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窗口办社保，窗口的人把材料推了回来。她说我名下注册着一家建筑公司，注册资本上千万，不符合领取失业补助的条件。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表格，脚底下像生了根。扫了半辈子地，手比脸都干净，怎么就成了千万老板？
当晚我翻箱倒柜，身份证早不知道丢哪年去了。婆婆坐在阳台上，含糊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也没在意。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那句话就是全部的线头。
01
街道办的窗口前排着长队。
我前头那老头为了一张表跟人吵了半天，我站在后面，左腿换右腿，站得脚底板发麻。轮到我时，我把材料递进去。
窗口里坐着个年轻姑娘，戴眼镜，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她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屏幕，眉头皱起来。
“蒋玉宁？”
“是我。”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停，把材料从窗口推出来：“您这个办不了。”
“怎么办不了？我上个月来还行的。”
“您名下注册了一家公司。”她指着屏幕，“嘉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您占股百分之七十。像您这种情况，不符合领取失业补助的条件，之前发的可能还得追回。”
周围排队的人齐刷刷朝我看过来。我一把抓住窗口边沿：“同志，你搞错了吧？我扫了半辈子地，连公司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系统不会错的。”她把屏幕转过来，让我看上面的法人信息，“蒋玉宁，身份证号跟您的一模一样。”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名字，看了足足半分钟。那确实是我的名字，每一个字都认识，放在一起却陌生得吓人。
从街道办出来，太阳晒得人发晕。我走在马路边上，经过菜市场，平时总打招呼的摊贩喊我，我都没应声。脚底下跟踩了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
回到家里，我把房门反锁，翻出那个装证件的旧铁盒。
户口本、房产证、退休证都在，唯独身份证不见了。
我翻遍了抽屉，把衣柜顶上的被褥都掀下来找了一遍。
没有。
丢了多久了？我坐在地上想了半天，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一次用身份证是什么时候。
婆婆从阳台上探进头来，看了我一眼，嘴里含糊嘟囔了一句。
“什么？”我抬头问。
她又不说了，转回身继续坐在藤椅上晒太阳。
晚上，我把亡夫周志远的遗照从柜子里拿出来，用湿布擦了又擦。照片里头他穿着工装，笑呵呵的，像活着的时候一样。
“志远，”我说，“你留我一个人，我可不能让人骑到脖子里。这事我不闹明白，我就不叫蒋玉宁。”
话说完，我把遗照放回原处。抬头正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眼角的皱纹不知道怎么时候又添了几道。
这一夜我没睡好。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窗口那个年轻姑娘说的那句话：注册资本一千万，占股百分之七十。
一千万，我活了大半辈子连十万块现金都没摸过。
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一会儿，梦里有人站在黑暗中冲我笑。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你老板。”
我猛地惊醒，后背全是汗。
02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坐公交去工商局。
大厅里取号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轮到我的时候，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听我说要查公司内档，摇了摇头：“个人不能查公司内部档案。”
“那是我名下的公司。”
“那也不行，您得带相关证明，走信访流程。”
我站在柜台前还想多说两句，后面排队的人已经在催了。
我只好让开，蹲在楼梯间里，看着墙上挂的办事指南，掏出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信访材料，要等三周。
我没等。我掏出手机给儿子周凯打了个电话。
“妈，你什么时候有个公司了？”周凯在电话那头也懵了。
“你别管我什么时候有的，你帮我在电脑上查查这家公司的底。”我把名字报给他，“查到了发给我，越快越好。”
当天晚上，周凯发来一串信息。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槐树胡同18号。那是公公留下的老宅。
