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要枢纽，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与发展史上地位十分突出。为系统梳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网络、文化传播脉络，挖掘固原区域在丝路文明中的独特历史地位，深化丝路文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联动，推动文物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由中国唐史学会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宁夏文化保护中心（岩画研究中心）协办的“丝绸之路暨隋唐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6年8月14日至17日在固原举办。
大会开幕式于8月15日上午举行，由宁夏固原博物馆张强馆长主持。开幕式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玉进表示，固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咽喉要道，是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与西域文明交汇叠合的核心枢纽，留存下固原南郊粟特史氏家族墓等一大批珍贵考古遗迹，见证了中古时期东西方商贸往来、族群迁徙与文化交融的壮阔历史。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胡耀飞提出“固原学”概念，认为其研究范围应当包括先秦到当下的固原区域，其研究基础应囊括古今固原所有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其研究目标则是挖掘固原历史文化，阐述固原时空定位。并且期待能够在“固原学”概念的基础上，以更加严谨扎实的研究，解码丝路固原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学术质量。
此次会议征集到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100余篇论文，按照主题相关性和学术水平，共选出40余篇论文参与分享交流。大会设主旨报告和“隋唐固原的政治军事与交通社会”“隋唐固原的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两个分论坛。内容涉及隋唐原州政治、军事、考古、宗教、文化等领域，综述如下。
与会学者合影
一、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分上下两场，共五位学者发言。上半场有两位学者发言，由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高启安教授主持。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市来弘志教授从“作为农牧交错地带的固原地区”和“作为‘农牧交错地带上的首都’的固原地区”两个维度探讨了固原地区作为历史上农牧交错地带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固原地区作为农耕与牧业交错的“农牧边界地带”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地理特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游牧民族势力与农耕王朝之间的接触、对立与融合，是对中国西北史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地区。韩国敦煌丝绸之路学会会长、又石大学全弘哲教授以宁夏固原和朝鲜半岛新罗地区出土的各类“鎏金银壶”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得出东西方文明交流并非仅仅是两大文化圈之间简单的双向互动，而是通过欧亚网络多节点串联、多元文化交融形成的动态历史进程，展现了公元4至6世纪间技术、艺术与权力秩序在欧亚大陆深处的广泛传播。
下半场共三位学者发言，由韩国又石大学全弘哲教授担任主持人。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部特聘石晓军教授从全球史和区域史的视域和角度出发，认为从长时段、大视野来看，欧亚大陆东部存在三大文化带，分别是狩猎采集—游牧文化带、农耕文化带，以及海洋文化带。此外，在三个文化带之间还存在两大文化接触和迁移地带，即狩猎采集—游牧文化带和农耕文化带之间的农牧交错地带，以及农耕文化带和海洋文化带之间的陆海境界。而作为链接汉唐都城与欧亚大陆中西部要冲和桥梁的原州则是这一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沿热土之一。高启安教授对“河西走廊”的东段是乌鞘岭一说提出质疑，进而从“河西走廊”的概念、地理形势、人文历史等多个角度分析论证“河西走廊”东段应在靖远、景泰县一线的黄河古渡鹯阴、索桥、盐寺等处。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研究员对唐代重修“原州城”一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后认为元载、杨炎等人三次上疏修筑原州城未果是由多重复杂原因所致，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在战略、政治和军事等层面的全面困境。弃修原州城本质上是大唐帝国中央权威衰落、战略视野局限与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同时也标志着唐朝已经失去开拓进取的雄心、彻底转入被动防御阶段。
会议现场
二、隋唐固原的政治军事与交通社会
