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英国伦敦一家医院里，58岁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躺在病床上。她已经被确诊为胃癌晚期，手术风险极高。就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她留下了一份遗嘱：自己的著作收入，全部交由朱德处理。
这份遗嘱最令人意外的地方，不只是“遗产留给外国人”，而是史沫特莱没有把钱交给亲属，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她指定的受托人，是远在中国的朱德。
这并不是一时冲动。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困家庭。她很早就接触到生活的艰难，做过报童、女佣、卷烟厂工人和推销员。贫困没有磨掉她的求知欲，反而使她对底层劳动者的处境格外敏感。
成年后，她进入新闻行业，开始为穷人和被压迫者发声。她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也因此受到当局压制。后来，她在欧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她而言，记者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拼接消息，而是要走到普通人中间，弄清事实究竟是什么。
1928年，36岁的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她先在上海生活多年，采访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逐渐认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国民党方面不断向她描述共产党的“凶恶”，可她没有照单全收。
她坚持实地调查。
在上海接触民众后，史沫特莱发现，许多普通人对红军的评价，与国民党宣传中的形象并不相同。一个外国记者要在复杂局势中辨别真相，靠的不是立场口号，而是亲眼所见。这种工作习惯，也决定了她后来一定要去延安。
1937年1月底，在丁玲陪同下，史沫特莱抵达朱德所在的司令部。她原本以为，八路军总司令应当穿着考究、威严十足，没想到眼前的朱德只是穿着一身旧蓝布棉衣，朴素得像一位乡村老人。
朱德见她进门，起身握手，态度十分亲切。史沫特莱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打破了她对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想象。她很快提出请求：“请把您的经历讲给我听，我想让全世界知道。”
朱德没有讲豪言壮语，而是从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谈起。他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母亲曾靠给人洗衣维持生计。史沫特莱发现，这位统率部队的将领，身上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气质，也正因此更容易理解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
此后，两人形成了定期交谈的习惯。史沫特莱带着纸笔采访，朱德则把个人经历、军队生活和革命道路讲给她听。语言不通时，双方借助翻译，有时还使用德语和英语。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内容也从个人命运扩展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处境。
有意思的是，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书斋式采访。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跟随八路军活动，要求到前线观察。途中她曾从马上摔下，脊背受伤，休养后仍赶往山西。面对战场危险，朱德曾劝她离开，她却认为，只有接近战士和百姓，才能写出真实的中国。
后来，朱德考虑到日军调集重兵进攻，要求她转往汉口继续工作。史沫特莱虽然不舍，还是服从安排。她明白，记者留在后方，同样可以发挥作用。离开前，她向朱德表示，自己会继续向国外介绍中国军民的抗战。
这份承诺，她一直没有放弃。
史沫特莱离开抗日前线后，积极为八路军募集药品和经费，也向海外社会介绍敌后抗战。她甚至设法推动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捐款。她的身份是外国记者，却把大量精力用在中国军民的生存和战斗上。
抗战胜利后，她返回美国，继续支持中国革命。美国当局对她的活动并不欢迎，她受到监视和经济上的压力，还被扣上“苏联间谍”等政治帽子。生活越来越困难，但她仍然写作，试图把朱德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形象介绍给美国读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沫特莱得知消息后十分激动，曾写信给朱德，表达希望重返中国的愿望。她当时已身处困境，却仍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极大的安慰。
不久，美国方面批准她前往西欧。她抵达英国后，本想通过中国驻英机构协助回国，身体却突然恶化。检查结果显示，她患有胃癌，必须接受手术。医生无法保证成功，她也清楚，手术意味着一次生死赌局。
遗嘱便是在这个时候留下的。史沫特莱提出，自己的骨灰应送到中国，和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安葬在一起；她的著作收入，则交给朱德处理，用于建设新中国。这里的“全部遗产”，主要指她作品的版税和相关收益，并非巨额私人财富。
1950年5月5日，史沫特莱接受手术。5月6日，她因术后急性循环衰竭在伦敦逝世。她终究没有等到回中国的那一天。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史沫特莱的骨灰被送到中国。朱德为她题写墓碑：“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这位美国记者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以几十年的行动，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位特殊而坚定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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