我看了一眼地址，脊背一阵发凉。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了槐树胡同。
巷口那棵老槐树还在，落了满地叶子。
我走到18号门前，门上贴着一张白纸，被风掀得哗哗响。
走近了才看清，是银行的查封公告。
落款时间是五年前。上面写着：该房产因抵押贷款逾期未还，已被依法查封。
我站在门口，从头凉到脚。这房子什么时候被抵押的？抵押了多少钱？变成了谁的名字？我一个字都不知道。
我扶着门框，慢慢蹲下来。脚边有一片枯黄的槐树叶子，被风卷着打了两个转，又落回地上。
我掏出手机，手指头有点不听使唤，拨了几次才拨对号码。电话接通了，周凯在那边喂了一声。
“儿子，”我说，“老宅被抵押了，五年前就抵押了。我一个字都不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周凯说：“妈，你先回来。这事不对劲，咱得搞清楚。”
挂了电话，我站在老宅门口，往里头又看了一眼。窗户上的玻璃蒙了一层灰，看不清里面的样子。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寒颤。
我转身往公交车站走。走出十几步回头，又看了看那扇贴满封条的门。那是我公公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啊。
回程的公交车上，我靠着车窗想了很久。
身份证丢了，老宅被抵押了，名下冒出一家公司。
这三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中间肯定有一根线串着它们。
我现在看不见那根线。
但我迟早会看见。
回到家里，婆婆正坐在桌边剥花生。
她看见我回来，咧开嘴笑了：“回来啦。”我应了一声。
她又低头剥花生，嘴里絮絮叨叨，有一句没一句。
我站在厨房门口，听见她模糊说了一句：“周广福……印章不能乱给外人……”
“爸的印章？”我走过去，“什么印章？”她抬头看我，眼神愣愣的，像不认识我：“你是谁啊？”我张了张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03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翻公公留下的遗物。
公公周广福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只木头箱子。
我把它从床底下拖出来，箱子上盖着一层塑料布，积了厚厚的灰。
箱子里面装了几件旧衣服，一本花名册，还有一只旧搪瓷缸。
搪瓷缸很旧了，白底蓝边，掉了好几处瓷，露出底下的黑铁皮。缸子里面放着几枚废印章，还有一张叠得皱巴巴的借条。
借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金额不大，五千块，日期是十几年前的。
借条落款处有一个签名，龙飞凤舞的，看不太清楚。
我把借条叠好，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又看了一眼缸子里的印章，犹豫了一下，把缸子整个带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邮局的笔迹鉴定窗口。
工作人员看完借条，报了个价，三千八。
我站在台子前面愣了一下。
三千八，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还要多。
我掏出口袋里的存折，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最后还是递了进去：“做。”
“一周后来取。”
那一个星期，我过得很煎熬。
白天去扫街，扫着扫着就走了神，好几次被路过的车按喇叭提醒。
夜里躺在床上一闭眼，满脑子都是那张借条上的签名。
结果出来那天，我坐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拆开信封。鉴定报告上写得很明白：该签名与周广福生前留存的笔迹样本不一致，存在模仿痕迹。
我的手抖了一下。那张借条上，公公的名字是被人仿写的。那会是谁？谁要仿写一个老头子的签名？
我把报告塞回信封，坐在台阶上好久没有动。
太阳晒得我额头冒了汗，我也没去擦。
回到家里，婆婆正在吃午饭。
看见我进门，她抬起头，嘴里含着饭含含糊膏说了一句：“徐鹏那娃子……”
“徐鹏怎么了？”我在她对面坐下来。
她咽下饭，目光直直地看向前方：“徐鹏那娃子……拿了你爸的章……盖了好多纸……”我刚要追问，她的眼神又涣散了。
她低下头继续扒拉碗里的饭，好像刚才什么都没说过。
我坐在那儿，心里翻江倒海。
徐鹏。
公公生前带的最后一个徒弟。
公公去世那年，他忙前忙后，又是办丧事又是跑抚恤，我还当他是恩人。
恩人？
我攥着口袋里的鉴定报告，指节发白。
晚上，我把那只搪瓷缸从柜子里拿出来，对着台灯看了一遍又一遍。
缸子底部的边沿有一道裂纹，细得几乎看不见。
我伸手摸了摸，指腹有一点点硌。
我没多想，把缸子放回了柜子里。
04
徐鹏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徐鹏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灰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一篮水果，脸上挂着笑。
