节记载：“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威廉・莎士比亚在1599年的《哈姆雷特》中也书写了复仇。第一幕里，父王的亡魂勒令哈姆雷特，向克劳狄斯复仇——这位叔父卑劣地弑兄，夺走兄长的性命、王后与王位。哈姆雷特立誓，要乘着快如沉思、疾似相思的羽翼，即刻奔赴复仇之路。
复仇同样是艺术作品的经典母题。彼得・保罗・鲁本斯1612年的名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最知名的复仇主题画作之一，描绘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种赠予人类而遭受酷刑。这幅作品承载着一则神话训诫：“世间最大的背叛，莫过于冒犯神祇，尤其是希腊诸神——他们是史上报复心最重的生灵。”
另一幅卡拉瓦乔1599年的画作《朱迪思斩杀荷罗浮尼》，展现了人为保全族人所能做出的极端举动。画作以残酷血腥的笔触刻画：荷罗浮尼酩酊大醉之际，朱迪思割下他的头颅，以此阻止敌军彻底摧毁自己的故乡贝图利亚城。
一份2002年的报告显示，1974至2000年间，美国六成校园枪击事件的作案动机均为报复。这并非近代才出现的心理，而是贯穿人类历史、挥之不去的执念。
该研究表明，极度看重权势的人，一旦遭受侵害，会认为自身权威受到折损，更倾向于想方设法报复、讨回公道；而内心更包容、善于共情、心系他人福祉的人，则很少执着于复仇，即便遭遇同等伤害，也不会执着于索取补偿。
但那些受辱后执意完成报复的人，长远来看未必会获得真正的快乐。倘若复仇无法带来慰藉，人类为何仍执着于此？有一种假说给出解释：“惩戒他人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手段。人们甘愿牺牲自身安宁，也要惩处作恶之人。”
深入研究恐怖片里的复仇片子类型时，你会发现大量影片都围绕强暴复仇这一题材展开。在故事创作中，强暴情节常被用作人物背景，或是赋予女性角色反抗力量的叙事工具，但电影学者们对此种创作手法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吉尔・古托维茨曾表示：“不少编剧塑造的女性主角形象立体完整，强暴复仇类影片观看后能带来情绪慰藉，对于性侵受害者群体而言尤其如此。但影视角色终究是现实女性的投射，其实有无数种动机、行为方式与人生过往，都能塑造出饱满复杂、富有张力的女性形象，未必非要借助强暴桥段。”
我们打算从全新的视角剖析恐怖片里的复仇内核：女性复仇者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身世背景？她们的复仇动机与男性复仇者又存在何种差异？
2019年乔丹・皮尔自编自导的影片《我们》，便是一部构思极具独创性、情节扣人心弦的复仇佳作。影片围绕阿德莱德与瑞德两位女性展开，两角均由露皮塔・尼永奥饰演。电影结局揭晓，多年前的某个夜晚，两人在游乐园互换了人生。 这段剧情呼应了民间传说中的换生灵概念：精灵偷走人类孩童，再留下自家仙童取而代之。
二重身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二重身指与本人无血缘关系、容貌完全一致的替身，常被描绘成灵异超自然现象，普遍被视作厄运降临的预兆。另有诸多传说故事将二重身等同于邪恶双胞胎。如今该词也泛指所有容貌高度相似的陌生人。
自体幻视是精神病学与神经医学专业术语，指患者产生分身幻觉，能在远处看见自己的躯体。该症状常见于精神分裂症与癫痫患者，学界认为它或许可以解释各类分身灵异传闻，同时也常被视作死亡将至的征兆。
1884年有一则临床病例：一名男子起初看见自己的分身性情温和，可后来分身愈发独立、拥有自我意识，男子不堪分身带来的精神羞辱，最终开枪自尽。
1994年另一例病例记录，一名男子产生幻觉并与自己的分身搏斗，场面近似《鬼玩人2》（1987）里阿什（布鲁斯・坎贝尔）与被恶灵附身的自己的手掌缠斗的桥段。这名男子为摆脱身心分裂的痛苦，从三楼窗户一跃而下。
先天禀赋与后天养育之争，也是解读《我们》可深挖的一大命题。纪录片《孪生陌生人》（2018）记录了三胞胎的真实经历：他们一出生便被迫分离，分别被送往家境、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家庭收养。研究人员长期追踪三人的成长轨迹，探究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究竟会对人生道路、个人抉择、身体健康与性格塑造产生何种影响。这项研究最终未能得出明确结论，后续更曝光该实验从未通过伦理审批。
这一议题恰好契合《我们》中特权与机遇的核心设定，也解释了地下束缚者与地上自由人的天壤之别。影片中生活在地面的人类手握选择权，拥有自主掌控人生的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居住在地下的束缚者却得不到同等机遇，只能被动走上早已安排好的命运，毫无自主权，只能盲目听从摆布。通往地下的扶梯只下不上，这正是社会特权的隐喻：在现实社会中，底层群体想要冲破层层壁垒、跨越命运阻碍，难如登天。
现实中，拉斯维加斯城市地下绵延上千英里的泄洪隧道里，藏匿着五百至一千名与世隔绝的居民。而H.G.威尔斯的中篇小说《时间机器》塑造了莫洛克人一族，他们常年生活在地下，白天无法来到地面之上。
阶级的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在其他群体间的影响力，以及改造所属社群的能力所获得的社会地位。”阶级歧视指“对弱势从属群体（即不具备先天或后天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与特权的人群）实施系统性压迫”，维系这套压迫的是一套价值观念体系，该体系“依照经济水平、家世血统、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将人划分三六九等”。
电影《我们》中，阶级以富人与底层穷人两大群体具象呈现：“阶级歧视论调宣称，优势阶层群体比工薪底层群体更聪慧、表达能力更强。借此，优势阶层（中上层与富裕人群）垄断话语权，为整个阶级体系定下何为‘正常’、何为‘得体’的标准。”
《我们》的复仇主线，建立在瑞德对地上世界早已有所了解这一设定之上。《地下怪物》（1984）、《七宝奇谋》（1985）以及“全美携手慈善活动”（1986），都是影片借瑞德的童年经历、她接触过的媒介埋下的线索。影片开篇镜头里出现了这两部电影的录像带，二者都探讨阶级与特权的对立关系，故事核心也都围绕地下族群展开。这些主题与社会批判，为《我们》增添了极具吸引力的深度表达。
数十年来身处不公的生存环境，瑞德心中积压了满腔怒火与委屈，她选择如何宣泄这份情绪，是整个人物成长弧光的核心。尽管复仇看似能带来情绪释放的爽感，但相关领域专家认为，还有更健康的方式去处理这类复杂情绪。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卡塔西斯（净化宣泄）一词，用以阐释悲剧能够疏导、净化人内心情绪的疗愈作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将其定义为心理治疗中，重新直面、体验被压抑情绪的过程。
多项研究表明，执着于复仇的人，攻击性普遍远高于选择放下的人。布拉德・J・布什曼的研究指出：“靠发泄怒火来平复情绪，无异于用火油灭火——只会让火势愈燃愈烈。宣泄会不断激化攻击性想法与感受，进而催生更多暴力对抗行为。”
瑞德拥有漫长岁月筹谋针对地上世界的复仇，但这不代表我们应当效仿她。与之相反，人应当唤醒自身“宽恕本能”，以此“抑制复仇欲，释放愿意向前看的信号”。
那些地下束缚者从地底涌上地面、屠杀对应的地上同胞后，内心是否获得了慰藉？或许是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成为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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