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来，楼道里橫着我的床。
床垫歪在半边，被褥拖到地上沾了灰。
我愣了一下，侧身挤过去，看见我的房门敞着，里面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宋惠萍的声音又尖又亮，笑着说碰。
我走到门口，看见我住了快两年的房间已经变了个样。
床没了，衣柜被挪到墙角，母亲的樟木箱被堆在杂物间门口，箱盖半开着。
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蹲下去翻看里面的东西。
翻到底，那枚金戒指不见了。
客厅里麻将声还在响，我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有点发软，转头看向阳台。
父亲于德宁端着茶杯站在那儿，背对着屋里，肩微微缩着，像是怕听见什么似的。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翻到那张拍了快两年的租赁合同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开房东曹阿姨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
曹阿姨，月底我不续租了。
打完这行字，我站在楼道里，四周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又一下。
房间里麻将声还在继续。我把手机收起来，弯腰把床垫从地上掀起来，一个人扛着，从楼梯间一步一步搬了下去。
宋惠萍是四年前搬进我家的。
那时我刚找着现在这份工作，在城南一家文具公司做行政，工资说不上高，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我爸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年轻时候骑摩托车摔过一跤，腰椎落了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腰来。
我妈走得早，留了句话，让他别亏着自己。
我放心不下他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就拿出攒了两年多的积蓄，在城南租了这套两居室，把他接过来调养。
宋惠萍是那时候出现的。
她在老屋隔壁巷子里开小吃店，我爸常去那儿吃早点，一来二去就好上了。
我见过她几面，五十出头，烫一头小卷，讲话嗓门大，做事利索，对谁都笑眯眯的。
我爸说想跟她搭伙过日子，我没反对，想着有人照顾他也好。
她进门那天提了两大袋菜，撸起袖子就进厨房忙活，饭桌上不停地给我爸碗里夹菜，一副当家主妇的架势。
我那时还觉得挺好的，家里多了个人气。
没几个月，她儿子于峻熙也搬了进来。说是补习班离这边近，住一段就走。这一住就是四年，再也没有搬走的意思。
房租的事我从没跟人提过。
房子是用我的名字租的，合同签了两年，每个月三千二的房租从我工资卡里划出去，房东曹阿姨每月一号准时来收。
宋惠萍问过几次房租多少钱，我说曹阿姨这人厚道，收得便宜。
她便不再追问，大约是觉得这房子是于德宁掏的钱。
我也没解释，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宋惠萍开始慢慢把自己当成这屋子的主人了。
先是客厅里的摆设按她的喜好换，沙发套、窗帘、茶几上那盆假花，全是在她光顾的那家小商品市场买的。
然后是厨房，她嫌我做饭清淡，说她儿子正长身体要多吃肉，把炸锅铲子换了一茬，连我妈留下的那口老铁锅都收进了柜子最底层。
我那天翻柜子找锅，摸到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锅时，愣了好一会儿。
我爸站在旁边轻声说了句，用新的吧，那口锅太老了。
我没吭声，把铁锅从柜底拎出来，洗净擦干，挂回了厨房墙上。
那口锅是我妈用了二十多年的，锅沿包着一层锃亮的油光，是她一天三餐炒出来的。
宋惠萍下班回来看见了，说，一口破锅挂那儿多难看，回头我给你收起来。
当天晚上，那口锅就不见了。
我去问宋惠萍，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头也没抬，说，我送给楼下收破烂的了，留那儿也是占地方。
我站在客厅中央，手攥了松开，松开又攥上。
我爸坐在饭桌前低头剥花生米，一颗一颗地剥，手抖得厉害。
我最终什么也没说，回了自己房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盯着天花板，想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想明白。
后来越发过分。
宋惠萍把老屋的小吃店盘了出去，说是年纪大了不想操劳，成天待在家里。
她在家待着也是闲着，下午便开始招呼人打牌。
起初还有收敛，一星期打个两三回，后来天天人不断。
客厅坐不下，她便打起了我房间的主意。
那天我下班回来，楼道里横着我的床。
于婉婷我妈留下的樟木箱被搁在杂物间边上，箱盖半开着。
我蹲下身翻看里面的东西，翻到底也没摸到那枚金戒指。