“蒋姐，在家呢。”
我在围裙上擦了一把手，没有应声。
他自来熟地走进院子，把果篮放在门口的石墩上，四下打量了一圈：“这院子看着还是老样子。小时候我常来，那会儿周师傅还在世呢。”
“你有什么事？”
“啧，我是来跟您说清楚的。”他笑着递过来一个文件袋，“公司的事，我当面跟您谈谈。”
我没接。他也没在意，自己拉开拉链，取出一张纸。纸上写满了字，最底下有一行签字栏，我的名字已经打印在上面了。
“蒋姐，事情是这样。早年我师父在世时，让我帮着注册了一家公司。当时图方便，用了您的名义。公司这些年一直是我在打理，没给您添过麻烦。但现在政策清查，挂名股东的事得处理一下。”他把那张纸往我面前推了推，“您在这头签个字，把股权转出来，我给您十万块钱，大家就都清净了。”
我看着那张纸。纸上有一行字：确认股权代持协议真实有效。
“这字我不签。”
“蒋姐……”
“你告诉我，老宅被银行查封的事，你知道吗？”
徐鹏脸上的笑淡了一点：“那个事我不清楚。”
“不清楚？”我看着他的眼睛，“那房子是我公公留下来的，你从小到大进进出出多少回了，你说不清楚？”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纸收起来，拎起果篮，站直了身体。脸上的笑彻底没有了。
“蒋姐，你一个寡妇，非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我没有说话。他转身往外走，走到巷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再想想。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他走了。
院子里静下来，晾衣绳上的被单被风吹得啪啪响。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车屁股消失在巷子尽头，攥了一路的拳头才慢慢松开。
我低头一看，掌心被指甲掐出了四道血印子。
那天夜里，我坐在堂屋里，拿着那张鉴定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婆婆已经睡了，偶尔传来一两声含混的梦呓。
窗外的风呜呜地响，灌进窗户缝里，吹得灯罩下的光一晃一晃的。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公公的遗像。
照片里他穿着中山装，板着脸，一双眼睛像在看着什么东西出神。
“爸，”我说，“你收的徒弟，有点意思。”
05
第三天一早，我去找了周凯的同学。
姓郑，在区法院对面开了一家小律所，个子不高，戴一副厚眼镜，看着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把手里所有的材料摆在他面前，他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蒋姨，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怎么说？”
“徐鹏已经起诉你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起诉我？”
“诉状已经送到法院了。”他把一份文书推到我面前，“他告你侵害公司利益，说你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窃取公司机密文件。他的诉讼保全申请也批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愣了。
“这还没完。”郑律师看了我一眼，语速放慢了些，“他好像还做了别的动作。你今天早上有没有接到过电话？”
我掏出手机，这才看到周凯发来的微信。他发了一长串，最后一条写着：“妈，我可能要被公司开了。”
我握着手机，指尖发白。
郑律师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满脑子只想着那一条消息：周凯要被开了。
他上个月才付了婚房首付，每个月要还四千多贷款。
他要是真丢了工作，这婚房的月供怎么办？
日子怎么过？
我在郑律师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光线从亮变暗，最后他开了灯，灯光白花花的，刺得人眼睛发酸。
“蒋姨，”他看着我说，“你怎么想的？”
我站起来，木木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又停住了，回头说：“他动作这么快，说明他怕了。他要是不怕，不会去动我儿子。他这一动，反而露了底。”
郑律师愣了一下，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从楼上下来，外面天已经黑透了。
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马路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我沿着马路走了一段，在一棵行道树旁边蹲了下来，双手抱着膝盖，把脸深深埋进臂弯里。