原州山川形胜险固，自北朝以来已是兵家必争之地，至隋唐时期，原州更是成为屏障突厥、吐谷浑以及吐蕃等少数民族入侵，护卫京师长安的边防重镇，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此次分论坛一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聂顺新担任召集人，主题为“隋唐固原的政治军事与交通社会”，分上下两场举行。其中上半场共9位学者发言，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牛建州担任主持人，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研究员担任评议人。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的研究聚焦于初盛唐时期的原州，分别从原州长官的社会身份、任前宦历与功绩、文武性格、跟朝廷的政治关系、迁入官职、迁转官历、在官僚体质中的角色、担任性质以及官员的品德才能和履职情况及功绩等多个角度详细论证了初盛唐时期历任原州刺史和都督的政绩。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志华利用历史文献并结合出土碑志等文物资料，考证辑补出唐代在原州和灵州两地共设有8个折冲府。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牛建州聚焦唐代泾原镇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指出该镇作为京西北防线的重要组成，在御边、拱卫京师及制衡吐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指出泾原镇的兴衰反映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动态互动，同时也折射出藩镇体制在维系政权与应对外部威胁间的复杂张力。北京市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管理处科员胡献漳对晚唐时期“灵武节度使”别称“灵威节度使”进行考证之后认为灵威节度使的出现与宣宗收复三州七关后，朝廷将长乐州更名为威州，隶属朔方灵武镇有关。“灵威节度”正是“朔方、灵、威等州节度”的简称，因此也成了威州并入灵武镇后的阶段性别称。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生杨博士以原州都督府三郊镇副将《杨履庭墓志》为中心，考证了杨履庭的家世与生平以及其参加永隆二年和突厥战争的细节，通过墓志勾勒出唐军在战争胜利之后有军赏不公的行为。宁夏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助教张宏认为原州防秋是在安史之乱后边兵东调、吐蕃东扩的形势下，唐朝利用原州“陇山之襟带”的地理优势，逐步构建起以神策军为主导、诸道防秋兵为辅助的灵活防御体系。他发现原州防秋兵的发展历经了大历初创、贞元鼎盛以及元和以降逐渐瓦解的三个阶段，并指出原州防秋体系的崩解，不仅是唐朝军事部署的空间转移，更标志着唐廷的西北战略发生了由积极防御向消极收缩的根本性转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凯宁以碑志资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系统梳理了马璘的世系和家族兴衰，还原了扶风马氏家族的完整面貌。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汶从认知史视角出发，讨论了有唐一代人们对原州的认知转向，他指出随着原州的失守，原州在代、德两朝经历了由可经营的战略据点逐渐转为中晚唐诗文中的故土象征。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王培杰以《宇文猛墓志》为中心，指出宇文猛从边镇向中央靠拢的历程反映了北朝末期“豪族中央化”的趋势。同时其本人的最终结局可被视为是“豪族中央化”失败的典型。
论坛下半场共8位学者发言，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孟银鸽担任主持人，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担任论文评议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唐均教授以宁夏固原出土的《史射勿墓志》为中心，通过对墓志即三代男性人名的粟特语源考证，揭示了隋唐固原粟特史氏家族华化的内在动因。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聂顺新副教授以《梁元珍墓志》为中心，通过对墓志的再研究，指出志主应为处士而非隐士，夫人也应属于弘农杨氏和范阳卢氏中势力微弱的房支。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梁家的宗教信仰问题。上海海关学院海关史研究院讲师董强以“亦禁亦通”为核心分析概念，考察唐代原州七关如何在禁限职能与流通需求之间维系动态平衡，以及这种运行实态如何塑造边地经济形态与蕃汉关系。西吉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苏正喜通过传世文献与实地考察确认了西瓦亭古城应位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镇明荣村。纠正了学界将瓦亭与西瓦亭视为同一古地名的认知误区。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刘勇以墓志、石刻等材料为中心，讨论了流寓岭南的高平（固原）申公房李穆家族的世系情况以及原因，并对岭南李氏家族的归藏和婚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进而指出具有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数代人深度参与了岭南社会的塑造。宁夏固原博物馆陈静静馆员对固原地区发掘出土的墓葬及其壁画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进而指出固原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中山大学孟银鸽以“资源史”为视角，考察了晚唐至宋初乌池、白池与京西北地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唐、五代及宋夏之间虽然政权频繁更替，但围绕乌池、白池形成的资源组织方式及其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硕士生白沙以隋唐遗存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萧关道交通线路变迁与功能演化，并从军政、丧葬、石刻、宗教四大维度考释了沿线遗迹，总结其空间分布与时代演变特征，阐释其承载的多重丝路历史价值。