戒指是我妈留下的，她结婚时外婆给她打的，戴了几十年没摘下来过，走之前从手上退下来放在枕头底下，说留给将来的儿媳妇。
我一直收在樟木箱里，从老屋搬到这里，一路都仔细护着。
麻将声从我房间里传出来，宋惠萍的声音又尖又亮：“碰！哎呀我这手气。”我推门进去，屋里烟雾缭绕，三个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看我，宋惠萍坐在我曾经放书桌的位置，手里攥着一把牌，笑着说：“哟，回来啦？这屋子太挤了，我让她们来热闹热闹。你那床我先给你挪出去了，你看你啥时候有空，把东西收拾收拾。”
她说完又低头看牌，好像刚才那些话只是顺嘴一提，与我这个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我站在门口，感觉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
环视了一下房间，书架被挤到角落，我的书被一摞摞码在地上，摞得很高，像是随时会塌。
窗台上那盆我妈留下的吊兰，叶子蔫蔫地垂着，花盆边缘缺了一块。
我问：“我的戒指呢。”
宋惠萍手里的牌顿了一下。
她没有抬头，声音依然带着笑：“什么戒指？你妈那破箱子里的吧。旧东西谁知道放哪儿了，丢了就丢了呗，值不了几个钱。”
同桌的一个女人接了话茬：“就是，年纪轻轻计较这些。你妈都走多少年了。”
旁边有人笑起来。
我听着那笑声，指甲嵌进掌心。
我没再说话，转身走出门去。
走到阳台，我爸在抽烟，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
他见我进来，赶紧掐灭烟头，动作有些局促。
“爸，我的戒指让她们弄丢了。”我声音很轻。
“那个……你阿姨说她会找找，她就是性子粗了点，没有别的意思。”他说这话时没敢看我的眼。
“这房子是我租的。”我又说了一句。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却只叹了口气：“她是你妈，你就不能让着点？”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间不想再多说一个字的委屈。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开相册里那张拍的租赁合同：照片拍得有些模糊，但名字能看清，承租人：于婉婷。
付款记录一条条排在下面，三千二，三千二，三千二，二十四个月。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
宋惠萍和她姐们打牌到深夜，方才散了。
凌晨三点多，四周终于静下来。
我打开手机，点开房东曹阿姨的对话窗口，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打出来一行字：曹阿姨，月底我就不续租了。
消息发了出去。
几分钟后，曹阿姨回了消息，是个问号。
我又打了几行字：房间月底空出来，您房子可以收回去重新租。
押金您看怎么扣，该扣多少扣多少。
没多久曹阿姨回了一条语音，我点开来，听见她略带困顿的声音：“怎么啦？住得好好的，是家里出什么事了？你阿姨又闹啦？”我没回复她，隔着天花板与墙的阻隔，我听见楼下宋惠萍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响亮的鼾声。
那一夜，我感觉自己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宋惠萍一大早就没了人影。
我起床时，厨房锅里留着剩粥，桌上放着两根油条，父于德宁坐在桌边剥着鸡蛋。
他看见我出来，像往常那样轻轻招手：“过来吃早饭。”我走过去坐下来，没动面前的粥。
“爸，我月底要搬走了。”他剥鸡蛋的手停在半空中，蛋黄从裂缝里渗了出来。
“你阿姨就是嘴硬心软，”他的声音很轻，语气没有底气，“你再忍段时间，她会改的。”我端起那碗寡淡的白粥，喝了一口，温热淡薄的味道顺着喉咙滑下去，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放下碗筷站起身，推开了我房间的门，床铺已经从楼道搬了回来，立在墙角，床板歪着像块伤疤，衣柜被推到了房间正中央，宋惠萍把我的书和杂物一股脑装进垃圾袋，搁在了门口。
我蹲下身翻开母亲的樟木箱，箱子里的东西又少了一样。
那对银耳环也不见了。
上次戒指失踪时我报了警备了案，戒指隔日回来了。
这一次，我没有去宋惠萍面前问，也没有报警。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我要报案，家里的银首饰丢了，之前也丢过一次……”接电话的民警问了些细情，说今天出警，让我整理一下丢失物品清单。
我趴在桌上写，歪歪扭扭地列了三样，金戒指，银耳环，翡翠镯子。
樟木箱里到底还有没有那只镯子，我记得是有的，母亲戴过好些年，后来收进了箱子底。
我写下这些东西时心很静，像是为一件终将会来的事做着准备。
傍晚宋惠萍才回了家，看见派出所民警像阵风一样上了门，她愣了愣。
民警问她：“你是家里的长辈吧？”她点头：“对，我是他妈。”我站在旁边说：“是我继母。”民警把报案记录递给她看，说：“家里丢了几件物品，需要登记一下。”宋惠萍的脸色迅速变了，嘴唇有些发白，嘴上却笑着：“哎呀这事儿闹的，小姑娘家丢三落四，我把她东西收起来了，忘记告诉她。”她回到自己房间，翻箱倒柜，过了一会儿，那枚金戒指被放在客厅茶几上。