那一刻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的脸。
过了好几分钟，我站起来，抹了一把脸，继续往前走。
回到家里，婆婆站在门口，手里捧着那只搪瓷缸。
她看见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玉宁……你回来了。”
我伸手去扶她：“妈，你怎么站在这儿？外面冷，回去歇着。”
她没有动。她把搪瓷缸塞进我手里，嘴里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缸底有个窟窿……志远说，有窟窿才能透气……”
说完，她的目光又茫然了。她松了手，转身慢慢往屋里走。
我站在楼道里，低头看着手里那只旧搪瓷缸。灯光昏暗，缸子白底上的蓝花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我把它握紧了一些，带进了卧室。
06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把搪瓷缸放在枕边，借着床头灯的光，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一遍。
缸子外面的搪瓷掉了好几块，露出生锈的铁皮。
我把它翻过来，看缸底。
底部内侧有一条极细的裂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凑近了，对光一照，裂痕里头嵌着一点暗红色的东西。像印泥。
我拿指甲尖轻轻刮了一下。
干硬的碎屑落在桌面上，暗红色的，带着一点陈年油光。
我这会儿才弄明白，婆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有窟窿才能透气。
这道裂缝就是窟窿，裂缝里嵌着的东西，就是当年被人在缸底磕印章时留下的印泥残迹。
第二天一早，我抱着搪瓷缸去了郑律师的办公室。
他拿放大镜看了半天，又拿缸子里的废印章跟公司注册文件上的印痕做了对比。
他放下放大镜时，手指头微微发抖。
“蒋姨，你看这儿。”他把两份文件并排摆在我面前，“公司注册文件上盖的公章，跟这缸子里印章的磨损痕迹，能对上。我怀疑徐鹏当年注册公司时用的公章，就是从这只缸子里拿的。”
“你的意思是……”
“还有。”他把缸子翻过来，指着底部那道裂纹，“印泥渗进裂缝里，说明有人用力在缸底磕过章。这种裂纹是使用不当造成的，不是年久开裂。”他把放大镜放下，看着我，“换句话说，有人偷了章，伪造了文件，然后又把章放回了缸子里。”
我抱着那只搪瓷缸回了家，把它锁进了衣柜最里面的抽屉里。
坐在床沿上，我盯着衣柜的门看了很久。
脑海里的碎片慢慢往一块凑，像一块被撕开的纸，边缘恰好能对上。
公公病重的时候，徐鹏天天守在床边。
他那时候忙前忙后，伺候屎尿，给多少钱都不干的事情他全干了，说是报恩师栽培之恩。
现在想起来，那些都不是白干的。
他是为了那把钥匙，那只柜子，那枚章。
下午，我去了郝为民家。
郝为民是公司的老会计，公公在的时候就跟着干，一直干到退休。
我这是第六次来找他了。
前五次，他要不不开门，开门了也只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回不一样。
他门口的地上泼了一片红漆，刺鼻的味道老远就能闻到。
他蹲在楼道口，用一张旧报纸在擦地上的油漆，手一直在抖。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是我。
他的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你进来吧。”我跟他进了屋。
他在茶几底下摸索了半天，翻出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很旧，边角都磨圆了，上面沾着灰。
他把纸袋推到我面前，声音沙哑：“你拿走吧。你拿走了，我就轻松了。”
我打开纸袋。
里面是一本手工记账本，纸页发黄，边角卷起，但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
每一笔，哪年哪月，哪笔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记着。
他们用这本账套了一笔安置下岗职工的政府补贴，钱没走公司账户，绕着弯子进了周秀娥亲戚的账户里。
“这些话，你敢跟警察说吗？”
郝为民没有回答我。
他低着头，双手抱着花白的脑袋，肩膀微微发颤。
过了很久，他闷声说了一句话：“我今年六十了，这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亏心事。……你说得对，我不能再亏下去了。”
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楼道里黑漆漆的，我摸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下走。那本账贴在我怀里，隔着衣服，烫着胸口。
07
我拿着账本去了经侦大队。
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民警，姓林。
我把账本、鉴定报告、搪瓷缸的照片、郝为民的书面证词一样一样摊在桌上。
