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什么要一直北伐？明面上的理由写在《出师表》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还有一个理由他没写出来。
如果他停下来，蜀汉内部那几股力量，立刻就会翻上来。李严、魏延、杨仪，这些人没一个是省油的灯。有北伐这面旗在，他们的劲还朝外使。旗一倒，他们准得先把自己人撕了。
李严是刘备托孤的副手。《三国志·李严传》写得清楚，章武三年刘备病重，召诸葛亮和李严到永安，“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还给了李严一个“统内外军事”的名义，留镇永安。
这个安排的意思很明白：诸葛亮管政务，李严管军事，一文一武，互相牵制。但李严是东州派的头面人物，诸葛亮是荆州派的领袖，两拨人从根子上就不是一条心。
田余庆先生在《李严兴废与诸葛亮用人》里分析过这件事，他说刘备搞“亮正严副”的本意，是让荆州新人和东州旧人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但实际操作中，李严这个副手跟诸葛亮之间根本没有缓冲地带。建兴九年，诸葛亮出兵祁山，让李严督办粮草。赶上连天大雨，粮草运不上去，李严派人去前线说粮草接济不上，请诸葛亮撤军。
诸葛亮答应了，退兵回来。李严转头却故作惊讶：军粮明明够用，怎么撤了？又给刘禅上表，说诸葛亮是“伪退”，是为了诱敌深入。
诸葛亮把他前后写的书信全部拿出来对质，李严“辞穷情竭”，低头认罪。《华阳国志》记这件事只用了几个字：“亮怒，表废平为民，徙梓潼。”李严被一撸到底，赶出成都，四年后在梓潼激愤而死。
李严倒了之后，蜀汉内部少了一个能跟诸葛亮分庭抗礼的人。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被压住了。诸葛亮活着的时候，李严、魏延、杨仪这些人各怀心思，但谁都不敢明着掀桌子，因为北伐的大旗竖着，所有人的精力都朝外使。诸葛亮一死，那面旗就没了。
魏延和杨仪之间的梁子，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个征西大将军，一个丞相长史，两人“有如水火”。诸葛亮不是不知道，但他“不忍有所偏废”——不忍心偏向任何一方。这种“不忍”，说白了就是没有办法。
诸葛亮死在五丈原之后，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意思是仗还得打，他接着来。杨仪不服，两人各自上表说对方谋反。刘禅分不清真假，问蒋琬和董允，两人都说杨仪可信。魏延被马岱追杀，三族被诛。
杨仪杀了魏延之后，以为自己该接班了，结果诸葛亮生前定的接班人是蒋琬。杨仪咽不下这口气，发牢骚说当年还不如投魏。这话传到刘禅耳朵里，杨仪被废为庶人，入狱自杀。两员重臣，就这么没了。
这里得提一下蜀汉的国力底子。《三国志》里陈寿给蜀汉算过一笔账：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兵十万二千，吏四万。不到百万人口养着十四万多吃财政饭的。
诸葛亮北伐，确实把财政压到了极限。但如果他不北伐，这十万兵干什么？屯在汉中养老？汉中那地方养不了这么多人，朝廷得从成都往北边运粮，成本一样高。更重要的是，一支不打仗的军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将领闲下来，就会琢磨别的事。
蒋琬和费祎执政那几年，没有大规模北伐，结果呢？蒋琬想造舟船走水路攻魏，费祎拦着不让，两人之间也有了分歧。费祎后来被曹魏降人郭循刺杀，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蜀汉内部的安全防线，早就不那么牢靠了。
明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过，诸葛亮出师北伐，攻是手段，守才是目的。但王夫之没往下说透的是，北伐的“守”不只是守国土，也是在守内部秩序。一个政权如果失去了外部敌人，内部的敌人就会浮出来。诸葛亮自己大概也清楚，所以他在《出师表》里反复讲“汉贼不两立”，把曹魏树立成绝对的敌人。这个敌人越明确，蜀汉内部的分歧就越容易被压下去。
诸葛亮死在五丈原之后，蜀汉又撑了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里，蒋琬和费祎基本就是守成，不打大仗，但也没让内部彻底失控。直到费祎死后，姜维掌兵，谯周写《仇国论》公开反对北伐，益州本土派终于憋不住了。
蜀汉灭亡前那几年，朝堂上的分裂已经摆到了桌面上：姜维在外面打仗，谯周在成都劝刘禅投降。两种声音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到最后邓艾兵临城下，刘禅问计于群臣，谯周力主投降，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要打。
从李严到魏延杨仪，再到谯周和姜维，蜀汉的内部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是在诸葛亮时期被北伐压住了，在蒋琬费祎时期被守成拖住了，到最后终于全部爆发。
如果诸葛亮从一开始就选择不北伐，把精力全放在内政上，这些矛盾不会消失，只会更早、更直接地暴露出来。一个没有外部敌人的政权，内部的敌人是最难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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