以上学者的研究严格围绕“固原（原州）”这一核心区域展开，时间跨度集中在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共同构建了一个特定时空的学术拼图。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以小见大”的微观实证功底扎实。如胡献漳考证灵威节度使别称、苏正喜通过实地考察纠正西瓦亭的地理位置，无不体现严谨的史学考据功夫，很好地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细节空白。其次，新材料与新视角的开拓性强。如李汶从“认知史”的视角探讨时人对原州认知的象征意义，孟银鸽从“资源史”视角考察乌白盐池的社会网络，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军事政治史的单一路径，为“固原学”注入了跨学科活力。王培杰提出的“豪族中央化”、聂顺新对“房支”与身份标签的辨析、董强提出的“亦禁亦通”动态平衡概念，表明学者们不满足于叙述事实，而是在尝试提炼具有普适性的历史运行逻辑。最后，长时段与整体观的关怀。虽然以上学者们的切入点较小，皆以固原（原州）为中心，但多数发言如关于防秋兵、泾原镇、萧关道的研究等都紧扣隋唐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裂”等宏大命题，使固原成为观察隋唐时期国势兴衰的绝佳切片。
会议现场
三、隋唐固原的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
固原地处西北内陆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北段之间，是连接中原、西域乃至欧亚各国的交通要冲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同时也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汇的核心地点以及粟特商人往来东西的重要据点。这里宗教信仰复杂多样，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此次分论坛二由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高明教授担任召集人，主题为“隋唐固原的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分上下两场举行。其中上半场共5位学者发言，由宁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陈彦平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宁夏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冯敏教授任评议人。
冯敏教授以“丝绸之路”为背景，探讨固原佛教的区域性特点，将固原置于丝路宗教传播的网络中加以定位。进而指出在这里佛教与固原传统文化、地方历史、民族、儒家思想、道教等逐渐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本土化和区域性特点，即更重视禅修践行以及浓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其中丝路兴衰对固原佛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广州美术学院安琦教授关注固原墓葬出土动物纹样与敦煌壁画的文化关联及当代应用，系统梳理了固原墓葬出土的动物纹样与敦煌壁画中的两类纹样，采用形制谱系比对、文化内涵关联分析等方法，从性质特征、文化内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探讨其功能寓意的传承与演变规律。选题不局限于考古材料的本体研究，更延伸至当代价值的发掘，视角独特，为传统纹样的当代设计转化提供了现实参考。宁夏师范学院陈彦平副教授以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夫妇合葬墓为观察对象，探讨固原隋唐史姓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汉化及祆教信仰遗存。指出其墓葬中的图像除部分未出现粟特本土元素外，多体现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呈现出以“汉文化为主，本民族文化隐形留存”的特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马晓艳馆员则通过对宁夏地区出土15座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系统对比，揭示出宁夏地区入华粟特人华化进程的区域性差异。如盐池何氏华化程度较浅，而固原史氏则显示出高度汉化特征。以上这两篇均以图像为切入点，但前者侧重单一文化遗存中的多元因素，后者侧重跨区域比较，两者视角互补。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子圆从固原地区出土的女性墓志材料出发，讨论唐代固原多民族互嵌社会中的女性身份建构，指出唐代固原女性身份并非单一族属或社会角色的体现，而是在族源记忆、家庭关系与帝国文化秩序交织作用下形成的复合身份。这一研究在粟特男性家族史研究占据主流的格局中开辟了性别与社会史的新视角，值得特别关注。