林队长一样一样看完，看了很久。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纸的声音。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桌面上。
他看完最后一份材料，抬起头，看着我：“你认识徐鹏？”
“认识。他是我公公的学生。”
“你知道你举报的是什么人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知道。他叫徐鹏。”
林队长沉默了一会儿。他手边的圆珠笔拿起来又放下，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说道：“行，材料先放着，我们研究一下。”
从经侦大队出来，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仰头看了看天。
太阳很大，晒得人睁不开眼睛。
我的口袋里还装着那张社保申请单，边角已经被磨得起了毛。
我把它掏出来，看了一会儿，又折好塞回去。
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房产中介门口。
透过车窗，我看见徐鹏从车上下来，西装革履，正在跟旁边的人握手。
他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头发梳得油亮。
我合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车子一个颠簸，我睁开眼，那街口已经被甩在身后很远的地方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公公周广福坐在老宅的藤椅上，手里拿着那只搪瓷缸，慢悠悠地喝茶。
他看见我，笑了一下：“玉宁，事情做得对。”我张嘴想说话，又醒了。
天亮了。
我躺着没动，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光，觉得胸口那块石头好像轻了一些。
08
之后的日子，像被人攥着脖子，喘不上来气。
银行账户被冻结，我手里的现金只剩几百块。
婆婆的药断了三天。
我去药店，柜台的店员跟我熟，让我先拿药走，月底再补钱。
我拎着药袋走出来的时候，站在药店门口，看着街上车来车往，站了好一会儿才迈得开腿。
周凯被停职了。他打电话来，声音沙哑：“妈，我这边的公司说让我先休息一阵。……妈，没事，你别操心。”
我嘴上说着没事。挂了电话之后发现自己的手在抖，抖了好一会儿才止住。
那天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了一条缝，看见门外站着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五十多岁，穿着一件驼色大衣。我不认识她。
“你是蒋姐吧？”她笑眯眯的，“我是徐鹏的姐姐，周秀娥。”
我握着门把手，没有让开。
她也不介意，自顾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信封，从门缝里递进来，鼓鼓囊囊的：“蒋姐，你最近也不容易。我弟弟让我带句话，只要你把那些材料拿回来，大家各让一步。你儿子的工作，我们也想办法安排回去。这三十万，你先拿着。”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
她的声音压低了些：“还有，你别忘了，你婆婆的药费是从你卡里出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谁来照顾老太太？话我就说到这里了，你自己想清楚。”她把信封放在地上，转身上了楼梯。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站在门后面，盯着地上的牛皮信封看了很久。
最后蹲下来，把它捡起来。
摸了摸厚度。
我把它放在桌上，掏出手机，给郑律师打了个电话：“徐鹏托他姐姐给我送了三十万。”
“你收了？”
“收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蒋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我说，“但我得先让我婆婆吃上药，让我儿子把房贷还上。这笔钱我一分都不会动，法院怎么判，我怎么还。”
挂断电话，我把信封锁进柜子里，和那只搪瓷缸放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踏实。枕头下面什么都没有，但心里头好像有了底。
09
过了几天，林队长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一趟。
我走进他办公室时，他正在泡茶。看见我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徐鹏那边有动静了。”他开门见山，“他的人试图销毁账本原件。我们查了，他姐姐周秀娥前几天去了一趟郝为民女儿家，说是慰问老人，实际上是去翻人家电脑。”
我的心提了起来：“找到了吗？”
“郝为民说他把证据做了备份。我们核实了，他女儿电脑里确实有一份扫描件，跟原件能对上。”
我靠在椅背上，好一会儿没有动。