银耳环也放到茶几上。
唯独没提镯子。
晚饭时大家坐在一起。
我没看茶几一眼，只夹着面前一盘青菜，一块一块放进碗里慢慢咽。
宋惠萍看了我好几眼，最终也没吭声。
坐在我侧对面的父亲低着头吃饭，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
隔日下午，我趁着宋惠萍出去打牌的空当，领曹阿姨来看房。
曹阿姨六十出头，圆脸，短发染得乌黑，穿一件枣红色外套，像个典型的小区阿姨。
她一进门，先皱了皱眉，客厅里茶几上还摆着前一夜的瓜子壳和没洗的杯子。
她鼻子微微抽动：“这烟味够大的，天天打牌？”我没有接话，领着她走进房间，打开门，里面的床已经拆了半边，靠在墙边，地上摞着一堆脏碗，还有个没收拾的烟灰缸。
曹阿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回头看我，目光里带着复杂的神情：“你就住这儿？”我说：“以前住这儿，月底搬走，把房子给您腾干净。”曹阿姨原地站了，半晌，说：“你说得对，这房子该收回了。”第二日周一一早，我坐公交去看了几套出租的小套间，中介是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领着我爬了六楼看了一套一居室：客厅连着厨房，转身都困难，窗户朝北，采光一般。
但我看了一眼，便定下了，第二天就签了合同。
房子在小区的最后一排，楼下有棵老槐树，夏天应该挺遮凉。
我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拿上钥匙，第一趟走的时候只背了一个双肩包。
把母亲留下的能带走的东西都收进樟木箱里，对着清单点了一遍，确认东西都在，然后搬下楼装进出租车。
第二趟我拉了两只行李箱。
那些日常的衣物、旧的被褥、用顺手的书和笔记，一件件从那个房间里拎出去。
一周后，我的那个房间只剩了一张空床，半面空柜子，和几件我不要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走进那间屋子，窗台上那盆吊兰还在，叶子还是没有精神。
我把它端了下来，浇了点水，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留在那儿了。
客厅里的麻将桌已经支了起来，仿佛从来没有停止过似的。
又过了两天，晚饭时，宋惠萍的筷子往桌上一拍。
“你最近总往外跑，什么意思？”她声音不大，但语气不容置疑，“你那房间还空着，是不是打算长住了？这屋子还要不要给小峻腾出来结婚用啊？”我没有说话，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
“你这人，跟你说话呢！”她提高了音量，“你爸身体不好，小峻也大了，得有个自己的屋。你一个姑娘家，在外一个人住也正常。总不能赖在家里一辈子吧。”我放下筷子，看着她说：“好。”她愣了：“什么好？”
“我搬走。”我轻声说，“这周日就走。”她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痛快，愣了片刻。
她看了我爸一眼，他低着头吃饭，一言不发。
她很快恢复了表情：“那行，房间我也就不给你留了。”我点了点头，站起身，把碗筷放进水槽里。
周日中午，我把最后一只行李箱拉链拉上。
行李很少：两箱四季衣裳，一箱母亲留下的东西，一箱书。
我站在客厅里，环顾了一圈住了快两年的房子，目光从客厅墙上的假花挪过，茶几上那盆缺了一角的吊兰，厨房墙上那口空出来的挂钩。
父亲于德宁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看，播音员的声音机械地响着。
我把钥匙摘下来，放在鞋柜上。
“爸，我走了。”我说。
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我拎起行李箱，推开门，阳光忽然涌进来，刺得我眼睛微眯了一下。
宋惠萍的声音从房间方向传来，带着藏不住的笑意：“小峻，妈跟你说，这房间回头给你装修成婚房……”
我把门轻轻带上，那后半截话被隔断在门内。
下了楼，站在小区门口，我抬头看向三楼那扇窗户，淡绿色的窗帘后面隐约有人影晃动。
一辆出租车鸣了喇叭。
我收回目光，拉开车门坐进去。
“师傅，麻烦到城南花园。”车子发动的时候，后视镜里的那栋楼越来越远，某个窗户后面似乎有人影晃了一下，随即缩了回去。
晚上七点，宋惠萍的麻友们如约而来。
门铃响起来时，她正在厨房烧水，朝屋里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她小跑着去开门，脸上挂着客套的笑：“哟，来啦，三缺一等你们半天了。”门一打开，笑容凝在脸上。
门外站着的是曹阿姨，穿着那件枣红外套，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臂弯里夹着一个牛皮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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