论坛下半场共七位学者发言，由浙江省博物馆赵梦蝶馆员担任主持人，绍兴大学鲁迅人文学院张建军教授担任论文评议人。
高明教授以固原博物馆藏和合阳博物馆藏舞蹈纹饰扁壶为例，细致分析了北朝至唐舞蹈纹饰扁壶的流变。张建军教授以固原隋代史射勿墓葬入手，探讨北周至隋唐粟特墓葬文化与艺术的转型，研究指出其墓葬壁画题材与艺术风格上承北周雄健遗风，下开唐代精细华美之先河。此外随葬金币等私密葬俗保留粟特祆教信仰传统，形成“制度同构、文化异质”的混生特征。这一研究在时间维度上拉长了观察的纵深，为理解丝路族群文化融合的分层机制提供了典型案例。宁夏固原博物馆副研究员马彩虹则聚焦史道洛墓出土镇墓俑，做专题性的艺术研究。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欧佳聚焦固原隋唐墓出土命妇礼服首饰，揭示出粟特后裔在葬仪中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调适。他指出长期担任军政要职的粟特家族成员更愿意主动接纳中原礼服制度，借以对齐内地士族身份，体现出了明确的汉化策略；同时，当地琉璃工艺背景使首饰在遵循等级规制的前提下形成独特的装饰面貌。这既证明隋唐礼制已完整覆盖西北丝路地区，也呈现出中原礼制与丝路文化双向交融、边地衣冠制度与中央礼制动态互动的复杂图景。赵梦蝶馆员以固原史氏墓与浙博藏白瓷为例，采用跨文化物质研究的视角，进而指出固原入华粟特裔贵族随葬邢窑系白瓷，是其从“西域商旅”向“中原官僚”转型中主动展示华夏认同的物质选择，本意是向中原社会展示自身的华夏认同。而钱宽墓“官”“新官”款白瓷则是地方割据政权向中原王朝表达文化向心力的物质手段。从而得出白瓷在隋唐时期不仅是精美的器皿，更承载着多重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是解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机制的重要物质媒介。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硕士生韦涌洁以固原地区隋唐墓葬铜镜出土状态为切入点，指出粟特官员常用多面小镜维系族群认同并巩固地方权力。汉人平民墓葬则使用实用铜镜反映“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并进一步对南原墓地M25墓主胸部置镜这一特殊葬俗进行发微，认为此置镜方式属于中国早期天山南麓葬俗的“复古”。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硕士生朱文娟对固原博物馆藏唐代史道洛墓出土人面兽身镇墓兽的名称进行考辨，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已发掘出土镇墓兽对比，厘清了唐代明器“四神”所指器物与对应关系，即当圹、当野对应两武士俑，祖明、祖思分别对应兽面镇墓兽和人面镇墓兽，由此确定史道洛墓出土的人面兽身镇墓兽即文献所载的“祖思”。
高明教授指出，隋唐固原区域的民族宗教与艺术文化研究近年来在议题深度、方法路径与学科视野三个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学术转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鲜明趋向：其一，粟特研究持续占据核心地位，但研究重心已发生结构性转移。早期工作多集中于墓志释读、世系梳理与族源判别等基础性议题，而当前学界则更多聚焦于图像程序、葬仪空间、服饰符号与身份策略等深层文化问题，尤其关注粟特后裔在汉化进程中的主动选择与多重认同。其二，物质文化研究的比重显著提升，标志着研究视角从宏观叙事向微观分析的转向。首饰、陶瓷、铜镜、镇墓兽等具体器物不再仅作为类型学编年的标尺，而被视为嵌入社会关系、礼制秩序与审美风尚的鲜活载体。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强调从器物的制作工艺、使用情境与组合关系入手，透视隋唐原州社会的阶层结构、性别角色与跨文化交流实态，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其三，跨学科交叉的色彩日益浓厚，极大拓展了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解释边界。例如，动物纹样的母题溯源与敦煌壁画的风格比较，已具备比较艺术史的系统视野；而对女性墓主身份、妆饰与墓葬空间关系的讨论，则明确引入了性别研究的分析框架，使以往相对均质化的“隋唐边地社会”叙事呈现出更为丰富、异质的面貌。上述趋势共同推动固原区域研究成为理解隋唐时期中原和边疆互动以及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学术场域。
本次研讨会是“固原学”概念首次提出后的第一次系统完整的学术实践的集中展示。极大地丰富了隋唐时期固原区域的历史图景。在政治军事上，深化了对边防体系、藩镇体制与战略转型的认识；在民族宗教上，揭示了粟特华化的复杂路径与佛教的本土化特征；在文化艺术上，推动了物质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礼制秩序等深层议题的结合。此外，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使固原研究突破了地方史志的传统框架，具备了与全球史、艺术史、性别史等前沿领域对话的能力，为区域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正如胡耀飞在闭幕式的学术总结中所说，本次会议做到了真正专业的学术交流，为日后进一步开展“固原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也期待下次能够有关于“固原学”的概念阐释、理论探讨的文章，以使“固原学”研究能够更加系统化、学理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出固原声音，贡献固原力量。
（本文参考了聂顺新、高明分别对分论坛一、二的总结，谨此致谢！）
牛建州（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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