原来郝为民上次说“你拿走吧我就轻松了”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
他早知道徐鹏会找人去翻他女儿的家。
“还有，”林队长递给我一张纸，“周秀娥试图拿走的那枚公章比对样本，我们提前做了提取。开庭的时候，这个证据够用了。”
我看着那张纸，上面是一枚红色印章的印痕，边缘模模糊糊的，但中间的字迹很清晰：周广福印。
我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从经侦大队出来，太阳很大，暖洋洋的照在身上。
我路过一家包子铺，买了一个菜包，热乎乎地咬了一口。
站在路边吃包子的那几分钟，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包子。
一周后，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徐鹏。
那天早上，我在街上扫落叶。
旁边两个阿姨在聊天，一个说：“你知道吗，嘉恒建筑的徐总被逮进去了，听说是骗贷款的事。”另一个压低了声音：“听说是他以前师父的儿媳妇去告的。那女的厉害着呢。”
我低着头，把落叶扫进簸箕里，没有接话。下午，郑律师来电话：“蒋姨，开庭时间定了。”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慢慢往西斜。
光线从金黄变成橘红，洒在晾衣绳上，把被单染成了暖色。
婆婆在屋里睡着了，呼吸声均匀而绵长。
我起身，给公公和亡夫的遗像各上了一炷香，然后站在遗像前，说了一句话：“爸，你那个学生，我替你管了。”
10
开庭那天，我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是周凯媳妇给我买的。她说：“妈，头回上法庭，得穿得正经点。”我照着镜子看了看，觉得还行。
法庭里人不多。
徐鹏站在被告席上，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乱。
他看见我，眼神停了停，又移开了。
他的律师在法庭上很凶，反复强调婆婆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
法官敲了敲法槌，让双方克制。我坐在原告席上，掌心全是汗。郑律师坐在边上，递给我一杯水。我没有喝。
最后，法官问：“原告，你还有没有新的证据？”
我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一只旧搪瓷缸。缸子外面缠着透明胶带，底部的裂纹和暗红色印泥清晰可见。我说：“有。”
我走到法台前，把搪瓷缸放在上面，放得很轻，像放一件会碎的东西。
法庭里很安静。
我听到法官翻材料的声音，一页一页，沙沙地响，像秋天的落叶刮过地面。
判决书是第三周下来的。徐鹏犯职务侵占罪、骗取贷款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周秀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民事部分确认“股权代持协议”系伪造，我名下70%的股权合法有效。
郑律师告诉我这个结果时，正在吃盒饭。他放下筷子，推了推眼镜：“蒋姨，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吗？你一个人，把一家公司拿回来了。”
我没有说话。我坐在律所门口的台阶上，晒着太阳，手里握着一张纸。纸上打印着几个字：广福建筑。
那天下午，我开了一个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里的职员看着我，有人好奇，有人警惕，有人窃窃私语。
我站到长桌的一头，把那张纸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话：“公司改个名字。以后不叫嘉恒了，叫广福。”
没有人反对。
散会后，我去了一趟郊外的坟地。
公婆合葬的坟前又添了一块碑，是周志远的。
我把那张更名通知书在坟前展开，对着碑上的名字看了很久。
风把纸吹得哗哗响。
我蹲下来，用打火机点燃了纸的边角。
火苗舔着纸边，慢慢烧上来。纸页卷曲，变黑，化作一片片灰烬，转着圈飞起来。我在碑前蹲了很久，也没有哭，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
回去的公交车上，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
我靠在椅背上，半睡半醒，觉得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松了下来。
手机响了一下，我眯着眼看了一眼，是周凯发来的消息：“妈，新公司的财务打电话来说，您之前的社保补助补上了。退休金下个月就开始发。妈，你今天吃了没？”
我把手机放进兜里，没有回。
车窗外，路边的树叶黄了大半，秋天到了。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合上眼睛，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
阳光照在脸上，暖得像一双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